我们还在书中读到，穆罕默德二世①看到土耳其近卫军司令沙桑的部队被匈牙利人冲垮后贪生怕死，逃了回来，便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沙桑二话不说，转过身，单枪匹马迎着敌人的先头部队不顾死活地冲过去，立刻陷在里面脱不了身。这种做法，可能不是为自己辩白，而是回心转意；也可能不是天性勇敢，而是狠上加狠。
前一天你见一个人视死如归，第二天你见他胆小如鼠，那也不必奇怪。或许是愤怒、是形势、是情面，是美酒下肚，或者是号角声响，又会使他鼓起勇气。他的心不是靠头脑可以鼓动的，而是环境激起了他的勇气。若是不同的环境又使他变成了另一个人，那也不要认为意外。
我们那么容易表现出矛盾与变化，以至有的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个灵魂。另有一些人认为我们身上有两种天性，永远伴随我们而又各行其是：一种鼓励我们行善，一种鼓动我们作恶；若只有一个灵魂或天性，绝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变化。
不仅偶然事件的风向吹得我任意摇摆，就是位置的更换也会骚扰我的心境。任何人略加注意，就会发现自己绝不会两次处于同一种心境。按照观测的角度，一会儿看到灵魂的这一面，一会儿看到灵魂的那一面。如果我谈到自己时常常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看到自己时确也常常有所不同。所有这一切不同，都是从某个角度和由某种方式而来的。怕羞、傲慢；纯洁、放纵；健谈、沉默；勤劳、懒惰；机智、愚钝；忧愁、乐观；虚伪、真诚；博学、无知；慷慨、吝啬；挥霍、节俭……这一切，我在自己身上都看到一点，这要根据我朝哪个角度旋转。任何人仔细考察自己，就会看到自己身上，甚至自己对事物的判断，都有变化无常、互不一致的情况。我说不出我自己身上哪一点是纯正的、完整的、坚定的，我对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我的逻辑中的普遍信条是“就事论事”。
我一直主张把好事说成是好事，还把可以成为好事的事也往好里说，只是人的处境非常奇怪，如果好事不仅仅是指出于好的意图的话，我们经常还会出于邪恶的意图而在做好事。因此，不能从一次英勇行为就作出那个人是勇士的结论。真正的勇士在任何场合都会有英勇行为。如果有一种英勇的美德，而不只是一种英勇的冲动，就会使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会表现出同样的品质：不论是独自一人，还是与人共处；不论在私宅，还是在战场；因为，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一种英勇是表现在大街上的，另一种勇敢是表现在战场上的。他应该具有同样的胆量，在床上忍受病痛，在战场上忍受伤痛。在家里或在冲锋陷阵时同样视死如归。我们不会看到同一个人，在攻城时勇冠三军，在输掉一场官司或失去一个孩子时却像女人似的痛苦不堪。
一个人害怕别人的羞辱，却勇敢地面对贫困；担心会被理发师的剃刀割伤，而在敌人的刀剑面前奋不顾身，可敬可贺的是这种行为，而不是那个人。
西塞罗①说：“许多希腊人不敢正视敌人却能忍受疾病，而辛布赖人和凯尔特人则恰恰相反。”
亚历山大①的勇敢可以说是无出其右。但这仅是就他的那种勇敢而言的，而不是在任何场合下的勇敢，也不是包罗一切的勇敢。尽管他的这种勇敢超群绝伦，但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瑕疵。我们看到他怀疑他的左右企图谋害他时就惊慌失措，为了弄清内情竟然那么不讲正义、狠毒冒失，害怕到了失去平时的理智的程度。他还事事疑神疑鬼，其实是色厉内荏的表现。他对谋害克利图斯②一事过分自责自弃，这也说明他的勇气不是始终一贯的。
我们的行为是由零星的行动组成的。“他们漠视欢乐，却怕受苦难；他们不慕荣华，却耻于身败名裂。”③我们追求一种虚情矫饰的荣誉。为美德而美德才能维持下去；如果我们有时戴上美德的面具去做其他的事，马上会暴露出真面目。美德一旦渗透灵魂，便与灵魂密不可分，若失去美德，必然伤害到灵魂。所以，要判断一个人，必须长期地、好奇地追寻他的踪迹；如果坚定不移不是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对于那个已经审察和选择了自己道路的人”④），如果环境的不同引起他的步子变化（我的意思是道路，因为步子可以轻快或滞重），那就由着他去跑吧；这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塔尔博特⑤说的箴言：只会随风飘荡。
P9－11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这是自古以来人们一直谈论的问题。不仅哲学家在谈论，宗教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乃至科学家，也时常予以关注。因为不管是哲学、宗教，还是历史学、文学，乃至科学，归根结底都是“人学”，都是人自己认识自己的学科；所以，人与人性的问题，历来是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问题。本书所选28篇出自中外经典作家之手的文章，就旨在于展示这方面的情况。
当然，这些文章不仅对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具有指导意义或者参考价值，更是极好的读物，因为它们不仅有思想，而且有个性、有趣味，读来不仅使人受益，还令人愉悦，即便是普通读者，也值得一读。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即“外国篇”和“中国篇”。在第一部分“外国篇”里，选入了15位外国作家的相关文章。这些作家均为历代名人大家，如16世纪的思想家蒙田和培根、17世纪的科学家帕斯卡、18世纪的启蒙学者卢梭、19世纪的哲学家叔本华和爱默生、小说家马克·吐温，以及20世纪的哲学家罗素、教育家杜威、历史学家汤因比和宗教家池田大作等。这些著名人物虽属不同时代和不同专业，个性与风格也各不相同，但却汇聚于此，谈论同一个话题——人与人性。
乍看之下，这些作家的文章一定是五花八门的，因为时间相隔那么长，国家又那么多（有法国的、有英国的、有德国的、有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其实并非如此。因为从16世纪文艺复兴到20世纪（乃至今天），西方文化一直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即：广义的理性主义。也就是说，从16世纪的蒙田和培根，到20世纪的罗素和杜威，西方思想家几乎全都一脉相承地遵循着理性主义原则。尽管19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先后出现过浪漫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但理性主义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中坚，尤其是在思想界（文艺界或许有所不同）——这只要从科学在这两百年间的发展即可看出，因为科学就是理性主义的代表。所以，把蒙田的随笔和杜威的论文放在一起看，并不会使人觉得有很大的时代隔阂。
换言之，关于人与人性，可以概括地说，所有这些西方作家都在谈论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人的行为常常自相矛盾？人有天性吗？如果有，该不该压制？人性是高贵的还是卑劣的？所谓“人性”是不是指人的欲望？人性会不会改变？人的定义是什么？人是羊还是狼？如此等等。
在第二部分“中国篇”里，选入的10位作家，既有古代大儒文豪，如孟子、荀子、韩愈、苏轼等，又有近现代名家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林语堂等。
我们知道，孔子并未论定人性，只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所谓儒家的两种对立的人性论，其实是由孟子和荀子创立的，即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可以说，是孟荀二人，定下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论人性的基调。对于这两种人性论，尽管后世一直存有争议，但事实是，孟子的性善论后来被官方奉为正统，所以影响极大。这从中国最通俗、因而影响最大的《三字经》中即可看出：“人之初，性本善”是首句，第二句才是“性相近，习相远”——可见，孟子的影响比孔子还大。
情形仿佛是，中国的传统人性观和西方的传统基督教人性观正好相反：基督教人性观基于基督教“原罪说”（即认为人“生来有罪”，人生就是“赎罪”，以期“灵魂得救”），因而认定人性本恶；中国的传统人性观基于孟子的性善论（即认为“仁义礼智，人皆有之”，而仁义礼智就是善），故而认定人性本善。既然中西传统相反，“反传统”当然也相反：在西方，质疑性恶论是反传统；在中国，质疑性善论是反传统。
不过，尽管近代以前极少有人公开质疑孟子的性善论，但有主见的论者却常常会把它和荀子的性恶论相提并论，同时还会提出所谓“扬子性混论”①。对这三者，他们要么予以修辞方面的批评（如董仲舒，见其《实性》一文），要么认为三者都有不周全的地方（如韩愈，见其《原性》一文）；要么认为，还是“性混论”比较可以接受（如苏轼，见其《扬雄论》一文）。用今天的话来说，古代学者（尤其是汉唐两朝的学者）其实并不怎么“看好”孟子的性善论，甚至还有点不屑。至于它为何会在民间那么“吃香”，那可能是宋朝以后的事情，大概是后来明清两朝积极宣传的缘故吧。
不管怎样，到了近代，尤其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20年代前后），传统的人性论，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开始接受西方理性主义，因而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如从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审视人性。在他们看来，对人性仅作道德方面的善恶判断，不是幼稚（即对人的行为和心理了解有限），就是另有所图（如出于政治目的）。这方面的情况，从本书所选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章中即可看出。
总之，中国两年多年来的人性论，概括起来，可以说是在谈论这样一些问题：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抑或，善恶兼有？抑或，无所谓善恶？抑或，这本来就是个伪命题？如此等等。
以上是关于本书的一些背景材料，虽然比较简略，仍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刘文荣
2015年4月于上海
刘文荣主编的《经典作家谈人与人性》为文选，共选人中外25位经典作家的28篇谈人与人性的文章，论述精辟，风格多样，读之既获教益，又是美文欣赏。所选作家中，外国作家15位，均为历代名人大家，如：蒙田、培根、帕斯卡、卢梭、叔本华、爱默生、罗素、马克·吐温、杜威等；中国作家10位，既有古代大儒文豪，如：孟子、苟子、韩愈、苏轼等，又有近现代名家学者，如：王国维、梁启超、胡适、林语堂等。
刘文荣主编的《经典作家谈人与人性》所选28篇出自中外经典作家之手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对研究人与人性这一问题的学者具有指导意义或者参考价值，更是极好的读物，因为它们不仅有思想，而且有个性、有趣味，读来不仅使人受益，还令人愉悦，即便是普通读者，也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