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时宜(东坡人文地图)(精)》以苏东坡的生平为线索,以其足迹所到的城市为节点,以严肃的研究态度,活泼的文字风格,发掘出苏东坡在各个城市中的所作所为、所感所想。将这些“城市”节点串在一起,就是一本完整的东坡传记。同时,本书还照应近千年来文人学者对苏东坡的评价与纪念,增强了“东坡文化”的纵深感和历史感。作者王文正沿着东坡的足迹,走遍了所有东坡到过的重要城市,拍摄了大量照片,并查阅了许多艺术书籍,积累了若干有关苏东坡的书画资料。
| 书名 | 不合时宜(东坡人文地图) |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 作者 | 王文正 |
| 出版社 | 杭州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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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 编辑推荐 《不合时宜(东坡人文地图)(精)》以苏东坡的生平为线索,以其足迹所到的城市为节点,以严肃的研究态度,活泼的文字风格,发掘出苏东坡在各个城市中的所作所为、所感所想。将这些“城市”节点串在一起,就是一本完整的东坡传记。同时,本书还照应近千年来文人学者对苏东坡的评价与纪念,增强了“东坡文化”的纵深感和历史感。作者王文正沿着东坡的足迹,走遍了所有东坡到过的重要城市,拍摄了大量照片,并查阅了许多艺术书籍,积累了若干有关苏东坡的书画资料。 内容推荐 苏东坡,是生活在北宋时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诗词文章、传奇人生都对后世的华人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浪漫而深情,诙谐又有趣。他的一生多才多艺,载歌载舞,虽然忧患不断,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欢歌。他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又有悲天悯人的人间情怀,被法国《世界报》评选为上一个千年的“千年英雄”。 《不合时宜(东坡人文地图)(精)》作者王文正倾心五年,沿着东坡的足迹,行程数万公里,深入他的灵魂深处,体验他的悲欢离合,叙述他的爱恨情愁,通过人文地理的传记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真实而活泼的苏东坡。 目录 第一章 我家江水初发源 东坡与眉山 第二章 二陆初来俱少年 东坡与开封(一) 第三章 从宦无功谩去乡 东坡与凤翔 第四章 交朋翩翩去略尽 东坡与开封(二) 第五章 欲把西湖比西子 东埔与杭州(一) 第六章 休对故人思故国 东坡与密州 第七章 使君元是此中人 东坡与徐州 第八章 平生文字为吾累 东坡与湖州 第九章 此心安处是吾乡 东坡与黄州(一) 第十章 长恨此身非我有 东坡与黄州(二) 第十一章 不识庐山真面目 从庐山到登州 第十二章 明月多情来照户 东坡与开封(三) 第十三章 还来一醉西湖雨 东坡与杭州(二) 第十四 章与子同是识翁人 颍州、扬州、定州 第十五章 只与离人照断肠 东坡与惠州 第十六章 莫作天涯万里意 东坡与儋州 第十七章 曾见南迁几个回 从雷州到常州 外三篇之一 佳人相问苦相猜 外三篇之二 谁记琴操一段情 外三篇之三 惟有朝云能识我 数字东坡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试读章节 纵情山水,诗歌往还,只是苏东坡杭州生活的一部分。 某此粗遣,虽有江山风物之美,而新法严密,风波险恶,况 味殊不佳。在给叔丈王庆源的信中,他这样写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虽然离开了纷扰的京城,但他忘不了自己是在与新法的斗争中被泼了一身污水才愤而离京的,因此刚到杭州没多久,他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诗发牢骚,其中一首写道: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由于东坡是与新法斗争而来到杭州的,所以对于新法的执行,就有所抵触,采取了一种不合作的态度。 熙宁五年(1072)八月,苏东坡受命主持杭州的乡试,考场就设在望海楼。 东坡反对王安石对于科举取士的变法,并曾写长文逐条反驳,但最终无济于事,科举新法还是于熙宁四年(1071)二月公布施行。从此罢废明经诸科,罢进土之试诗赋,只考《易》《诗》《书》《周礼》中的一经,兼顾《论语》《孟子》。 苏东坡认为,以前考生考试前,无不遍读五经,由于自小就学,又要经常温习,所以终老不忘。而如今人们只选一经来读,其他的就算读了,也不会精读,而且教授经书的人,也未必通晓五经,以至于造成“试经而经亡”的后果。这样的考试怎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然而监考考生又是职责所在,不能推辞,于是东坡就玩起了消极怠工,把监考当成了度假,每天在望海楼上看钱塘江潮起潮落,在试院中生火煎茶,正如他给范祖禹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渐觉快适”。 按照惯例,乡贡考试都要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天放榜。这一年考生特别多,差不多在千人以上,眼看考卷如山,来不及如期出榜,最重要的是,八月十八日的钱江大潮观潮日马上也就来了,就算中秋节来不及放榜,也不能错过了八月十八的看潮啊!苏东坡心里一急,就写了一首诗催促考官加快批卷的进度: 八月十八湖,壮观天下无。 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 红旗青盖互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屠。 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 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 经此催促,考官们日夜加班,终于在八月十七日放榜。但是苏东坡相信,这样的考试,考不出真正的人才。这一天正好下起了秋雨,东坡写诗叹道:“细雨作寒知有意,未教金菊出蒿蓬。” 苏东坡通判杭州期间,王安石的新法已经全面推行。客观地说,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富商大贾与豪强的兼并势力,在短时间内也使得国库充盈,再加上宋军在熙州、河州边境打败了西夏军队,取得了数十年来的第一次胜利,宋朝从来没有过如此扬眉吐气。 但是,王安石的新法,目标在于“富国强兵”,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一些涉及百姓民生的问题就容易被忽略。为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变法派不可避免地要加深对民众的盘剥,而地方官员为了邀功升官,在执行过程中更加变本加厉。 苏东坡离京外任到了杭州之后,足迹遍及於潜、富阳、新城、余杭、临安甚至常州、镇江、苏州、无锡、湖州一带,在乡野奔波之间,他亲眼目睹了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有了更多现实的观感,对于新法,也就有了更多的不满。 熙宁五年(1072),秋雨连绵。眼看稻谷到了收获的时节,将要成熟的稻穗却被风雨吹得偃卧在地上,慢慢地烂掉。好不容易等到天晴,农民们日夜劳作,只为了从恶劣的老天爷手里抢收仅剩的一点稻谷。辛辛苦苦地送到集市,谁知价格却贱如糠谷。 尽管如此,农民们也只能把稻谷贱卖,因为官府为了巩固边防,要用钱来招抚外敌,而新法规定,交税和免役都得用现钱。但是卖谷所得,根本不够纳税,凶恶的官吏又日夜催逼,只得卖牛拆屋,勉强度过眼下的难关。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看到这些,苏东坡作《吴中田妇叹》一首,借江南农妇之口,诉说农民的不幸,如实反映新政的流弊,表达对农民的同情。 上面所说是免役法带来的弊政。但让农民们倾家荡产的更大原因,是以救济百姓为名、由官府发放贷款的青苗法。 青苗法指的是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向农民直接贷款度过饥荒,等到秋收之时再连本带息偿还。应该说立法的本意是好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地方官为了多取利息,邀功请赏,就附加了名目繁多的勒索;此外,原来规定农民借贷自愿,结果却实行强制性分配。这样一来,广大民众被迫接受贷款,春借秋还,本利相加。但是一旦遇上天灾人祸,根本没法还清贷款,为了对付官府的催逼,只好又向当地的豪强富户借“高利贷”,最终弄得倾家荡产。很明显,这一新法让国家取得了可观的利益,贫苦的民众却深受其害。因此,青苗法在所有新法中遭到的反对最为激烈。苏东坡到杭州后,对青苗法更是冷嘲热讽: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这是苏东坡在富阳、新城了解到的情况:山里的年轻人,拿到了政府强给的青苗钱,就贪恋起城市生活,一年中的大半时光都在城中游荡,等到手里的钱吃光、喝光、赌光后,除了学到一口城里的口音回来,再也没有能力偿还官债。苏东坡想:如果不是官府滥发青苗钱,怎么会有这等祸害?! 苏东坡对于朝政口无遮拦的激烈批评,让他的表兄文同深感不安。他赶紧给苏东坡写信,提醒他不要多嘴:“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然而,“闭嘴”不是苏东坡的风格,他继续说,继续写,最终祸从口出,这些诗歌把他送进了临狱。P128-131 后记 1 2014年的秋冬,老父重病。我不得不中断工作,隔三差五地返回故乡,照看弥留之际的父亲,以让心力交瘁的母亲和妹妹稍得休息。 这是一条返乡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父亲的路。离开故乡20多年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如此高频率地返回故乡,只是因为我预感到,我和父亲能待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 通往小村的那条小路,沿着一条名为“涓河”的河流而建。从我记事起,路的两边栽的就是速生的青杨树。这些杨树曾经长得又粗又壮,然而,商业社会很快到来,那些粗壮的杨树不知何时被砍伐一空。后来,树木的生长与砍伐变得让人陌生起来——不到30年的时间,这些杨树砍了栽,栽了砍,不知已经轮回了多少世代。 但是,通往小村的路,依然是30多年前的那条路。30年来,唯一的变化,就是当年尘土飞扬的沙土路面,变成了今日轻尘不起的水泥路面。 每次开车经过这条路时,我的思绪总是不由自主地会飞回到童少年时代:我曾光着脚丫,在这条路上追逐过腾腾而过的拖拉机;我曾手持长杆,沿着路边的杨树粘下吱哇乱响的夏蝉;我还曾踟蹰路边,若无其事地等待着心中偷偷爱慕的那个女孩经过。 当然,其中最难忘记的,是在这条路上,父亲对我的一次文学启蒙。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个夏天,暴雨过后,涓河水涨,滚滚向前。在一个恰逢镇上集市的日子里,父亲骑自行车带着我去赶集。就是在这条路上,当年三十出头、风华正茂的父亲忽然兴致高涨,对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我说:“我给你念首词好不好?”说罢,便自顾自地大声念了起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此后的30多年中,我无数次听到人们诵读这首词,但至今没有一个人的诵读,能像父亲诵读的那样有节奏感,那样有顿挫的力量。 然而,诵读诗词的节奏有了,自行车行进的节奏却乱了。父亲很快就沉浸在苏东坡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他的左手离开车把,伸向向河流动的方向,做了一个缓慢而有力的手势,口里也同样缓慢而有力地念道:大——江——东——去…… 《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骑在自行车上的父亲显然已经进入了“手舞足蹈”的状态。“手舞足蹈”的结果,是自行车的方向失去了控制,冲向了路肩厚厚的沙土中。车轮在沙中歪歪斜斜地扭麻花似的走了几个“s”后,终于歪倒在路旁,我从后座上无力地跌落在沙土里……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苏东坡,甚至是第一次真正接触父亲。从父亲对东坡诗词的沉浸吟唱和眉飞色舞中,幼小的我窥见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文学”和“幸福”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个秘密,在那个夏日,在那条通往故乡的公路上,由父亲,通过苏东坡的一首诗词透露给了我。 2 我的故乡,是鲁东南一个山地与丘陵交错的地方。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它属于强大的齐国,齐长城就修筑在故乡的山地和丘陵间。自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它以“琅琊”而名于世,东晋时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就出生在这里;唐时开始有“密州”之称,在北宋,它属于京东东路密州府。熙宁七年(1074)九月,38岁的苏东坡卸杭州通判任,移知密州,这是他第一次任地方最高长官。 多才多艺的苏东坡,自然少不了对密州风物的描写。比如今天已经成为家乡风景区的九仙山,比如鲁东南第一高峰的马耳山。我的故乡,确切地说,就是马耳山后的一个无名小村。在我生命的头15年里,我每天一抬头就会看到一道屏风似的马耳山,我看过它的春颜秋容,看过它的朝云暮雨。我也无数次登临它的最高峰,俯瞰生我养我的那个小村庄,远眺这块苍凉的密州大地。那时,我还不知道,900多年前,有一个伟大的诗人为它写下了无数的诗篇:“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由于和苏东坡修葺的超然台遥遥相对,马耳山便这样成为苏东坡登台吟咏的对象。 当然,最早对于苏东坡的认知,还是通过父亲。父亲向我传达的苏东坡,是一个浪漫而豪迈的形象。而年轻时的父亲多才而浪漫,在那个青春飞扬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的生命也呈现出最为华美的一面。“春风意气长空万里,明月胸怀皓魄千秋。”父亲在那时撰写的这幅对联,事实上正是他青春生命的写照。在我少年的认知中,他对山水的热爱,对自然的亲近,他的豪迈与旷达,都有着东坡的影子。即便他的一些诗词作品,无论是“东风邀我去山行,春幕连开唱晓莺”,还是“昨夜悠悠入冥冥,关山行,路难穷”,也无疑都受到东坡诗词的影响。 孟子说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故乡,除了它的地理意义和血脉亲友,当然也应该包括苏东坡,以及苏东坡笔下的马耳山、九仙山、超然台、常山…… 3 苏东坡从杭州到密州的900多年后,我从密州来到杭州求学,从此在这里读书、工作、生活,杭州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密州,杭州,这两个苏东坡为任地方官的地方,就这样成为我命定的乡愁。 2009年,我用自行车把这两个地方连接了起来。 这一年9月24日,在我生日那天,筹划了近两个月的“千里单骑——东坡文化之旅(杭州一密州)”正式启程。 从杭州苏堤南端的“苏东坡纪念馆”出发,沿着东坡当年从杭州赴任密州的线路,我一路骑车,经过湖州、苏州、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最终返回故乡,并于10月3日中秋节那天到达密州(今山东诸城)的“超然台”。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节,苏东坡正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千古名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我所经过的江南文化重镇,无论是杭州、湖州、苏州,还是常州、润州、扬州,都留下了无数与苏东坡有关的文化遗迹。我的“东坡文化之旅”,固然只是对这些遗迹的匆匆一瞥,却是生命中永难忘记的一次行旅。 也是因了这次的文化行旅,每到一地,都会记下些许文字。此后的数年,我北上凤翔,西进眉山,南下惠州,中入黄州,将东坡足迹所到之处,大致拜访了一遍,同时参阅了大量的典籍资料,断断续续地写下了一些文字。而今奉上的这本书作,正是这些行旅文字中删改整理而成的。 我爱东坡。我爱他的多才多艺,多姿多彩;我爱他的光风霁月,海色天容。在我眼里,苏东坡浪漫而深情,诙谐又有趣。他的一生载歌载舞,虽然忧患不断,却从未放弃对生命的欢歌。他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又有悲天悯人的人间情怀。因为这些,即便是他的固执倔强,他的口不择言,都有一种接了地气的可爱。他当然属于天空,但他从未脱离大地。再过千年,他依然会在你我的身边。 这本书,是我向苏东坡的致敬,同时也是向父亲的献礼。对我来说,苏东坡,父亲,杭州,密州,都深藏了中华文化的基因和密码。它有我一个文艺青年的冲动和虚荣,也有我在这个商业时代对文化的珍重和追寻。 父亲最终没有等到这本书的出版。2014年的冬天,他在我和妹妹的痛苦中长逝,享年66岁。9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都享年66岁。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许多亲朋师友的鼓励和支持。王培火、竺福江、倪良正、张其鹤、赵勇强、周晓光等人,既是商界的弄潮儿,又倾心于文化事业,作为师友,都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我的仁弟申屠家杰,为本书的策划创意、编辑出版劳心劳力,为这些文字的完美呈现付出了心血;杭州出版社的陈晓蓓女士和周海鸣先生,为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2015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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