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蔡著刘海青、杨礼武译的《大国兴亡录》是一部全球视野下透视罗马、唐朝、蒙古、美国等超级大国兴衰历程的精彩力作，《大国兴亡录》提供了看待世界历史与当下世界格局的另一种思路和角度，发人深思。作者依照今日美国的特征，选取了包括波斯、罗马、大唐、蒙古、西班牙、荷兰、奥斯曼帝国、英国等历史上的八个超级大国，讨论了在多元文化下，超级大国是如何巩固并发展自身独一无二地位的。作者指出“宽容”是超级大国形成的必要条件，但要维持其统治，必须保持一定的“黏性”，即文化认同感。作者的见解对当今世界格局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全球化浪潮袭来之时，人们日益关注到大国尤其是超级大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刘海青、杨礼武译的《大国兴亡录》中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艾米·蔡研究了历史上的八个超级强国，解释了历史上的超级大国是如何崛起，又为何败落的。艾米·蔡关于超级大国前所未有的论证令人深思:尽管这些超级大国的统治力量各不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它们在所处的那段时期都是最为多元化以及宽容的。但艾米·蔡同样也揭露了一个巨大的讽刺性现象：每个多元文化的宽容政策事实上都已经埋下了衰落的隐患，在某个临界点，宽容反而会引发社会冲突、仇恨和暴力。罗马帝国是如何获得被征服人民的支持，又为何因为过度多元化而走向狭隘，最终走向了溃败？混血的唐帝国、令人望而生畏的蒙古帝国又是如何演绎这个过程的？如今，美国作为今日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否已经到了“临界点”？……

前言

导言：称霸世界的秘密

第一部分：“野蛮人”的宽容

 第一章 第一个超级大国

 大波斯帝国：从居鲁士到亚历山大

 第二章 罗马鼎盛帝国的宽容政策

 角斗士、托加长袍和帝国“黏性”

 第三章 中国的黄金时代

 混血的唐帝国

 第四章 蒙古帝国

 横扫世界的“野蛮人”

第二部分：宽容的启示

 第五章 中世纪西班牙的“净化”

 宗教裁判，放逐和褊狭的代价

 第六章 荷兰人的世界帝国

 钻石、绸缎和基督教各教派的融合

 第七章 东方的宽容和褊狭

 奥斯曼帝国、大明帝国和莫卧儿王朝

 第八章 大英帝国

 “反叛的贱民”和“白人的负担”

第三部分：未来的世界霸主

 第九章 美国式超级大国

 宽容与微型芯片技术

 第十章 轴心国的兴衰

 纳粹德国和大日本帝国

 第十一章 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21世纪的中国、欧盟和印度

 第十二章 帝国时代

 历史的教训

致谢

参考书目

但是，这一计划没有成功，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历史了。哈帕格斯是接受阿斯提阿格斯命令去处死居鲁士的人，他违抗了国王的命令，把居鲁士交给了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对居鲁士视如己出，将他抚养成人。后来，阿斯提阿格斯终于发现哈帕格斯欺骗了自己，居鲁士还活着。但是，他的贤明之臣对他的梦进行丫重新解释，使得这位外祖父不再担心来自居鲁士的威胁了。居鲁士被送往波斯，在那里重新与父母团聚。但是，哈帕格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阿斯提阿格斯邀请他参加了一个宴会，期间国王将哈帕格斯儿子身上的肉和羊肉混合在一起让他吃掉了。

另外一个传说是，居鲁士被牧羊人遗弃了，但是一只母狗用自己的奶水拯救了他。在另外一个传说中，他的母亲是一个牧羊女，父亲则是一个波斯强盗。但是，无论如何，居鲁士都顺利到了波斯，并于公元前559年成为阿斯提阿格斯统治下的波斯诸侯王。数年以后，居鲁士发动了针对阿斯提阿格斯的叛乱。众多波斯部落和氏族都支持他，但是主要力量还是阿契美尼德人，还有被迫承受食子之辱的哈帕格斯。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击败阿斯提阿格斯，征服了米堤亚王国，接管了其属国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亚美尼亚和卡帕多西亚。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征服了吕底亚王国(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和可怕的近邻巴比伦王国。从此，居鲁士成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统治者”。

从本质上来说，居鲁士使用的是“斩首”策略，但是这个斩首不是砍掉领导者的脑袋，而是他们的官职。每当征服一个新王国之后，居鲁士就会废除当地的领导人，通常是让其享受奢华的生活，但是不能参与政治，然后任命一个新总督管理这一地区或者总督辖地。总督一般都是由波斯贵族来担任。但是，除了管理总督事务，居鲁士很少干预臣民的日常生活，允许他们可以继续信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他允许人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包括允许阿拉米、埃兰、巴比伦、埃及、希腊、吕底亚、利西亚在行政管理中使用自己的语言。他制定并修改了当地法律，适当保留了地方行政机构。在阿契美尼德统治时期，被征服的高级官员继续保有自己职位的现象并不少见。巴比伦的历史文献也表明，在居鲁士征服前后，统治某一地区的常常是同一家族。

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居鲁士的宗教宽容政策，据说他很乐意祭拜各种寺庙，参加不同的宗教活动，礼拜所征服地区的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古代，统治者们更容易接受人民崇拜各种不同的神灵。与犹太教和基督教不同，古代近东地区的宗教具有融合性。人们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神，每一个神守护自己的城市、城市的居民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融合性的世界观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尊重或者包容其他人的宗教信仰。相反，很多实施征服的古代帝王都喜欢证明自己信奉的神更加高尚，并通过压制或破坏对手信奉的偶像来巩固自己宗教的势力。

例如，就在亚述帝国灭亡前不久，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征服了埃兰国。他摧毁了整个王国，夷平了主要城市，亵渎了神庙，拆除了供奉的偶像。他还命令自己的军队破坏了埃兰王室的皇家墓地，因为，按照亚述巴尼拔的说法，这些人不信奉他的神，即阿叔尔神和伊师塔神。亚述国王们同样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底比斯的城市，很多地方荒芜一片，没有人烟和动物。

巴比伦国王纳布尼德斯也因为狭隘的宗教思想后来被居鲁士征服。他阻止人们对影响广泛的马杜克神的祭祀，强迫人们信奉他自己信奉的月亮神希恩。如果我们相信现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中的居鲁士圆柱上记载的文字，纳布尼德斯确实对自己的人民非常残忍，强迫人民信奉他们不信仰的神灵。相对而言，居鲁士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策略。

在率领自己的大军进入巴比伦后，居鲁士祭拜了马杜克神，以笼络当地居民。他说，受当地人信仰神灵的指派和保佑，他前来解放巴比伦。居鲁士圆柱上记载了他的话：

当我在蛊大的仪式中进入巴比伦，在人们的欢呼和喜悦之中，我住进了王宫。伟大的马杜克神将巴比伦高贵的人民交给我来统治，我也每天对他礼拜。

P7-8

世界变化真快啊！20世纪80年代，美国还是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很容易招致对手的怨恨，但是拥有无与伦比的霸权。十年后，美国是世界上无可争辩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全球优势几乎是无限的。今天，由于伊拉克战争和卡特里娜飓风[1] 引发的巨大失败，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美国的衰落了。

当超级大国（hyperpower ）这个词首先用于美国时，其本意并不是褒义的。这个词是法国外交部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首先提出来的。他是对美国最大胆的批评家之一，他认为：“法国不能接受政治上的单极世界、文化上的统一世界和一个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虽然，当时他使用“超级大国”时带有指责口吻，但是韦德里纳发现了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发展阶段。韦德里纳指出，美国已经“在各个方面具有了主导性和支配性”：美国不仅在经济、军事和技术上具有统治地位，而且“在思想、理念、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具有了主宰作用”。

但是，今天，这种认为美国“在各个方面具有主宰作用”的思想不再像过去那样名副其实了。虽然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但是在很多方面正在受到挑战，它的信心已经动摇，它的威望已经损害，由于将数千亿美元投入一场胜负不定的战争，它的国库已经受到了重创。同时，其他强国正在兴起，都想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欧盟不仅人口在不断增加，而且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与美国旗鼓相当。拥有五分之一世界人口的中国在经过几个世纪的停滞以后，正在努力探索自己的自强之路。中国、欧盟或者其他竞争者，比如印度，会不会超越美国，或者说至少是可以积聚足够的力量，重建一个多极世界秩序呢？

美国是否能继续维持或者失去它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个问题取决于世界和美国发展的结果。在21 世纪，世界是否需要一个“美利坚帝国”，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 弗格森（Niall Ferguson ）所说，以对抗种族灭绝、无赖国家和“破坏自由世界秩序的恐怖组织”呢？或者，如其他人所说，美国这一超级大国是否是世界和平和全球稳定的威胁呢？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看，美国的没落会不会意味着失业进一步恶化，生活水平下降，越来越容易遭受攻击呢？是否美国超级大国的身份就一定会导致这个国家未来的破产，招致世界的怨恨，并使它越来越成为恐怖攻击的目标呢？

本书的讨论主题是超级大国，并不是一般的强国，或者普通的超级大国，而是帝国。以前，曾经有过很多讨论帝国的文章，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持肯定态度的也有持否定态度的。分析帝国的兴衰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特别令人仰慕的传统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思想是雅典陷落的原因。爱德华·吉本则认为基督教是罗马衰落的主要原因。近代，保罗· 肯尼迪将大国的没落统统归咎于“帝国思想的过度膨胀”，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在《崩溃》（Collapse）一书中则将“环境破坏”作为罪魁祸首。“9 · 11 ”以后，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讨论帝国和帝国主义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既有欢呼又有谴责，这一队伍几乎发展成了一个行业。

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系统地分析过极为罕见的超级大国现象以及少数几个社会的本质，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可谓寥若晨星，但是它们拥有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其中蕴含的根本动力还没有充分发掘。一个社会是如何发展为一个强国乃至世界霸主的呢？一旦一个社会获得了这样的霸权，什么力量可以导致它的衰落呢？历史上，超级大国的兴起和衰落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教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和之前的这些帝国存在着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些问题对于21 世纪具有深远的启示作用。

本书的命题如下：虽然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历史上的每一个超级大国，那些虽有争议但确实几乎获取了全球霸权的国家——至少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在其兴起到鼎盛时期都表现出了突出的多元化和融合性特征。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帝国，宽容性都是其获得世界霸权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每一个帝国的衰落也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狭隘、仇外，强调所谓的种族、宗教或人种的“纯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令人感到矛盾的地方，融合同样可以播下帝国没落的种子。几乎在每一个帝国的发展史上，融合最终都会导致一个临界点，此时它会引发社会冲突、仇恨和暴力。

首先，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我所说的“一个主宰世界的强权国家”的本质含义。对于这个名词，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尤其是两千年甚至五百年前的世界要大得多，现在由于轮船、飞机和技术的发展，这个世界已经变得相当小了。例如，在鼎盛时期时，罗马无疑是一个世界霸主，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世界上就不存在所谓的帝国了，虽然在世界的另外一端此时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帝国——中国的汉朝，但是二者之间是没有联系的。如果认为罗马帝国只是自己所在小世界的霸主，即它所了解和生活的世界的霸主，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阿兹特克人和埃及人也是他们所在世界的霸主呢？塔希提是不是也是自己狭小世界的超级大国呢？

如果说塔希提也是一个世界霸主的话，那么对超级大国这样一个定义显然太过宽泛了。那么，正确的定义应该是怎样的呢？与罗马帝国相比，那个曾经统治中美洲但又不能认为是世界霸主的阿兹特克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二者之间存在着几个比较突出的差别：一、版图。罗马帝国的版图为200 万平方英里，而阿兹特克的版图仅为1.1 万平方英里～7.7 万平方英里。二、人口数量。罗马统治的人口大约为6000 万人，而阿兹特克的人口约在100 万～600 万之间。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中国的汉朝）在经济和军事上比它更强大，在当时世界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罗马都与先进国家进行了竞争并战胜了对手。总之，关键的差异在于，罗马不仅获得了自己所在世界的霸权，而且也获得了整个世界的主宰地位。

因此，为了便于本书讨论，我用以下三个条件来评判一个国家或帝国是否属于世界霸主：它的实力必须明确优于已知的同时代的所有对手；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它不能明显低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实力必须散播到地球上极为广博的地域，统治数量巨大的人口，打破当地或区域界限。按照这个定义，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就不能算作是世界霸权国家，哈布斯堡王朝或者冷战时期的美国也不能算作世界霸主。这些国家都没有满足第一个条件：它们都与强大的对手势均力敌。

本书主要讨论那些真正符合超级大国条件的国家，并分析在每一个超级大国时代，宽容对于这个国家的兴起所起的关键作用。但是，在进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宽容如此重要。这种说法可能乍看起来让人有些吃惊，但是实际上原因很简单，很直观。

要成为世界霸主，而不仅仅是本地或地区性霸主，这个国家必须在技术、军事和经济发展上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任何已知的人类历史上，世界为人类提供的最有价值的资本，包括智慧、力量、技巧、知识、创造力、网络、商业创新和技术发明，从来不是仅限于某一个地方，或者仅存于某一个民族或者宗教集团内部。为了在世界舞台上战胜自己的对手，这个国家必须摄取或者激发世界上最好和最优秀的资本，无论它是什么种族，信奉什么宗教，或者具有什么历史背景。这就是历史上每一个超级大国的共同点，从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到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再到大英帝国，它们都是通过宽容实现自己世界霸主地位的。

有人会说，等等，你说他们是宽容的？成吉思汗的大军常常屠杀整个村庄，然后把尸体作为充填材料扔在护城河里。而波斯的大流士把俘虏钉死在尖桩上之前会割掉他们的耳朵和鼻子。（大流士的前任冈比西斯二世也曾经活剥过一个腐败官员的人皮，并作为自己座位的装饰材料。）按照后殖民统治时期的全部研究成果，大英帝国也是建立在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论基础上的。难道，这些帝国都能被说成是宽容的吗？

虽然让你感到惊讶，但我不得不说答案确实如此。不过，必须指出，我所说的宽容并非站在现代意义的人权角度上。我所说的宽容，并非指政治上或文化上的平等。相反，我用“宽容”这个词仅仅是表明反差很大的人群可以在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工作和发展，尽管这可能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一种策略。较为正式地，本书所说的宽容是指具有不同民族、宗教、种族、语言，或者其他背景的个人或者人群在某个社会中共存、参与和发展的自由程度。

所以，这种意义上的宽容并不包含尊重意味。当罗马统治者从各地招募武士组建自己庞大的军事力量时，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宠儿，对其他民族经常表现出歧视，例如：“完全野蛮的”凯尔特人，“连续数天生活在潮湿的肮脏之所”的“不穿衣服的喀里多尼人”，那些长着“巨大四肢”的“人数众多的野蛮”北欧人。而且，宽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使用。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可以获得宽容，而那些没有用的人则被放逐或被残暴镇压。18 世纪末，英国人开始接受那些信奉新教的苏格兰人，把他们当作不列颠同胞，这在苏格兰人被当成帝国建设的重要财富时变得尤为明显，不过这种新型的英国式宽容从来没有降临到爱尔兰天主教徒身上。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宽容性这一关键概念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追逐世界霸主的竞赛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一个社会的宽容性是否符合某种绝对永恒的标准，而是这个社会与其他竞争者相比是否更加宽容。因为宽容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所以即便是那些被统治者包容了的人也可能受到残酷的不平等对待。19 世纪末，生活在俄罗斯的犹太人认为，与自己在俄罗斯遭遇的大屠杀相比，美国就是一个幸福的避风港，但是当他们到了美国之后，仍然面临着反闪族主义[1] 和反犹太主义的苦恼。

但必须说明，宽容并不是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一个充分条件。不论多么宽容，不丹王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霸主。要成为世界霸主还需要另外一些附加条件，包括地理、人口、自然资源和领导能力，等等，只有所有这些条件完备以后，才能造就罕有的世界霸权性的国家。当然，运气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即使具备了最幸运的条件，一个社会也不一定就必然获得并维持全球统治地位，具体可能取决于当时的竞争状况等。

相反，我认为宽容是实现世界统治地位的必要条件。相对地，我也认为狭隘与超级大国的没落存在着密切联系。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要想清晰地把因果关系分离开来是很困难的。通常情况下，很难说是狭隘导致了没落，或者说狭隘是没落的一个副产品。在多数情况下，这两个命题可能都是对的。

最后，我认为，并非更大的宽容性就一定能让一个社会更加繁荣，或者繁荣必须以宽容为前提。曾经有很多狭隘的社会取得了富足和强大，纳粹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依靠种族纯化、宗教狂热，或者民族清洗获得过世界霸权地位。若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统治地位，仅仅依靠高压政治是远远不够的，迫害会付出极高的代价，种族或者宗教同化，例如拒绝外族通婚，永远都是无益的。

粹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依靠种族纯化、宗教狂热，或者民族清洗获得过世界霸权地位。若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统治地位，仅仅依靠高压政治是远远不够的，迫害会付出极高的代价，种族或者宗教同化，例如拒绝外族通婚，永远都是无益的。

美国或许是通过宽容政策获得世界统治地位的一个典型社会。当然，从美国的大部分历史来看，美国和罗马帝国一样，同样不是人权问题的优秀榜样。美国曾经实施过奴隶制，它曾经残忍驱逐甚至还大规模屠杀土著民族。

然而，自建国伊始，便经过一场伟大的革命获得了宗教自由和市场经济制度，并且所有阶层和不同背景的人们都可以享受这一优越制度，于是美国吸引、鼓励，并利用了无数移民的力量和才能。

移民带来的巨大力量和智慧推动了美国的进步和成功，从西部大开发到工业的爆炸式发展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不与此有关。事实上，美国之所以在原子弹研制竞赛中获胜，与它能吸引那些为了摆脱迫害而移民美国的欧洲科学家有着直接的联系，虽然这一事件的历史地位还有待商榷。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随着“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 ”的裁决和民权运动的进步，虽然出现过反复而且不完美，但是美国终于开始发展为世界历史上在民族和种族层面上最开放的社会之一。并非巧合的是，美国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世界统治地位。

20 世纪最后十年，美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与苏联解体有一定关系。同时，这一阶段也反映了计算机时代初期美国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突出领导地位，这种地位的取得同样与美国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大批富有才华和勤奋素质的移民具有直接的关系。硅谷催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财富爆炸，在这一过程中，移民的创造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从根本层面上来说，美国获得世界统治地位与历史上的其他霸权一样都是得益于宽容思想，但是又与其他帝国有极大的不同。美国是第一个依靠成熟的普选民主制度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它是在继世界人权和国家主权方面的进步以后出现的第一个超级大国。最后，美国是第一个面对全球恐怖网络威胁的超级大国，这些恐怖分子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

这种史无前例的综合性因素让今天的很多美国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正确地位极为困惑。美国应该如何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如何解决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美国是应该维护自己超级大国的地位，还是应该恢复世界多极化秩序？哪一种对世界和美国更为有利？

但是，在柏林墙刚刚拆除时并不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弗朗西斯·福山[1]（Francis Fukuyama ）宣称“历史已经结束”。大家似乎一致认为，不仅在华盛顿，而且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市场和民主“将所有朋友和敌人转变为竞争者”，允许“任何地方的人民实现自己的理想”，消除“地理界线和人为界线”。但是，自由市场式的民主只是小城镇中的游戏，美国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的领导者。

现在回顾起来，或许这一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不会再卷入战争或者军事威胁。美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具摧毁力的武器装备。但是，在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国内外很多人认为，这个新的超级大国不会出于扩张主义和帝国建设的需要而采取军事进攻战略。当谈到美国的军事力量时，人们谈论最多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可以出于人道主义目的使用武力（例如在波斯尼亚或者卢旺达），美国应该如何合理使用“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即那些节省下来的巨额军费。人们似乎认为，作为当今世界的第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并不是一个帝国，也没有军国主义计划。

但是，2001 年9 月11 日，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个月之内，这个超级大国进入了战争状态。一年以后，美国颁布了一个新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强调“美国军事力量的根本作用”，宣称“先发制人”的权力，宣布美国必须维持自己的单极军事优势。突然之间，到处都在谈论美利坚帝国这一话题。相关文章也出现了，不仅《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和《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 ）这样的报纸上出现了相关的文章，这类言论甚至还出现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上，大家异口同声地支持美国执行帝国主义路线。麦克斯·布特（Max Boot ）在《美利坚帝国研究》（The Case for AmericanEmpire ）一文中旁征博引地指出，“阿富汗和其他让人麻烦的地方越来越引人注目”，“那种穿着短马靴戴着木髓太阳帽的自信英国人再次提供启蒙性质的外国统治”。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 ）断言，“恐怖主义的解决途径在于殖民统治”。2003 年初，哈佛大学人权学者迈克尔· 伊格纳蒂夫（Michael Ignatieff ）说：“除了帝国，还有什么词可以更好地描述美国的未来呢？”他认为，美国在伊拉克正在推行帝国主义，并认为伊拉克是“最不可能实现民主和稳定的地方”。同一时期，尼尔·弗格森呼吁美国应该抛弃恐惧，披上大英帝国曾经的帝国外衣。这些支持建立美利坚帝国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显然，没有人试图像过去称维多利亚女王为“印度女皇”那样称乔治· W. 布什总统为“中东皇帝”。相反，大部分支持美利坚帝国思想的人只是认为，无论有没有国际支持，美国都应该更积极地奉行军事干涉主义，从而实现某些地区的政权更迭和国家建设，也就是消灭独裁统治、“流氓国家”和其他对美国形成威胁的政权，然后建立市场化的、民主化的、亲美国的政府。一位时事评论员指出，“美国在21 世纪的绝对统治将以自由市场、人权和民主作为旗帜，然后利用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确保它的顺利实施”。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9 · 11 ”后出现的建立美利坚帝国的呼声似乎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直享有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占领并改造了德国和日本。如果美国那时候能够成功，为什么现在不可以这样做呢？面对无法估量的恐怖主义威胁，在“9 · 11 ”以后为什么不能实施同样的政策呢？为什么美国不能像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负起给世界带来文明、现代化以及和平的责任呢？

“9 · 11 ”之后，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包括那些从不喜欢帝国这个词的人，或者那些自认为是强烈反对帝国主义思想的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可能是这些人突出的代表。虽然怀疑布什政府声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靠性，并坚信美国可能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石油利益，但是弗里德曼却支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以便“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统治，与伊拉克人民携起手来”，建设一个人们渴望已久的稳定民主的社会，“让人民充分享受自由，提高妇女权利，实施现代教育”。同样，迈克尔·伊格纳蒂夫，这位“美国入侵伊拉克最著名的自由派支持者”写道：“现在的事实是，左派人士和右派孤立主义者都反对这种做法，前者甚至认为美国的帝国主义路线是万恶之源，但是伊拉克有很多人希望美国利用武力为他们带来自由。”

但是，所有这些作者都忽略了历史教训，不论他们使用了帝国这个词，还是称之为民主化或者国家建设。现在，美国正在面临着自帝国出现以后就存在的一个严肃问题，只不过这一问题是以新形式表现出来的罢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它曾经导致了历史上绝大多数世界霸主的灭亡。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词，我将之称为“黏性”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饱受争议的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民族认同的挑战》（Who Are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的标题。亨廷顿提出了反传统政治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持续不断的移民，尤其是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移民，例如墨西哥的移民，有可能会危害美国以盎格鲁－新教教徒为主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个人主义、职业道德和法治观念。亨廷顿警告说，除非美国重新明确它的民族身份，否则必将“变成一个包含不同民族、种族、文化和政治集团的松散联邦，大家除了都生活在美国这块土地上以外，很少或者没有共同点”。

亨廷顿受到了人们的猛烈抨击。其原因在于，他露骨地进行了民族煽动和攻击，例如，他说墨西哥裔美国人数量激增，就像兔子那样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他还说墨西哥人可能想把加利福尼亚州、犹他州和得克萨斯州收回去。但是，我倒认为亨廷顿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即美国社会是否具有足够的“黏性”将众多次一级的小社会聚合在一起。历史上的很多超级大国，包括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和蒙古帝国，都是因为缺乏一种包容性的政治认同感，所以不能团结它们众多不同民族和宗教背景的臣民而最终衰落的。

但是，亨廷顿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正如我后面指出的，当超级大国的核心民族变得狭隘，重新强化其所谓的“真正”身份，提倡本族主义或者沙文主义，试图驱逐或排斥“外族”和“不可同化”民族时，整个社会就会分裂和瓦解，并最终会导致超级大国消亡。从这个视角看来，试图将美国的民族身份等同于一个单独的原始种族或者宗教团体，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就一定会出现裂痕。这正是亨廷顿顽固坚持的错误思想，他认为美国的民族身份是WASP（WhiteAnglo-Saxon Protestant ，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文化和WASP 国民价值观，虽然他也认为任何其他种族或背景的人群（显然不包括拉美裔美国人）可以接受这些WASP 文化和价值观。

从更深层次上来看，亨廷顿没有看到美国民族认同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国内，而在于国外。在美国境内，美国特别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在种族和宗教层面上中立的政治身份，而且这种身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足以将不同民族、宗教和背景的各种人群团结在一起。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美国人本身。由于它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包括在六十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大多数情况下被当地人认为是对他们国家主权的侵犯），以及它在经济上的巨大影响力——无所不在的跨国公司、消费品品牌和文化，使得美国的影响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被人感受到。在美国本土以外，那种原本将美国人聚合起来的黏结力不能将世界上的几十亿人口以同样方式黏结起来。

历史表明，超级大国如果想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寻觅一些确保各地区效忠的方式，或者至少得到它所主宰的外国人口对其领导地位的默许，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单单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在这方面，罗马帝国树立了一个世界霸主的最佳榜样，它成功地赢得了被征服人口的支持，有效地将他们聚拢在罗马核心统治的周围，这是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所不能实现的。作为古代帝国的唯一特例，罗马创造了一种政治从属和文化融合政策，对于那些分布在遥远地区的各个不同民族起到了很强的凝聚作用。同样，今天的美国也形成了一整套文化影响，包括超级偶像、星巴克、迪士尼、芝士汉堡、可口可乐和SUV 汽车，所有这些吸引了世界各地数以百万乃至数十亿人的关注。

古罗马帝国有一个优势，它可以将自己征服和统治的人民变成帝国的一部分。被它征服的英国人、东欧人和西非人都成了这个地球上最伟大帝国的臣民，当然主要是指男性中坚分子和公民。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不无钦佩地指出，罗马摧毁了自己的邻国，并通过“允许陌生人自由享有它的特权和荣耀”创造了一个世界级帝国。

但是，美国并不是罗马。美国构造了第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并通过它成为世界霸主，所以美国没有试图或者想要让外国人成为它的臣民，当然也就不是它的公民。当美国政府说要把民主制度带给中东时，它根本没有考虑在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中伊拉克人或者叙利亚人的投票。美国作为全球霸主和自称自由与民主榜样的双重角色产生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疯狂的反美运动。今天，美国面对着世界上的数十亿人口，大多数都是穷人，他们想要像美国人那样生活，但是又不想受美国的主宰；他们试图像美国人那样吃穿住行，但是却被美国大使馆拒签；他们一遍又一遍听说美国代表着自由，但是又看到美国人只注重自己的私利。

那些支持建立美利坚帝国的人们一直引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我希望告诉人们，在与统治世界的帝国相比，美国更像“野蛮的”蒙古帝国，而不是像罗马帝国。

社会学家有一个概念叫作“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它的基本意思是说，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故意选择那些支持自己观点的实例，而忽略那些非支持性的实例。为了避免这种选择性偏差，我尽可能把自己的网撒大一些，并分析每一个符合世界霸主特征的国家。

因此，我分析的一些世界霸权国家，例如，荷兰共和国，和其他例证相比，没有明确的世界支配性，或者说根本不是世界霸主。但是，为了确保我在世界霸主对象选择上的谨慎性，我宁愿多选也不会少选，这种选择的结果同样支持了我的观点，即宽容促进国力的提升，狭隘导致国力的衰败。

本书的其余部分是这样组织的：第一部分分析现代以前的超级大国。第一章以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开始，以亚历山大大帝结束。第二章讲述罗马帝国。第三章分析中国的唐帝国，其鼎盛时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没有明帝国那么广为人知，唐帝国具有明显的霸权野心。第四章分析蒙古帝国。

在古代和现代之间，出现了伟大的宗教帝国，包括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古代融合性的宗教认为不同的民族可以信奉不同的神，但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认为，世界上只有唯一一个真正的信仰。从这个意义来看，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与古代融合性的宗教不同，不论它们信徒的行为是否符合经文要义，其结果却是引发了一千年的宗教冲突、流血和战争。

第二部分是分析宽容的启示作用。在西方，宗教战争时代慢慢让位给启蒙时代。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来说，宽容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是一种美德，甚至是一种责任。宗教迫害不仅是一种低级策略，它还违背了道德良知中的自由属性。所以，便出现了现代的宽容理想：宽容不再是精于算计的君主的统治策略，而变成了“人权”的一个根本因素。启蒙运动导致了一个新时代帝国的出现。一方面，新宽容主义使欧洲一千多年第一批超级大国的出现成为可能；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因为倡导广泛的平等、根本权利和个体自由等原则，启蒙运动为以后所有的帝国埋下了引发众多问题的种子。

第五章对中世纪的西班牙进行了简单分析，它是启蒙运动前欧洲强国的代表。宗教多样化是西班牙的突出特点，包括其国民人口中的大量穆斯林和犹太人。但是，西班牙终于没有能抵制住那个时代狂热宗教活动的影响，宗教屠杀、驱逐和宗教迫害断送了西班牙社会，扼杀了它的繁荣，这充分说明了基督教的狭隘思想阻碍了中世纪欧洲大国获得世界霸权的进程，西班牙可谓一个典型的代表。

第六章讲述了荷兰共和国这个小国不可能实现的崛起，但它是第一个接受新宽容思想的欧洲国家。1579 年，当欧洲的其他部分还纠缠于狂热的宗教斗争时，荷兰共和国却在自己的建国宪章中明确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几乎一夜之间，它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了大量的宗教难民，他们不仅来自西班牙，而且来自整个欧洲。其直接结果是，它成为世界上最富足的国家，发展也最为快速，具有“生产、商业和金融的巨大优势”，具备了成为世界霸主的“罕有条件”。

第七章将视线远离了西方，简单浏览了一下三个从来没有获得过世界霸权的帝国，中国的明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

重新把目光转回西方，第八章讨论了大英帝国，这是继荷兰共和国之后欧洲最具宽容性的国家，“统治的地域不断扩大”，如果把它控制的海洋也算上，这个国家占据了地球表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但是，当英国人遭遇非洲人、亚洲其他非白人时，他们的宽容就消失了。无论英国人认为自己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多大影响，他们从来没有克服自己的殖民种族主义思想，这是该帝国衰亡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部分引导我们从英帝国时代进入现代。第九章讨论了宽容在美国从一个殖民地新贵到全球霸主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十章讨论了两个以狭隘思想和民族纯化为基础的世界强国，纳粹德国和日本。第十一章分析了美国当今面临的主要对手。

第十二章试图将历史教训应用于21世纪，重点分析了有关美利坚帝国的讨论。两千五百年以来，历史上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面临着两个同样严峻的挑战：维持促使其兴起的宽容政策和构建国家团结的体制，这种体制可以争取其统治人民的忠诚或者至少是臣服。过去几年中，美国试图巩固其海外世界霸权的努力进一步凸显了这两个挑战的重要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要想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或许首先应该停止其称霸全球的野心。

从阿契美尼德波斯王朝到现在的美国，中间经历了罗马帝国、中国唐朝、西班牙、荷兰和大英帝国，艾米·蔡讲述了世界历史上超级大国——在它们的时代无可匹敌的大国故事。相信多数读者都会对本书视野的高度，以及学术征引的广度留下深刻的印象。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帝国》（Empire: How Britain Madethe Modern World）作者

灿烂的历史，范围之大令人惊叹，并使人们对历史了解得更全面。艾米·蔡充分证明了获取和维持强大实力的关键是能够吸引和同化，而不是强迫和威胁。

——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美国新军国主义》（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 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作者

艾米·蔡是一位法学教授，但是她以一名睿智的历史学家身份完成了这部作品。她从历史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这是任何关注未来的人都无法忽略的。

——阿米泰·爱佐尼（Amitai Etzioni），《安全第一》（Security First: For a Muscular, Moral Foreign Policy）作者

艾米·蔡很巧妙地将波斯、蒙古、荷兰，以及其他超级大国的历史浓缩成一个无可辩驳的论点：大国因宽容而兴盛，因狭隘而衰败。机敏而精准的论证是本书一半的乐趣所在。

——罗伯特· D. 卡普兰（Robert D.kaplan），美国著名作家，《巴尔干幽灵》（Balkan Ghosts）和《帝国步兵》（Imperial Grunts）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