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尽管有那些不可避免的桎梏带来的限制，达·芬奇的思想还是现代的，是同类人中首屈一指、令后世景仰的。就像每一个时代都有的真正的科学家，他受教于自然，并有意识地坚决禁止自己成为旧时思想的奴隶。旧思想有时悄悄潜进他对所见事物的阐释，但我们不应当一叶障目，以致看不到他在努力进行客观冷静的观察。他的文章只是偶尔才涉及古代伟人。他激烈地反抗既有知识与思想那无形的诱惑，多数时候是胜利的。“在讨论中依靠权威的这类人使用的不是理解力，而是记忆。”他写道。在最后的分析里，他只相信自己研究中的亲眼所见。然而他的文章中也难免出现失误，因为遗留下来的传统无处不在，哪怕是如此伟大的天才，思想也不能完完全全避免出错。
虽然人们常常将达-芬奇视为文艺复兴巨匠，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他只是部分地属于文艺复兴时期。他表现出的对生命和自然的热情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主旨，与此同时，他又避免对古籍的依赖，避免因盲目崇拜而照搬人文主义的原则——这些原则使这一时期的其他学术研究都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研究古人而非大自然之杰作的人，”他写道，“是自然的继子而非亲生子，而自然是一切杰出作者的母亲。”在他之前，人人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盖伦的著作都无条件地接受并为其作证，对这些学说进行检验和挑战的，他是第一人。达·芬奇的基本理念体系源自先贤的著作，这不过意味着，他其实是他的时代中一个会犯错的人；在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及错过的机遇中，有些是由于他身处其中不可跳脱的古典式思维背景。他的天文学观点大部分与托勒密的一致，他的生理学思想则获自盖伦。不过，当他“充分欣赏大自然的无穷杰作”，用客观的目光看到了有悖先贤理论的东西，他是会毫不犹豫地承认的。因此，我们才可能在他的一本笔记里读到如下语句：“太阳并没有移动。”这在当时绝对惊世骇俗。他的终极目标是质疑先贤的思想遗产，寻求能切身验证的真理，于是，当同时代的人深信某些领域早已被准确测绘时，达·芬奇还能够开拓出新的道路。
达·芬奇科学研究的核心即实验法，是研究自然的方式之一，据说直到17世纪才开始推行。实验法是所谓科学革命的关键，而17世纪正因科学革命广为人知。但达’芬奇早已经从黑暗中觉醒。假如再沉睡两百年，他将摆脱更多束缚，受益于更多知识和技术。那么毋庸置疑，他给后世留下的巨大财富可能媲美——甚至超过——开普勒、伽利略、哈维甚至牛顿的成就。
这就是令我着迷了这么多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他解剖学者的身份尤其吸引我。他那伟大的艺术才华以及杰出的画作享誉世界。毕竟，他生活的时代视艺术上的成功为荣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如此。一代之后的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作为为艺术家著书立传的艺术家，用自己的文字给世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达·芬奇形象：“确实令人钦佩，拥有神一般的天才。他若非如此多才多艺，也许会成为一位科学家。但性格中的不安分让他对许多事半途而废。”这些话收录于瓦萨里1568年版《艺苑名人传》(zd‘ves D厂。4rtists)，是远远早于达·芬奇的任何科学成就为人所知的时候写的。与那个时期的其他人一样，瓦萨里更多是将达．芬奇当作一个本可能更为多产的艺术家，而没有认真探讨过如果他对科学更加重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达．芬奇只不过热切渴望回归科学工作，这却被误认作变化无常．而实际上应该说，他是在进行科学工作，却常常因更实际的艺术创作问题而分神。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开始对绘画真正不耐烦了。于是，加尔默罗会副主教弗拉．彼得罗·迪·诺韦拉腊(．Fra Pietro di Novellara)在1501年4月写给一位急切的资助人，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斯特(Isabella d’Este)的一封信中，不得不试图解释她委托绘制的肖像为何迟迟没有完成：“(他的)数学实验令他无暇绘画，他甚至无法放下实验去拿起画笔。”对这样的态度，除了他的少数几个同事和资助人，没有人能够理解。虽然瓦萨里对达·芬奇的解剖学研究大为惊叹，但他认为达-芬奇的继承者弗兰切斯科·梅尔齐只是“将这些解剖学绘图视为遗物而珍藏”，因为那是它们的唯一价值。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