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一份遗产
四十多年前我离开了家。那时我十八岁。六年后当我回来时——回得很是缓慢：乘一艘轮船颠簸了两个礼拜——觉得一切都既陌生又不陌生：突然到来的夜晚，叶子硕大的树，萎缩的街道，瓦楞铁皮屋顶。要是沿着一条街道走下去，就会听见所有开着门的小房子里传出的“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电台播放的那些美国广告的配乐短诗。六年前我很熟悉“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播放的配乐广告短诗；而现在，对我来说这些配乐短诗全是新的，仿佛是别人的民歌。
大街上的所有人都比我印象中的要黑：非洲人、印第安人、白人、葡萄牙人和混血的华人。不过在他们的房子里时，他们并不显得那么黑。我猜想是因为在大街上，我更大程度上是个看客，算是半个游客，而当我去到某个房子里，就是和我相识多年的人在一起。因此我更容易看到他们。
回家就是这种与印象的戏耍，就像当初我玩儿第一副眼镜，透过它看到的世界轮廓清晰，小小的，不那么真切，放下眼镜，看到的是一个尺寸标准、真切但却模糊的世界；就像我玩儿第一副墨镜，在炫目的光线和冷色调间切换；或者像我在这首次归家时第一次接触空调，我喜欢从凉爽的空调房走到炎热的外面，然后再回来。这么多年里，这么多趟回来，我总归是及时地习惯了那些新东西，但关于真实的交替和移位从来都不曾真正结束。只要我愿意，这种交替召之即来。从二十年前开始，每当回去，我都会时不时地让自己相信，自己置身于半梦半醒之间，一切都既熟悉又不熟悉。那是一种愉快的感觉；有点像儿时有过的那种感觉：那次是在雨季，我“发烧”了。
一次回家期间，那一次就有点像“发烧”时的感觉，我听说了列奥纳德’赛德的故事，他是个糕饼装裱师，也是个插花能手。我是从一个学校老师那里听来的。
她在一所新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在镇子的郊外，那一片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都还是乡村，是一片一片的种植园。学校的场地看上去仍像是一片收割过的甘蔗地或者是椰子林地。连一棵树都没有。一座简易的两层水泥大楼——绿房顶，奶油色的墙壁——孤零零地矗立在那片空旷的地上，遭受烈日的暴晒。
那个老师说：“早年间我们做的工作颇像社会服务，学生主要是劳工家庭出身的女孩子。她们当中有些人的兄弟、父亲或者亲属进了监狱；她们谈起这些事情很是习以为常。有一天，就在那所烈日炙烤下的高温校园里，一个老教师，印度裔长老会女教友，在教职工大会上提议我们应该举办一个五朔节。花会，让女学生们对此能有所了解。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我们决定让那些女孩子们做花艺展示，给做得最好的女孩子发奖。
“要是发奖，就要有一个评委。如果没有一个好评委，那这个奖也就没什么意义。让谁来做这个评委呢?我们所教的那些孩子是非常愤世嫉俗的。这来自于她们家庭的耳濡目染。哦，她们是非常恭敬的，可是她们认为，每一个人和每一样东西都靠不住，她们打心眼儿里看不上那些地位比她们高的人。所以，我们不能从政府机关或者教育部请人来当评委，也不能请太有名的人。这样一来，我们可选的人就不多了。
“一个年轻女教师说，列奥纳德·赛德应该是评委的最佳人选。这个教师非常年轻，她就是一个农村女孩子，刚刚从公立师范学院毕业。
“谁是列奥纳德·赛德?
“那个女孩还要想一想，然后才说：‘他一辈子都在和花儿打交道。’
“过得去。就在这时，有人想起了这个人物。她说，列奥纳德’赛德在妇女志愿协会讲了几次课，那里的人都很喜欢他。要找他就去那个地方。
“妇女志愿协会在战争期间成立，效仿的是英国的女子志愿服务队。该协会在市中心的帕里角有一座楼。帕里角什么都有：一家公共汽车修理厂、一家出租汽车修理厂、一家殡仪馆、两家咖啡厅、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兼干货店，还有若干小房子，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住宅。帕里角的一切都归名门望族帕里家族所有。
“我去帕里角很方便，就主动提出我去找列奥纳德‘赛德谈。妇女志愿协会的那座小楼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就有了。那平整的前墙——一堵厚厚的碎石子儿墙，刷了石膏，也涂了油漆，两端还贴着粗糙的石板——紧挨着人行道直立着，所以，前脚刚刚离开那狭窄的人行道，后脚就直接迈进了楼的前庭。前门不偏不倚，正好处在那堵临人行道前墙的中间，门两边是挂着窗帘的小窗户。门窗都挂着棕黄色百叶窗，连着可以一下子都提起来的木头横板，并用一个铁扣针关上。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