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生、李东编著的《问道晋商》探晋商五百年雄踞商界之奥秘，寻晋商执金融业牛耳之根源，访晋商御外侮、护矿权之始末，解晋商势衰日落之困惑，全面、完整、客观剖析晋商立之道、破之道，给予白手起家者以新的希望，给予困兽犹斗者以新的出路，更给予墨守成规者以转型的信心。章回体似的结构，让内容环环相扣，读来意犹未尽；通俗的语言，让行文流畅感悟舒展，赏之回味悠长。

刘建生、李东编著的《问道晋商》是在众多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们多年来对晋商和山西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通俗化的编著。

本书介绍晋商创业历程，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企业文化，弘扬家国一体、儒商一体、更新理念、艰苦创业、适时转型、开拓创新、精于管理、以义制利的晋商精神有着重要意义。

识时务弃仕从商 抓机遇借势崛起

 一 山无重数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

 二 域外江天重飞渡，茶路万里溢馨香

 三 贸易交涉中俄国，晋商称雄恰克图

 四 开拓大漠旅蒙商，独占鳌头大盛魁

 五 清政府北边设卡，杀虎口晋商北游

 六 塞上明珠张家口，往来经济山西人

 七 河东盐池皇天赐，开中法兴出“纲商”

 八 报国不为身家计，铜帮涉险渡扶桑

 九 镖旗猎猎无觅处，票号骤兴日升昌

 十 介休侯氏具慧眼，蔚字号起亦流芳

三晋巨富出显族 百年声望传千古

 一 白手起家生意小，艰辛创业造巨擘

 二 驼峰载茗涉万险，一代儒商有常家

 三 灵石王氏财势旺，红门堡内是非多

 四 白银山积似雪峰，阳泉张氏有豪名

 五 长玉川东家渠氏，兴工业双福盈家

 六 官荫商户谋奇利，张王权势耀蒲州

扬名商界留传奇 历经兴衰演春秋

 一 先有乔家复字号，后有蒙地包头城

 二 山西票帮传佳话，汇通天下美名扬

 三 晋商票号合盛元，扶桑国里尽朝晖

 四 独树一帜辟蹊径，登高望远大德通

 五 借问酒家何处有，乾隆御笔“都一处”

 六 酱园京城香百里，童叟无欺六必居

 七 广升秘制定坤丹，阴阳燮理续龙脉

 八 酸香郁冽味悠长，百年陈醋造晋商

 九 千载汾酒香四溢，行商传技美名扬

 十 名扬并州恒义诚，誉冠三晋老鼠窟

风云变幻实难测 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 庚子国变记国耻，西学入晋图自强

 二 张之洞发轫洋务，胡聘之“点火”山西

 三 求自强功亏一篑，论筑路“铁马”难行

 四 争利权群情激愤，自筑路彰显精神

 五 乌金如带储山右，英帝垂涎欲瓜分

 六 力保矿权归三晋，文瀛湖畔起狂飙

 七 荡杨腧闲夸奢富，玩物丧志荡家风

 八 流水落花春去也，一世荣辱归于平

沟通货贿应有道 筚路蓝缕韵犹存

 一 三晋商道传天下，诚信为训示后人

 二 晋商会馆应犹在，需向寻常巷陌寻

 三 商旅精神堪回味，开拓创新敢为先

后记

陈旧的观念、保守的思想和封闭的心态使年青一代画地为牢，没有勇气越“雷池”一步。昔日老祖宗们“踏遍千里荒漠，劈开万顷波涛，敢为天下先”的开拓气魄和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所剩无多。结果，大把大把的钞票进了南方来晋的小裁缝、美容师、钉鞋匠和揽工者的钱袋。

历史曾恩惠三晋，而现实却在无情地戏弄晋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并不为人们所醒悟。求平稳、谋铁碗，或者弄个什么“长”的风气依然如故。停、等、靠、看的持平心理还在有形无形地滋生。似乎商品经济的大潮也难以开启他们固执、封闭的心扉。如果我们沿历史长河稍加上溯，将发现山西人的观念有一个读书入仕一弃仕从商一耻于言利一热衷从政的循环过程。其各阶段的主、客观原因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倘若从中探源，想必不无益处。

晋人善于顺流而动、适时调整，其价值观念在各阶段不尽相同。这既受客观条件影响，又与主观敏锐不无关系。

远在隋唐两代，为Ttt“治国安邦”之才，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等励精图治的帝王一反魏晋以来“门第”为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陆续设置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童子、道举、开元礼等科，采取分科取士的科举制度。这种不分士庶、机会均等的人仕制度，在问世之初充满了活力，寒士们“悬梁刺股”“寒窗苦读”以求金榜题名，一展宏图。

隋唐科举制为那些满腹经纶，但因出身寒微被摒弃于仕途之外的读书人点燃了一线希望之光。随而读书之风看长，入闱应试宛如潮涌。素以务实灵慧著称的三晋俊秀之士，无论士、庶都争相跃人这一社会大潮，而且游刃有余、建功立业。据学者统计，在唐代369位宰相中，山西籍宰相就有狄仁杰等62人，约占总数的1／6，仅闻喜裴氏一门就有51人登榜及第。在《唐诗鉴赏词典》所载的196位著名诗人中，山西人多达22人。仅次于河南、浙江，位居全国第三。在那些山西籍诗人中，宋之问、白居易、柳宗元、王绩、王勃、王维、王之涣等人的名篇佳作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盛唐时期，山西文人荟萃、精英辈出，对华夏文化的繁荣有诸多贡献。然而，在明清两代，像于成龙、陈廷敬、徐继畲等中举人仕并为世人推崇、景仰者却寥若晨星、凤毛麟角。据统计：明清开科取士共51624名，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201名。江苏一省仅状元就多达66名，就连荒僻的贵州也有两名举子曾独占鳌头，而山西竟与状元没有丝毫“缘分”。至于榜眼、探花也只有八人问津。如此数额，理所当然只能居全国倒数第三。

晋人在科举中黯然失色的同时，“西帮”却在商界赫然崛起。这两者究竟有什么联系？山西不乏俊秀之士，可这时又在何方？以何为业？  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描述山西风俗云：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讯者，亦往往有之。

曾任山西巡抚的刘于义也曾向雍正皇帝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自诩为通晓下情的雍正皇帝对此不以为然，朱批讥日：“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应试。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山西俊秀之士弃仕从商可笑与否姑且不论，但读书求仕、金榜题名在晋人眼中失去往日诱人的魅力却令人深思……

明清两代，官场变幻莫测、士林惨祸迭出，促使山西俊秀之士“多入贸易一途”。

朱明王朝定鼎之初，登基伊始、君临天下的朱元璋便急不可待地残戮功臣。为使朱家天下万世永存、长治久安，朱元璋“窃虑功臣跋扈难制，为后世子孙患，乃罗织其罪，大肆杀戮”。那些“元勋宿将，得免者盖寡”，仅蓝玉一案族诛者就有15000人。而胡惟庸一案，株连所及有一公、二十一侯，坐诛者多达三万余人。

开国元勋尚且如此，读书入仕者更不在话下。据统计：《明史》列传所载的113名山西籍官员中只有11人得以善终，不足10％。其余102人或被诛、抄家、灭族，或被捕、下狱、迁戍，或被贬官降职、削籍为民，或战死疆场、马革裹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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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回望山西历史和山西的经济发展史，不能不提晋商。明清晋商曾在华夏农业文明中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活跃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从业人数之众，在世界商业史上亦属罕见。他们驰骋四方，雄居商界五个多世纪。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都曾有过山西商人的足迹。从雁门关外杀虎口的“车辙马迹”到黄河上的古老渡口，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山西境内的深宅大院到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均反映了晋商昔日的活动盛况。甚至在许多地区形成了“晋商不至、产无所泄”的局面。据统计，清道光时期，仅山西商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每年的贸易额即占俄国全部对外贸易额的40％～60％，最高时达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也通过这里进入俄国和欧洲市场。晋商艰辛的远足贸易，使他们各自的财富积累从白银几十万两到数百万两，进而发展到千万两的水平。

明清晋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不畏艰险、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翻越千山万水，踏遍浩瀚大漠；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争当天下先；他们信守商业道德，坚持义中取利，将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他们以商为本、重商立业，认为“商与仕异术而同心”，可作为一项毕生的崇高事业来追求，能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途径；他们节俭勤奋、厚重守成，从小买卖至大发展，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挑”逐渐发展为“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大贾；他们同舟共济，明理诚信、精于管理，从“合伙而商”到“股份经营”，从长途贩运到金融汇兑，富有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他们善于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适时转型，从“开中法”到“折色制”，从北部通商到下海贩铜，从汇通天下到兴办实业，始终处于政策前沿，独领风骚，游刃于政策与商术之间。

近现代以来，在战乱纷扰中，晋商精神日渐衰微。山西人日渐重政治轻经济、重生产轻流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资源禀赋轻他山之石。大市场观念逐渐被本本意识、山沟意识、诸侯意识所禁锢，在既定的框架中不断自我封闭，在墨守成规中屡屡错失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后，山西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老祖宗艰苦创业、敢拼敢闯的精神失传了，同舟共济、信誉至上的商业理念淡化了，以商为本、重商立业的价值追求蜕化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被少数路径依赖的“煤老板”形象所替代。以致山西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沿海沿边地区，甚至也落后于周边省区。这既有地理、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方面的禁锢和自闭。  生活始终朝着未来，而悟性则向着过去。山西曾有过辉煌，亦将会迎来成功的未来。但要在曰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占据优势，后来居上，重振晋商雄风，振兴山西经济，再塑山西形象，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与服务水平，既要依托资源优势，重视工业建设，也要增强重商立业的价值观念，提高商业服务与竞争意识。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突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劣根观念，整合资源，协调发展。既培育高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打造“航母群”，又哺育在市场中具有特色、敢于向狮虎“亮剑”的“群狼”。改善山西的投资环境，营造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说：“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因此，振兴山西经济，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厚重的历史文化与优良的商业传统无疑是我们可资利用的最有效的一大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明清晋商也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物质财富。作为晋商精神与文化的载体，明清晋商巨族所遗留下来的一座座豪宅大院、商号店铺与商业老街相互映衬，形成了一组特色鲜明、风情浓郁的商业民俗景观，全方位地展现了明清时代包括建筑、商业、金融、民俗、艺术、教育以至理念在内的社会生活画卷，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观赏价值。近年来，晋商文化旅游区在山西乃至全国独树一帜，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影响越来越大，知名度和美誉度愈来愈高，给我们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无限生机。

然而，在晋商旅游区的开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各自为政、布展雷同、消费欺诈、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强资源整合、形象塑造、品牌创建与宣传促销建设。以宏观调控、突显特色为切入点，以平遥古城、榆次老城、常家庄园、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雁门关、杀虎口、大阳镇、荫城镇等历史遗存为龙头，整合其他各种民宅大院、商号店铺旧址，形成统一的晋商品牌；突出晋商历史文化内涵，加强名、古、奇、绝的宣传和旅游产品的开发；扩大招商引资，优化景区、景点的环境，强化服务与市场的管理，打造良好的旅游形象。同时，还必须开阔视野，转变思维，跳出晋商看晋商，跳出大院看大院，跳出山西看山西，立足山西看全国。

总之，明清晋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而且也留给了我们丰厚的物质财富和有形资产。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背景下，我们要用足、用好明清晋商给我们留下的各种物质、精神财富。以经济为择业之首，以进取为敬业之魂，以远见为展业之羽，以创新为恒业之本，以严管为兴业之法，以勤俭为守业之根。特别是要求真务实，实实在在，把思想真正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科学发展战略的思路上，上下一致，群策群力，为实现山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飞跃添砖加瓦。试想：我们山西曾经错过了太阳，难道还要再错过月亮？

刘建生

2016年1月

萌发研究晋商的动意，不是在孕育了明清500年商业辉煌的故乡山西，而是缘于在厦门大学的研学经历。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后留校执教，因工作需要，忝列家严挚友傅衣凌及其弟子郑学檬等名师门墙，研修中国经济史。返校时恳请前辈指教今后的研究方向，二位先生均恳切、明确地指出：作为山西的经济史教研人员，应发挥地缘优势，深入挖掘地方资料．对明清晋商及山西抗日根据地经济、阎锡山经济思想措施等山西区域经济史中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全国意义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正是先生们因材施教的谆谆教诲，悉心指点，引导我踏上了晋商研究之路。

返校从教的日子是平淡的，而我研究的兴趣、爱好和着力点却渐渐集中在了晋商研究领域。在完成50万字的《中国经济史稿》和70余万字的《山西近代经济史》基础上，1988年，承蒙《山西经济报》总编室主任丁民和郭欣荣二位先生相邀，我为《山西近代经济史廊》专栏撰稿，介绍近代山西的经济变迁状况，每周三篇，每篇千余字，且连载年余。其中，有关晋商的内容占了绝大部分。专栏开篇不久，就引起广泛关注，许多读者不仅每期必看，还提出建议，要求增加篇幅。有些领导干部甚至向报社索要待发稿件，以期先睹为快。随着晋商历史知识的宣传和人们对晋商兴趣的日渐浓厚，应太原人民广播电台《学习园地》栏目邀请，我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两次共四个月，每周三次，每次30分钟约题播讲，内容主要是山西近代经济史尤其是晋商方面的知识。讲座一经播出，便引起听众对晋商的浓厚兴趣，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太原广播电视报》曾在头版就听众的来信、来电做了专题报道，并对讲座的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的有机结合给予了充分肯定。作为学习、研究晋商队伍中的一分子，我为能在这一领域贡献自己绵薄之力而感到欣慰。既告慰先人又激励来者。光阴荏苒，时光飞逝，不觉间在大学校园里从事经济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已有30余年。前面所述，都已是20余年前的往事了，只是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记忆中，保存在书柜里，因为那里面有许多难忘的往事。

2016年是余花甲之年，有幸承蒙山西经济出版社副总编董利斌、编辑解荣慧以及弘成图文同志们的盛情邀请、鼎力支持和辛勤工作，我们将20多年前这些有关晋商的文稿进行整理，并由北京海外学人中心金融街分中心副研究员李东女士对内容进行了大量增补。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成虎博士，石涛、燕红忠教授以及原经济史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丰若非、刘清平、张晓玲、陈文慧、张新龙、石惠、冀福俊、马文静、韩芸、万芸、吕慧利、梁法、郭士忠等同学在书稿的录入、校对工作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对他（她）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辛勤劳动深表谢意。为了保证本书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尊重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现将书中参考的文献罗列如下：《山西文史资料》，《中国文史资料》，《内蒙古文史资料》，太谷、平遥、祁县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中有关晋商的文章以及张正明先生著的《山西工商业史拾掇》，庞义才、渠绍淼先生编著的《山西外贸志·上》，田际康、刘存善先生主编的《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武殿琦、胡育先先生编著的《在中堂——乔家大院》，张成德先生主编的《老字号名字号》，武殿琦先生著的《晋商巨族——祁县渠家》，黄顺荣先生主编的《银圆山庄——大院深幽》，穆雯瑛先生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先生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等。本书是在众多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们多年来对晋商和山西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进行了通俗化的编著。在此，对给予我们启示及养料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大而言之，本书介绍晋商创业历程，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发展企业文化，弘扬家国一体、儒商一体、更新理念、艰苦创业、适时转型、开拓创新、精于管理、以义制利的晋商精神有着重要意义。与己而言，2016年恰值家父——山西大学经济系原主任刘子威教授一百一十周年诞辰。看到1934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一代硕学曾耳提面命、删繁就简、督责甚严写就的文字结集成书，欣喜唏嘘自不待言。我把它作为纪念的礼物，呈现在父母像前，以此告慰在天之灵，感谢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培养与付出。倘若二老天上有知，自当会有久违的笑颜。

值此付梓之际，我们对山西经济报社（现山西经济日报社）、太原人民广播电台及山西经济出版社原总编赵建廷、原副总编郝建军，现任副总编王宏伟、董利斌，编辑解荣慧以及春秋音像出版社总编张慧君等诸位先生致以谢意，并对曾参与本课题策划的已故挚友、学生侯新院先生表示感谢。

刘建生

2016年1月于山西大学蕴华庄养拙斋

“予此次之漫游，足迹殆遍于欧亚大陆，其映于眼帘之中足以动吾人之观感者盖多，至其最奇者，则莫如中国之小商人与犹太人激烈之竞争……使数百年来掌握经济实权之犹太人，不得不让出其利益之范围，任其侵蚀也……试观世界之趋势……几于日出日没之处．无不见有中国人之足迹。则胡服辫发，姗姗而来，足令人陡生一种惶惟恐之念者，固此皆是也。”

——100多年前，格兰顿将军周游世界后向其国人感叹晋商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