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奇著！重新发现“唐诗宋词”，清扫中国“千年雾霾”！

不论是王国维、陈寅恪、胡适之，还是龙榆生、施蛰存、钱钟书，都要拿来严苛审视一番。

如王国维不明情物，陈寅恪不懂红楼，钱钟书有学问无洞见……无不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在思想文化界独树一帜。

写诗在李白不过是业余爱好，韩愈配不上“文起八代之衰”，杜牧骨子里是个食色动物，苏轼词风并非豪放而是任性，豪放派鼻祖另有其人……对文学史定论的颠覆令人震撼，揭示出别一种人文承传和文化景观。

《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精）》中的李劼，笔锋犀利，激昂难止，想常人所不能想，言常人所不敢言。

“诗为心声”、“词乃情物”是李劼的审美宗旨，个人的亲历、个人的感怀，才是意境的由来，才是审美的底蕴所在。

拿掉《红楼梦》，中国文化的一双眼睛就没有了；拿掉唐诗宋词，中国文化的一张美丽面孔就没有了；拿掉先秦诸子，中国文化就不成立了。今天，剥落什么，就重生什么，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需重新整合。

重返唐诗宋词，一言以蔽之：诗为心声，词乃情物。

诗言者，心声也，自《诗经》始。唐诗最为可观之处，就在于如何从初唐气壮如牛的言志，演变成晚唐温柔婉约的抒情。无情，则无词。北宋之词，情盛，所以有如水草丰茂；南宋之词，两安之后，日渐枯萎。一部《人间词话》，最令人感慨的致命伤在于，不知词为情物。就唐诗宋词阅读的审美观念之改观而言，李劼著的《唐诗宋词解：诗为心声词乃情物（精）》只是开了个小小的口子。雾霾尚未清除，世人还须努力。

自序

上卷

 第一编 唐诗大观

引言

一 初唐：每一个诗人，都是一部传奇

王　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江亭夜月送别 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咏蝉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陈子昂‖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独不见　

二 盛唐：一朵富丽堂皇的牡丹花

张九龄‖望月怀远│湖口望庐山瀑布泉 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夏日南亭怀辛大│夜归鹿门山歌│春晓│过故人庄│宿建德江 王　维‖凝碧池　　王之涣‖凉州词 │登鹳雀楼 王昌龄‖从军行│出塞│闺怨│采莲曲│芙蓉楼送辛渐│送人归江夏│长信秋词 高　适‖塞下曲│蓟门行│哭单父梁九少府│塞上听吹笛 岑　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贺知章‖回乡偶书│咏柳 李　白‖侠客行│行路难│将进酒│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月下独酌 杜　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登高│春望│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三 中唐：元白主流，柳刘双璧，李贺最耀眼

韩　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柳宗元‖笼鹰词│江雪 李　贺‖致酒行│高轩过│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出城寄权璩、杨敬之 元　稹‖遣悲怀│织妇词│离思 白居易‖对酒│长恨歌│卖炭翁 薛　涛‖十离诗│春望词│池上双鸟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堤上行│竹枝词│学阮公体

四 晚唐：明星辈出，并非余响

杜　牧‖赤壁│泊秦淮│过华清宫绝句│叹花│江南春绝句│山行 温庭筠‖苏武庙│商山早行│瑶瑟怨│咸阳值雨│过分水岭 李商隐‖锦瑟│无题│夜雨寄北│梦泽│咸阳│同崔八诣药山访融禅师│正月崇让宅│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 韩　偓‖咏手│咏浴│闻雨│绕廊│五更 韦　庄‖秦妇吟

 第二编 宋词纵览

一 北宋景观，对长亭晚

柳　永‖望海潮·东南形胜│少年游十首│菊花新·中吕调│红窗迥·小园东

二 是官宦词家，也是文人墨客

张　先‖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一丛花·伤高怀远几时穷 范仲淹‖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渔家傲·秋思 　　欧阳修‖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朝中措·平山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

三 五代小令，犹有余响

晏　殊‖踏莎行·祖席离歌│破阵子·春景│木兰花·燕鸿过后莺归去 晏几道‖蝶恋花·卷絮风头寒欲尽

四 有宋士大夫词，自东坡始

苏　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三月七日│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望江南·超然台作│南乡子·送述古

五 情词如潺潺之水，如泣如诉

秦　观‖满庭芳·山抹微云 贺　铸‖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西江月·携手看花深径│踏莎行·杨柳回塘

六 承柳词之婉约，变为和雅

周邦彦‖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大酺·春雨│洛阳春·眉共春山争秀│兰陵王·柳

七 南宋以降，词人如倦客思家

李清照‖ 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永遇乐·落日熔金│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声声慢·寻寻觅觅│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

八 美成余脉，精致有加，大气不足

姜　夔‖扬州慢·淮左名都 吴文英‖喜迁莺·同丁基仲过希道家看牡丹│莺啼序·春晚感怀

九 稼轩以降，辛词不再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语以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青玉案·元夕│鹧鸪天·代人赋　　│祝英台近·晚春│一剪梅·记得同烧此夜香│西江月·遣兴│卜算子·修竹翠罗寒│临江仙·手拈黄花无意绪│水龙吟·登 建康赏心亭　

[下卷]

 第三编 评说唐诗诸大家

一 王勃如彗星划过

二 诗才盖世刘希夷

三 王维像牛车走过

四 无厘头李太白

五 向日葵杜工部

六 妄人韩退之

七 骚辞鬼唱见昌谷

八 俗诗天王白居易

九 宜春苑外温飞卿

十 日射风撼李商隐

十一 明日池塘说韩偓

 第四编 话说后主及宋词家

一 后主词绝人更绝

二 宋词首席大家柳三变

三 舞低杨柳小晏情

四 东坡未了佛道缘

五 孤馆春寒少游词

六 拂水飘绵美成曲

七 晚晴寒透李清照

八 壮志难酬稼轩悲

九 数峰清苦，白石自度

十 梦窗沉香，垂柳系舟

十一 玉田浅醉，怕听啼鹃

附录 诗话词论

 一 闲话唐诗论宋词

 二 中国古代诗论、文论流变概说

《典论·论文》《诗品》《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沧浪诗话》

二 盛唐：一朵富丽堂皇的牡丹花

倘若可以将初唐诗人诗作比作春寒料峭时节的梅花，那么盛唐诗人诗歌好比富丽堂皇的牡丹。盛唐的这朵牡丹要从张九龄讲起，而要讲这位相国，又不得不提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者，乃李唐所有皇帝之中最有治国成就又最诗意盎然的一个。大凡为人处世，有头脑的未必有性情，而有性情的又未必有头脑。皇帝也同样如此。唐太宗有头脑，但了无性情可言。宋徽宗有性情，却没头脑。惟玄宗者，既有头脑，又有性情。故而，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最著名的贤臣有张九龄，最亮丽的诗星有李太白。每每有人向朝廷推荐人才，玄宗都会垂问道：“风度得如九龄否？”因为他知道什么样的人是股肱之臣，一如他知道李白写诗是天才，但从政太搞笑，所以欣赏过后，请出宫门。亦如他听到孟浩然向他诵读“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马上回应：“卿不求朕，朕岂弃卿？何不云：‘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李隆基写诗固然写不过孟浩然，但智商显然要比那位诗人高多了。开元盛世不是凭空而降的。张九龄遇到李隆基这样的君主，应该说是太幸运了。在山水与庙堂之间忸怩作态的孟浩然，得不到唐玄宗重用，也是理所当然的。李隆基争夺天下的本事固然不如李世民，但治理国家却远胜唐太宗。故而玄宗治理出一个李唐盛世，却转而差点失了李唐的天下。这其实跟李隆基谈不谈恋爱无关。大凡诗家过于兴旺，国家就会变得文弱。这种例子不只玄宗一朝，古今中外，不胜枚举。雅典曾是古希腊最有文化的城邦，结果被尚武的斯巴达给灭了。伏羲族是开创华夏文化的农耕民族，结果给游牧民族黄帝族给灭了。后来的姬周灭殷商、赢政统一天下，几乎就是那场野蛮战胜文明的炎黄之战的重复。即便是开元天宝盛世的衰败，也前有李渊、李世民父子灭了隋炀帝的先例为镜，后有金兵攻陷赵宋东京的历史重演。

由此可见，当张九龄上奏：“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李隆基断然驳回：“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便臆断禄山难制耶？”绝非毫无来由。这要放在李世民，安禄山必死无疑。但李隆基不是李世民。打天下的李世民有铁石心肠，治天下的李隆基乃性情中人，一颗悲悯之心柔软得几近后来的南唐后主李重光。更何况张九龄又很不明智地例举孙武斩宫嫔的典故。就算李隆基不联想到杨贵妃头上，也会伤到他那颗面对女人时的柔软之心。好在张九龄毕竟是玄宗爱卿，不会惹出龙颜大怒。再说，当年玄宗赐死宋之问，是因为那厮已然劣迹斑斑，再加上皇权争夺中站错了队。然而这在安禄山，却只是犯了军法，其时并不至十恶不赦更不曾流露谋逆行迹，玄宗凭什么判其死刑？后世有人以唐玄宗拒绝处死安禄山来证明张九龄比唐玄宗高明，唐玄宗没有张九龄那么明察秋毫，是不能成立的。诛杀恶人，也得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才是。因此，唐玄宗说张九龄臆断并没有说错。

唐明皇最遭非议的，当然是与杨贵妃的那场爱情。就连白居易都在《长恨歌》中指责“汉皇重色思倾国”。真是的。白乐天也不想想，能够“三千宠爱在一身”的专情皇帝，能有几个？因为皇帝要满足情欲太容易了，不容易的是，皇帝能够与心上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白乐天一生阅女无数，却从来难曾有过山盟海誓的爱情经历，所以看到人家爱得死去活来，就断言人家“思倾国”了。殊不知，这恰好是李隆基其人的诗意所在。倘若要评出一个开元天宝年间最富诗意的人物，非李隆基莫属。因此，要解读盛唐诗歌的奥义秘辛，李隆基的诗意性情，乃是不可忽略的历史密码。路易十四式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位。除了李后主，宋徽宗，应该就是李隆基了。且不论政治成就如何，若要说才情诗意，他们全都在路易十四之上。

在中国历史上，贤臣通常是幸逢了明主才得以成立。诸葛亮再能干，也得碰上刘备才能施展。故而张九龄言“夫人之所以为贵者，以其有信有礼；国之所以能强，亦云惟信与义”不知就里。王朝国家，得碰上明君才撞上好运，与信义无关。倘若唐明皇与刘阿斗一样，能有开元盛世么？就算李世民在李隆基的位置上，也未必能够治国昌盛如彼。张九龄的政治成就，与其说是识破安禄山，不如说是开凿大庾岭，修通梅关古道，从而使他的另一句名言“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有了点实际的意味。中国历史上的文官政治是颇有文明内涵的，只是中国文人为政都习惯于言义不言利，张九龄也未能免俗。但又因为如此重义轻利，才能得到后世儒生仰慕，也为同时代的杜甫盛赞如斯：“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倘若张九龄言利不言义，杜甫会说“仙鹤下人间”么？

P24-27

当年写《论<红楼梦>》一著，所幸的是从来不曾把红学当回事。后来写作《中国文化冷风景》，所幸有东西方文化经典的会当凌绝顶，得以穿越两千多年的皓首穷经历史，直面先秦诸子。及至论说唐诗宋词，以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影响会轻淡一些。哪里知道，集体无意识创伤造成的心理痼疾，丝毫不下于经史子集读解。正如神话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原型，审美乃是民族文化的最为敏感的神经。世人认为已经定论的唐诗宋词，其实积着历时千年的尘垢。

在入手唐诗宋词的解读之前，曾经写过纵论式的《闲话唐诗论宋词》，又涉猎了古代诗话文论从而写了《中国古代诗论、文论流变概说》。然而，一旦进入具体的诗人词家评析，蓦然发现，以前的诗论词话是多么的不靠谱。上千年来的诗论词话，大多好比飘浮在诗词上空的浮尘，有如雾霾一般。世人习惯了也就习惯了，不习惯的似乎也难以摆脱。于是，上千年唐诗宋词阅读本身，也就渐渐地变成了那样的雾霾。

本著选择的主要参考对象，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以降最顶尖的学者论著论文，王国维、陈寅恪、龙榆生以及钱锺书的一些评述。施蛰存的《唐诗百话》，是因为要对照寅恪先生的有关论说，才查找的。读大学时曾经读过沈祖菜的《宋词赏析》。本笔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些顶级学者的学问是毋庸置疑地深湛的，但他们的审美观念却并未能幸免传统意识形态的种种污染。

主要是诗言志、文载道那种深入骨髓的影响，往往聚焦于杜甫杜诗的评价，或者于柳永柳词的如何定位。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庶几是其隋唐政治制度研究的一个强有力的附注，然一旦涉及晚唐诗风尤其是韩偓《香奁集》评说，传统的审美惯性马上显现，将《香奁集》定论为浮薄放荡。施蛰存《唐诗百话》更加不留情，将《香奁集》视作唐诗中最下流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施先生对温庭筠的评介是轻佻才子。尽管本笔非常尊重这二位前辈学者，但绝不认同他们的上述评判。本笔非常推崇温庭筠，认为他是不逊于杜甫的唐诗大家，也是与同时的韦庄、此后的南唐二主以及冯延巳比肩而立的宋词先驱。本笔更为推崇韩惺的《香奁集》，乃《红楼梦》真正的先声。唐代诗人当中，初唐的刘庭芝，晚唐的韩偓，与《红楼梦》最具文化上、审美上的血脉关系。

宋代词家与后世的《红楼梦》息息相通者，当数柳永。《红楼梦》其实是一个审美标高。举凡于《香奁集》、于温庭筠、于后主前期宫廷情词或者于柳永柳词乃至于周邦彦情词怀有偏见者，大都与《红楼梦》多多少少有隔阂。那样的隔阂又通常意味着，偏见者以有志男人自许，对女性没有那份情感，没有那副柔肠，没有怜香惜玉的悲悯。这类学者通常会推崇杜甫、甚至杜牧，会推崇诗歌合为时而作的白居易。杜甫诗才与李白媲美，但其稷契之志却过于夸张。杜牧官气十足，不谙历史偏要写史赋，对得不到的美人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在诗作中大肆遐想。要说不堪，这位杜大官人才是有唐诗人当中的最不堪者。至于白居易，虽然被认为性格乐天开朗，其《长恨歌》却八卦了唐明皇的爱情、曲解了马嵬兵变。

这样的偏见也同样见诸苏轼苏词的评说。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赞扬苏东坡的“大江东去”，认作豪放，很有男儿气度，根本无视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的空洞以及源自无知的茫然。其实，最出色的苏词是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但历代词话从来不那么认为，因为在那些词话者心目中，悼念亡妻只是家事小事，惟有心怀天下或者凭吊历史才是国事大事。苏轼骨子里是个喜欢随心所欲的文人，根本不懂政治不懂国事天下事。苏词的特征是任性，“一蓑烟雨任平生”，“老夫聊发少年狂”，但从未豪放过人。豪放的真正鼻祖是贺铸，那首《六州歌头·少年侠气》。然后再是南宋的辛弃疾。后世词话家们说起豪放为何不提贺铸？因为《少年侠气》显示的是性情，而不是家国情怀。传统意识形态不喜性情或者爱情，强调兼济。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突出的就是柳如是的家国情怀，而不是爱情如何缠绵。换句话说，柳如是得到表彰的原因是，商女知了亡国恨。要是柳如是没有那样的情怀，照样会被归入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之列，不会得到陈寅恪先生的青睐。再进一层说，要是韩惺笔下的女子，一个个踊跃爱国知亡，那么寅恪先生对《香奁集》的评价就会不一样了。但问题是，女性为何一定要把自己跟国家、其实是某个王朝绑到一处，才能被列入传记呢？这恐怕是司马迁《史记》立下的规矩吧。《史记》所涉的女人，都跟国家兴亡有关，根本没有自己的爱情、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没有自己个人的存在及其存在理由。历史是为男人写的。同样，诗词也必须体现男人的意志，从而因为男人而存在。就此而言，陈寅恪也罢，施蛰存也罢，包括钱锺书、甚至王国维乃至龙榆生，都与司马迁高度一致。而本笔最不认同的，恰恰就是这样的高度一致。本笔相信，曹雪芹也正是不认同这样的一致，才写了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本笔论说唐诗宋词的宗旨乃是：诗为心声，词乃情物。本笔借此举例唐诗大观，借此步入宋词纵论。就唐诗宋词阅读的审美观念之改观而言，本著只是开了个小小的口子。雾霾尚未清除，世人还须努力。

是为序。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