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无哀编著的《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以1844年起，来华谈判的法国拉萼尼使团成员于勒?伊迪埃拍摄了澳门、广州的市井风物、官员富商、参加谈判的中法代表以及《中法黄埔条约》的签字仪式，这是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第一批照片，现在还有37张银版存于法国。此后，西方来华的旅行家、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冒险家、军人、记者各色人等穿行于中国大地，成千上万人留下了关于中国的照片，其中哪些人、哪些照片是最重要的？为何重要？那些著名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那些最重要的西方摄影家因何原因来这是一部深入研究1844年中国遭遇摄影术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的拍摄活动的摄影史著作。

南无哀编著的《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是一部深入研究1844年中国遭遇摄影术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的拍摄活动的摄影史著作。书稿呈现出自1844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20位西方摄影家在中国摄取的近140张历史影像，并用深入浅出的文字加以阐述，非常独特地展现出百年中国大历史下的许多重要细节，细细读来，全书稿图文并茂，血肉丰满。

序言 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

第一章 见证条约时代的开始

 ——1860 年菲利斯·比托记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章 衰落的帝国

 ——1869-1872 年约翰·汤姆森记录的中国

第三章 1900 年的北京

 ——詹姆斯·利卡尔顿镜头中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第四章 “农夫歌”

 ——1908-1932 年西德尼·甘博照片中的中国

第五章 香格里拉的始作俑者

 ——1922-1949 年约瑟夫·洛克在中国的探险

第六章 1935 年的禁地之旅

 ——艾拉· 玛雅尔穿越“隔断的绿洲”

第七章 1936 年的禁地之旅

 ——埃德加·斯诺探寻红色中国

第八章 在战火中疗伤

 ——1938 年罗伯特·卡帕目击的中国抗战

第九章 北平的声音与记忆

 ——1933-1946 年海达·莫理循眼中的古都

第十章 1948-1949：穿行于新旧中国之间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中国（上）

第十一章 1958：“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中国（下）

第十二章 旁观者

 ——1964-2005 年何奈·布里的七访中国

第十三章 1979 年的中国

 ——伊芙 ·阿诺德与她的《中国之行》

第十四章 红色中国

 ——马克·吕布眼中的毛泽东时代

第十五章 中国之惑

 ——马克·吕布眼中改革开放的中国

第十六章 我的情怀在这里

 ——1976-2010 年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后记

第二章衰落的帝国——1869—1872年约翰·汤姆森记录的中国

今天，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被视为一名摄影家，但在摄影家与探险家这两个名头之间，他更看重的乃是后者：

从我第一次游历柬埔寨，考察远古时期的城市时起，我就一直在做着这样不懈的努力，即探险家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发现人类感兴趣的事物，而且在于他使用摄影艺术为人类提供了具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照相机一直陪伴着我的旅行，成为唯一准确地描绘我沿途见到的一切有趣之物以及所接触的各种民族的工具。

而在同时代的英国人眼中，汤姆森更像是一名英雄。

汤姆森于1869年至1872年期间漫游中国时，正是大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盛期。在当时的英国人眼中，中国政府专制、腐败且十分恐怖；中国很脏，到处臭气熏天；中国人贫穷，亚当·斯密说中国下层百姓的贫困程度远甚于欧洲最穷的国家中的下层百姓；中国动乱，遍地暴民，红毛们(太平军)几乎推翻了皇帝。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英国人充满仇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都被打得落花流水……但这一切都没有能够阻止汤姆森！他孤身一人深人中国旅行，见识了上至摄政王奕、军机大臣李鸿章，下至乞丐盗匪的各色人等，拍了那么多照片，竟然全身而归！他用一台木匣子相机和一堆感光玻璃版，就征服了中华帝国！

汤姆森，当然就是展示大英豪情的时代英雄。

更重要的是，这种豪情体现的不仅是个人英雄主义，更是大英帝国对于东方的威慑和作为帝国子民的骄傲。汤姆森在1869年开始漫游中国时，中国历史恰好进入了“条约时代”；《天津条约》规定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可在中国内地自由旅行和传教。正是受此条约庇护，汤姆森在中国漫游三年，走了一个“丁”字形的纵贯线：从香港、广州北上，经厦门、台湾、上海、宁波、胶东半岛、天津直到大清帝国首都北京；然后复以上海为出发点，乘汽轮直抵汉口，再从汉口买舟逆流而上，经宜昌、沙市、枝江、青滩、崆岭滩直到巫峡的夔州府，再经汉口、南京返回上海，总行程超过6000英里，达到了当时外国人在中国旅行的地理上的极限。而在《天津条约》之前，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尚不被允许，更不用说扛着相机满中国跑了。因此，汤姆森在中国内地迈出的每一步，都书写着大英帝国威慑东方的豪情。

不言而喻，这每一步，也都象征着大清帝国主权的丧失、国势的衰败；汤姆森镜头中的大清，已是红衰翠减、残照当楼。考察汤姆森在中国的拍摄。此背景不可不察。

1862—1872：汤姆森的亚洲十年

汤姆森是一位跨越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摄影家，从1862年开始摄影活动到1910年不再亲自经营照相馆，其摄影活动长达48年。但他主要的游历和拍摄发生在1862—1878年，特别是1862—1872年在亚洲的十年。1872年从中国回英国后，汤姆森用大量时间整理出版在中国拍的照片；1876年2月到1877年1月，他为《伦敦的街头生活》月刊拍照(法国人阿道夫·史密斯负责撰文)，出版了同名摄影集。1878年他对英国殖民地塞浦路斯的拍摄是他最后一次走出英国本土进行长时间的旅行拍摄，此后他除了偶尔去法国旅行，都在伦敦打理自己的照相馆，帮助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摄影培训。因此，奠定汤姆森摄影史地位的两大系列作品，一是其在本土完成的《伦敦的街头生活》，开创了面向底层民众的纪实摄影的先河；二是其1862—1872年在亚洲游历期间完成的作品，尤其是在中国拍的照片。P35-37

序言 东方学视野中的中国照片

一对于中国，摄影首先是政治问题

鸦片战争是摄影术侵入中国的“引路者”。

摄影，对于西方，是器材和技术的问题，媒介和实验的问题，传播与观看的问题，美学与伦理的问题；但对于中国，首先是政治问题。1844年，法国拉萼尼使团访华，强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的清政府签订中法《黄埔条约》。谈判间隙，使团的海关官员于勒·埃迪尔(Julesltier，1802—1877)拍摄了广州的市井风物、官僚富商以及参加谈判和签约的中法代表，成为在中国大陆拍摄的第一批照片。珠江口的法国舰队，比那台达盖尔相机更生动地构成了摄影术侵入——而非传入——中国的第一个情境。

两方摄影师获准深入中国内地旅行、拍摄，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战败的中国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首次确认了外国人在中国内地有旅行、经商、传教的自由，并享有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从1860年直到1943年英、法、美鉴于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自动放弃领事裁判权止，其间在中国旅行、拍摄的西方摄影师，每人都是《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受益人——他们的拍摄也直接或间接地支撑着帝国的在华利益，此为西方摄影师拍摄中国的第二个情境。

在日本和朝鲜，摄影术也是随着美国舰队的重炮一起登陆的。

正是基于这一情境在东方国家的普遍存在，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在19世纪晚期，一个英国人来到埃及或印度，他不会不想到这个国家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与东方相遇时，“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空架子。它曾经意味着而且仍然意味着你会意识到——不管是多么含糊地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在东方具有确定利益的强国”；因此，你所具有的“所有关于印度和埃及的学术知识在某种程度上都被上述显而易见的政治事实所沾染、所控制、所侵犯”。换言之，在这一历史情境之下，西方人在东方进行的学术研究、科学考察和艺术创作等，“是受制于社会，受制于文化传统，受制于现实情境，受制于学校、图书馆和政府这类在社会中起着稳定作用的机构的”，“即使最怪僻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如此”。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1869年，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第一次进入广东内地旅行，何以多次回忆起英国对中国的征服之战。在穿过佛山流溪河时，汤姆森想起了1857年5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就在这条河上，英国海军准将凯佩尔(Keppel)率领的英军舰队是如何击溃中国海军编队的；而早在他乘船从香港前往广州的途中，就已经自豪地想起过堪与“摧毁了中国的全部船队”的凯佩尔媲美的另一位不列颠英雄：

从香港溯宽阔的珠江而上，是一次惬意的旅行：站在汽船甲板上，可以望见虎门炮台的废墟，这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1637年韦德尔船长第一次率领英国商船队踏上这块土地时的心情。

看着虎门炮台的废墟，清风拂面地航行在珠江上，汤姆森的心情穿越时空，与韦德尔(Weddell)船长暗通款曲。1637年，韦德尔率英国船队强行进入珠江口，受到中国军队阻拦，冲突中将虎门炮台轰成废墟。这是历史上英国与中国的第一次交手，被认为暗示了此后中英关系的走向，韦德尔被誉为“替大英帝国叩开中国大门的人”。韦德尔、凯佩尔代表的是那种征服中国的欲望，为大英帝国开疆拓土的雄心——如今，汤姆森来了，虽然他带的不是舰队而是相机，但心情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征服这个国家。

汤姆森的这种回忆并非只是矫情，它明白无误地提示了萨义德所说的欧洲人与东方相遇时的身份意识，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以一种对中国的热爱”来拍摄中国；实际上他是通过镜头解读中国、评价中国、判断中国——当然是用英国社会的眼光。

那么，当时的英国社会——或者说欧洲，是如何看中国的？

对于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国家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和知识分子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

三 “东方学影像链条”的转折与马克·吕布终止的“东方学定理”

在中国，马克·吕布一直被当作“纪实摄影的教父”来谈论，但如果把他放在拍摄中国的西方摄影师链条中，他显然还有摄影之外的意义。

从于勒·埃迪尔、菲利斯-比托、约翰·汤姆森一直到约瑟夫·洛克，他们以战胜国和治外法权享有者的优越心态在中国寻找奇观，法国哲学家萨特称这些人到中国来是“找出异常点的游戏”：“我剪发，他梳发辫；我用叉子，他用小棍；我用鹅毛笔书写，他用毛笔画方块字；我的想法是直的，他的却是弯的。你是否注意到他讨厌直线运动，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才高兴。”中国的古老、贫穷、人口众多乃至小脚和长辫子，都让他们觉得“有趣”，他们的中国影像佐证着东方学中关于中国的种种叙述。直到埃德加．斯诺报道了1937年陕北的红色中国、罗伯特·卡帕报道了1938年中国抗战，特别是卡蒂埃一布列松报道了1948-1949年的新旧中国交替，西方摄影家看中国的眼光才开始转变：卡蒂埃一布列松的照片表现出了对中国人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革命的赞同。萨特称其是第一位将中国人视同其法国同胞来看待的欧洲摄影家，在他的照片中，“四亿中国人像意大利的农工一样挨饿，像法国农民一样在劳动中耗尽自己，像四分之三的欧洲人受到资本主义的大封建主的剥削一样受到蒋介石家族的剥削”，这不仅提供了共产党革命的正义性，同时也说出了一种真实：中国人和法国人、欧洲人一样，“我们都是相同的，都处在人类的状态之中”。

但卡蒂埃一布列松对暴力革命之后建立的新政权究竟前途如何，疑虑重重。

马克·吕布就不一样了。

“这是我在中国拍的第一张照片，”马克·吕布写道，“是1956年的年底，在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上，穿越边境时拍摄的；换言之，是我在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时拍摄的。从所带的行李判断，这个身穿黑衣的妇女是农民，虽然她那种成熟的优美让人觉得她是住在城里。人们看到的亚洲某些地方的人，连一点人的尊严也没有，他们往往处在一种完全被抛弃的状态，而这张照片立即完全改变了这种印象……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感到毛泽东给中国人注入了一种尊严感。”

什么？中国人有了“尊严感”？

读到这里，当时很多西方人感觉自己的常识受到挑战。1860年的《天津条约》确认了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西欧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对中国苦力而没有法律之救济，使中国人自尊心之丧失更进而变为本能的畏外心理……坦白地说，崇拜欧洲人而畏惧他们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是广泛而普遍的心理”，1934年，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如此写道。被西洋大皮靴“慷慨博施”了八十余年，毛泽东时代仅仅开始了几年，中国人就有了“尊严感”——这怎么可能？

当时马克·吕布让西方人觉得不可能的，还有这样的画面：鞍山钢铁厂为了多炼钢铁，一个工程师面前守着五部电话，有条不紊地调度生产；职工食堂里，工人坐着用餐——而在1949年之前，这是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特权，工人只能站着吃；用餐的工人休息不换装，甚至连护目镜都来不及摘下，饭后直接回到生产岗位……

今天看马克·吕布1957年的中国照片，我们直接坠入了怀旧通道，多数人只觉得这些照片“场景有趣”，极少关注这些照片当年对西方社会公共常识——这种常识有着东方学的悠久传统——的冲击和拒绝。他第一个通过照片对西方说，过去中国有过皇帝和龙，有过长辫子、小脚和租界，但现在，中国人有尊严；他把一个“不可能”的中国呈现给西方。

此后，马克·吕布以五十余年的时间，记录了中国社会从“毛时代”向“邓时代”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巨大与艰难，第二次将一种“不可能”转达给两方，同时也终止了一条“东方学定理”：东方自古以来就是“静态的”，因为东方和东方人本质上有一种消极的永恒性，缺少发展和变化的可能。

这应该是马克·吕布在摄影之外的意义了。

2011年元旦，我在海口一家旅馆里完成了本书最后一章的注释。此时距2004年末写出第一篇文章(《在战火中疗伤》)，正好六年。

本书的最初起因，完全出于一种职业图片编辑的好奇：西方摄影师何以到中国来？当时双方的社会状况什么样？怎么来的？住在哪儿？喜欢吃哪家小馆儿？关心中国什么事儿？特别是，对中国有何看法？关于中国的那些著名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在西方社会如何传播并产生了何种影响？如此等等。由此，写作中尽量保留了摄影师在中国工作的细节，这显然比较个人趣味。后来将手头积累的四十多位拍摄中国，并有一定数量的照片留下来的西方摄影师一次一次地看下来，感觉甚为强烈的一点就是，在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中，我们今天的很多评论过于一厢情愿地将其当作抽象的、在真空中工作的摄影家、艺术家来看待，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所承受的社会历史制约，以及这种制约对他们拍摄中国的影响。简言之，西方摄影家到中国来，观看的眼光虽有从东方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变，但主要还是把拍摄中国当作一种谋生之道，而不是持有一种平等的情怀，直到刘香成出场。

本书书名《东方照相记》中的“东方”，有两个意思，都以欧洲中心论为参照，一个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东方”，以欧洲为中心，中国自然是地理上的“东方”。另一个意思来自于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中国在文化上被西方定义为“东方”：西方通过东方学——也就是由西方建立起来的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对东方进行描述、判断，由此诱发和影响了西方对东方的态度和行动，使东方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始终处于“宾语”地位。萨义德通过对东方学的精细梳理，揭示出了众多西方主导的“纯学术”(比如人类学)，在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建立过程中扮演着“帮闲”角色。由此我们不能不问：西方摄影师在中国的拍摄活动及其所拍摄的中国照片，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对其照片中的东方学倾向，是否应予检讨？因为摄影，正是西方定义东方的工具之一。这就是作者为何将“谋生之道”写入“序言”，并在对西方摄影家中国照片的评价中引入东方学分析的原因。

作者最终只将14位重要的拍摄过中国的西方摄影家收入本书，主要基于三点考虑。第一，这14位摄影家已经能够清晰地展示出一百六十余年来西方摄影家拍摄中国的轨迹，其典型性在同时期拍摄中国的摄影家中无可替代。第二，选人的摄影家必须通过拍摄中国、描述中国、传播中国，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形成了关于中国的知识，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态度。至于有西方传教士、官员、游客、商人、教师等到中国拍了照片，当时没有社会传播，现在被发现再做展览、出书等，这样的摄影师被放弃，虽然他们的照片数量与质量可能都很出色，比如法国人方苏雅(Auguste Frangois，1857—1935)。第三，在同一时期拍摄中国的摄影师中，只选择其中最出色、最有话题性的一位。比如1948一1949年，法国摄影师亨利·卡蒂埃一布列松与美国摄影师杰克·伯恩斯(JackBirns，1919—2008)都在中国工作，本书选人了前者；1980年前后，美国摄影师伊芙·阿诺德与日本摄影师久保田博二都曾在中国工作，本书也是只选了前者。出于同样的原因，在1860—1870年代拍摄过中国的英国摄影师中，选了约翰·汤姆森而放弃了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1832—1892)。这便是有些拍摄过中国的知名西方摄影家未被收人的原因。

本书写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是资料问题。有时为确定一幅照片的时间和准确内容，查阅多种资料后仍感棘手，不用说研究者常常各说各话，就是摄影家不同年代出版的摄影集以及接受不同媒体采访时所讲的话，都经常不一致。由此，我真诚感谢那些曾给予帮助的朋友和同事，感谢摄影家刘香成先生和何奈·布里(Rene Burri)先生，与他们的多次交谈和讨论深化了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感谢闻丹青先生、孟韬女士、陈攻先生和吴鹏先生，他们要么慷慨提供了相关资料，节省了我的大量时间，要么在读过部分章节后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讲席教授刘禾女士、评论家李陀先生和老朋友鲍昆先生、石志民先生和江融先生，他们的帮助使本书部分观点得以在2011年于哥大举办的“中国和西班牙1936—1939：罗伯特·卡帕和全球人民战线”(CHINA&SPAIN，1936-39：R0bert CaDa and the Global Popular Front)研讨会上与国际同行分享，并获益良多。感谢老友王瑞先生在洛杉矶为我及时复印了卡蒂埃一布列松《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部分内容；感谢华东师大中文系王元鹿教授及时惠赠约瑟夫．洛克《纳西语一英语百科辞典》的相关资料；感谢台北徐方知先生、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王庆琳(Jeffrey CL Wang)博士、宋玉武(S0ng Yuwu)博士和图像部的Kristi L．Finefield小姐，我在查阅美国摄影家20世纪早期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时，得到他们的热情帮助。感谢张响贤兄的支持和鼓励，感谢评论家陈小波女士、晋永权先生和书籍装帧设计专家郑虹女士，他们关于本书出版、体例等的建议，让我受益良多。

同时，真诚感谢为本书慷慨提供图片支持的摄影家和机构，他们是：刘香成先生；匡展晨女士、杰罗姆·拉克罗尼埃(Jerome Lacroniere)先生和东方IC传媒；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美国杜克大学大卫·M．鲁宾斯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David M．Rubenstein Rare Book&Manuscript LibrarV)，伊丽莎白·杜恩(Elizabeth B．Dunn)女士，周珞(Luo Zhou)女士；哈佛大学哈佛一燕京图书馆(Harvard—Yenching Library)，林希文(Raymond Lum)博士，李玉华(Yuhua Li)先生；瑞士洛桑爱丽舍博物馆(Mus6e de l，E1ys6e Lausanne)；华辰影像和曾璜先生、李欣女士；张胜先生；法国摄影博物馆(Mus6e Franqais de la Photographie)和中国文化中心(巴黎)吴钢先生；澳大利亚实用美术与科学博物馆(Museum ofAppliedArts and Sciences，Australia)；中国摄影家协会资料室；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英国威尔康姆图书馆(Wellcome Library)；荷兰摄影博物馆(Nederlands．Fotomuseum)，以及http：／／pratyeka．org等网站。本书写作中参阅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包括网络文献，引述较多或涉及评价、观点、主要事实的在文末尽量列出，但不少基础文献未能尽列，在此一并致谢。当然，还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唐明星女士，她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

真诚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使本书获得完善的机会。

南无哀，2015年春节

读者符熟悉中国人，了解他们根深带固的迷信习惯，应不难理解，在我完成这项任务时，会面对多大的困难与危险。……我的照相机被视为神秘暗器，与我的人生魔眼相得益彰，使我得以洞穿岩石山峦，看透当地人的灵魂，制成可怕的图像。被拍摄者会神魂出窍，不出几年，就会一魂归西。

——约翰·汤姆森，1873—1874年

他们人很好，但拍电影是他们的私事(他们让我感觉到了这点)，照片完全是次要的……台儿庄的照片拍得小错，但你背着一俞很大的电影摄影机，身边有四个榆查员，你还要协助拍也影……你想拍好照片真不窬易。

——罗们特·卡帕，1938年

给变化如此之速的中国拍一幅肖像仍然十分困难。照片可能是模糊的，甚至相互矛盾。在我走过的很多城乡，前一眼看到的东两被后一眼所否定，昨天看到的东两被今大所否定。

——马克·吕布，1996年

我拍的足中国人的中国。我觉得我拍的东西没有什么异常，我是用摄影把生活与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大背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刘香成，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