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对内皆文明，对外皆野蛮
在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当中，主角盛九莉曾经抱怨道：“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偏偏打上门来。”“不喜欢”源于文化优越而产生的自负，而“偏偏”一词则又意味着不得不接受的那份屈辱。强烈的情感落差当中，连接着因西力东渐“打上门来”，却又无力还手的一段痛史。那种复杂心绪与敏锐感知，较之当日士大夫笔下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熟语，或许更为真切。通商口岸与不平等条约，带来了小女人的叹息和大时代的新陈代谢，也让门里的读书人重新打量门外的世界。
对于晚清士人而言，糅合了地理观念与政治认知的外部世界，其实不完全是陌生的概念。但或许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当道光皇帝盘问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的时候，传统的天下观念才由战争打开缺口，裂变为对于万国的新鲜体验。梁启超回忆，十八岁那年(1891年)经过上海，从坊问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作为晚清以来广泛传播的新学之一，地理知识也从沿海向内陆逐步扩张，在读书人心头划下深浅不一的痕迹。1908年，在江西萍乡读小学的张国焘，除了确信地球不是平的，而是球形的，还知道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四年后的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才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于是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他惊奇地发现，在这张巨大的地图上，中国只是偏居一隅，长沙不过一个小点，而自己的老家韶山，竟然根本就找不到。
湘籍历史学者陈旭麓考证，在1858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当中，“洋”开始取代“夷”，出现在正式文本当中。较之古代中国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称呼周边族群，洋字的客观表述，已让鄙薄之意大为淡化。或许可以说，从那时起，至少在政治外交场合，晚清中国开始尝试与万国平等对话。然而，同一时段里，战争胜利者打上门来的世界步步进逼，反衬晚清中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外来的这个世界面前节节败退。钱钟书为钟叔河编订的《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所作序言，最为精妙：“中国‘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出去也由于外面有人敲门，撞门，甚至破门或跳窗进来。”如果说，从夷到洋的退让，还只是放低身段、委曲求全的话，到了晚清士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诸国为文明，而自己为野蛮之时，世界带给读书人的观念震荡，已经相当剧烈。
因此，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吁求背后，其实是自身旁落于外部世界的现实。难怪钱钟书说：…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晚清读书人破天荒地以千年这一长时段，描述门外世界天翻地覆的巨变，的确独具眼光。既然世界无法回避，中国如何在世界这一尺度下自我修正，以期被世界所接受，也就变得迫在眉睫。当时一种极端的看法甚至认为，中国人在人种上不如西方，未来只有与西方人士合种通教，方能转弱为强，融人世界。1902年，梁启超兴奋地宣称，20世纪将是两大文明结婚之时代，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易鼐也在《湘学报》上，极力宣扬通过黄白合种提升国民素质：如以黄白种人互为雌雄，则生子必硕大而强健文秀而聪颖。与此相对，伴随义和团运动而起的彻底排外，则代表了另一种对于世界的极端看法。周作人曾回忆：“我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它表示是赞成义和拳的‘灭洋’的，就是主张排外，这坏的方面是‘沙文主义’，但也有好的方面，便是民族革命与反帝国主义的，但它又怀疑乃是‘顽民’，恐他的‘扶清’不真实，则又是保皇思想了。这两重的思想实在胡(糊)涂得很。”中西新旧之间，同一时空中不同读书人心中的那个世界的形象，竟然如此纷繁多歧，确实远超后人想象。
P2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