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朝阳编著的《但得爱书人似我--过有思考的教书生活/大夏书系》是“书生教师轻随笔”丛书之一,收录了作者从教以来的近五十篇教育随笔,清晰勾勒了作者的成长历程。这些随笔,既有他对教育理性而又深刻的批判,又有为寻找有意义的教育的执着与坚守。
其中大部分是作者于阅读之后所写下的思考与感受,涉及文学、哲学、历史、教育、诗歌、儿童绘本等诸多方面。此外,书中还有一些关于电影、音乐等方面的小文。静读《但得爱书人似我--过有思考的教书生活/大夏书系》,如同开启一段思想之旅,随处可见作者对于阅读的执着与热爱,对于教育的忧虑、坚守与希望,以及对于自由的向往与追寻……
蔡朝阳编著的《但得爱书人似我--过有思考的教书生活/大夏书系》收录了作者从教20余年来的60多篇教育随笔,清晰勾勒了作者成长的历程。这些随笔,既有作者对教育理性而又深刻的批判,又有作者寻找有意义的教育的执着与坚守。本书分五辑,分别从读书、课堂、家教、师友、人生等五个维度,叙写了作者自我成长的精神之旅。本书作为“书生教师轻随笔书丛”之一。
诸位朋友,我们又一次来到熟悉的枫林晚书店啦。心情真好。我跟锅子1996年从杭州师范学院毕业,当时一天到晚跑的是三联书店的湖滨店。1997年,枫林晚开创啦,我们于是成了枫林晚的粉丝,就是疯子(枫籽)啦。
今天我讲的话题呢,跟孩子的阅读有关。这是我最喜欢的话题,因为我特别喜欢跟任何人聊一切关于孩子的话题。同时我又是一个挺爱读书的人,两个喜爱并在一起,就是孩子的阅读。关于儿童,我其实称不上一个研究者,顶多是一个观察者。首先的原因是,我从2006年开始成为一个孩子的爹,从此我就开始了阅读兴趣的转型。年轻时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现在我想成为一个育儿专家。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便是,我想从事一种有创造性的工作。创造所带来的乐趣,是其他所有物质的乐趣都无法替代的。而孩子的成长过程,让你能观察到并亲身参与一个生命的建造,世界上没有一样艺术,能比得上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能为孩子做事,乃是一种奇异的恩典。
我们经常会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的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暴力倾向、没有规则意识之类。这些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家长的问题。台湾漫画家几米说,所有孩子们的问题,都是大人的问题。事实上,多数成年人并不懂孩子。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是父母,即便我们在从事跟孩子有关的事情,我们也不了解孩子。河合隼雄说,成年人最大的问题便是,我们曾经是孩子,却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孩子。所以那段时间,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成为一个了解孩子的人,并且带动我边上的成年人,那些为人父母者,慢慢去了解孩子。我觉得,对成年人的教育,尤其重要。成年人,多不爱被教育——我其实就很不喜欢被教育。但为人父母者,对于一种知识是求知若渴的,那便是育儿知识。所以我相信一个人说的:教会了一个妈妈,就教会了一个家庭,一群人,一个社区。首先,我们需要自我教育。
要谈孩子的阅读,首先必须对孩子有一个了解。孩子,究竟是怎么样一种生物呢?是“缩小的成年人”(周作人语)呢,还是跟猫猫狗狗一样的小动物?要了解孩子的特质,了解孩子喜欢看什么,我们该给孩子们看什么。
第一,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来谈。心理学近些年来是一门显学,很热门。儿童心理学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在各个国家,都有非常重要的人物,成为这个国家研究儿童心理学的翘楚,从而也成为这个国家的孩子的守护神。比如日本的河合隼雄。我最近读的书,多数是这个日本人的。河合隼雄有一本书——《孩子的宇宙》,这是我今年读了以后最受益的一本书。你看这本书,就叫“孩子的宇宙”。为什么不是一整个宇宙?可见孩子的宇宙跟我们成年人的宇宙是不同的。关于什么是儿童,我们来看《夏洛的网》。 《夏洛的网》中,芬恩把小猪威尔伯当宠物,每天带着,当作宝贝。芬恩的妈妈很担忧。有个心理咨询师跟芬恩的妈妈说了一句话:“这就是童年幻想。”这就是我要讲的童年的最大特点:万物有灵。在我们成年人看来,这个傻孩子,总是爱幻想,但在孩子那里,这是本然的状态。童年不幻想,难道要他80岁再去幻想?电影版中的芬恩便是这样,她跟猪生活在一起。《夏洛的网》的作者是美国著名作家E?B?怀特。我很喜欢怀特,他的本职是纽约时报的撰稿人、时评家、政论家,可是他写出了像《精灵鼠小弟》《吹小号的天鹅》这样不朽的儿童文学。所以我真的非常着迷于怀特,他竟然可以一边写政论、关注美国政治,一边写着纤尘不染的童话。究其原因,便是,他懂得孩子。
我们再来看经典的童话《小王子》。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有没有看过《小王子》。这是世界上销售量第二的书,作者是法国的圣?埃克苏佩里,法国人因为喜欢他,就把他的头像印在50法郎的钞票上。法国人多浪漫,钞票上印的是童话作家。
《小王子》里有这么一段话:当我遇到一个头脑看来稍微清楚的大人时,我就拿出一直保存着的我那第一号作品来测试测试他。我想知道他是否真的有理解能力。可是,得到的回答总是:“这是顶帽子。”我就不和他谈巨蟒呀,原始森林呀,或者星星之类的事。我只得迁就他们的水平,和他们谈些桥牌呀,高尔夫球呀,政治呀,领带呀这些。于是大人们就十分高兴能认识我这样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我经常觉得,圣?埃克苏佩里之所以能写出这样不朽的作品,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只有一个,便是,他自己就是一个孩子。所以我也很着迷于这个圣?埃克苏佩里。他是一个空军飞行员,曾亲自参加过对德国法西斯的空战。他在1944年7月31日执行一次飞行任务时失踪。直到2004年4月,离奇失踪近60年的圣?埃克苏佩里的飞机残骸才在法国南部马赛海底附近被寻获。真是好玩的一个人啊,很精彩的一生。
我觉得,从事任何跟儿童有关的事业的人,即便他是成年人,也往往有孩子气的一面。
第二,绘本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要来说说绘本。所有的研究都证明,孩子们是先对语言敏感,接着对画面敏感的。婴儿期的视力不好,父母的声音最重要,而当他能够坐起来,眼睛可以平视的时候,画面就很重要了。所以,我建议我们要了解孩子,有一个渠道就是去了解孩子们现在看得比较多的绘本。从孩子的大脑发育来看,也是这样,先有形象思维,等到一定年龄之后,才慢慢拥有理性。绘本,就是图画书,提供的就是形象,这是一个必需的过程。有一个日本人叫松居直,他是日本最主要的绘本推动者,人们在评价松居直的贡献时,说他改造了日本战后的一代。松居直1950年代开始做出版,出版绘本,从儿童教育上,使得日本民族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的民族。 绘本跟我们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不一样,跟日本的那种四格漫画也不一样,但总之是很好玩的。绘本是以图画本身的逻辑来推动故事发展的。所以有很多绘本是无字书,一个字也没有,比如我最喜欢的一本——《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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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头
“请问,我亲爱的,你该没忘了上钟吧?”正在紧要关头,女方这样问道。
翻开《项狄传》的第一章,每一个读者都乐开了怀,还有哪一本传记,写一个人,从他的受精卵开始写起的?
即便是一篇小传,我也很想从传主的受精卵开始写起,呈现出生命的完整性。遗憾我认识阿啃的时候,他已经读大学了,对他最初的印象,是在1992年秋天的迎新晚会上,他作为班级代表走进一圈人群的中心,把着话筒用力地介绍自己:“我来自诸暨,诸暨出产香榧,还有西施;诸暨人都很热情,欢迎大家去诸暨,你会受到像原始人一样的接待!”
隔了这么多年,复述原话也许并非字字精准,大意如此而已。我当时的困惑保持了很久:什么叫像原始人一样的接待?直到我去了那里,见识了伯母亲手做的西施豆腐、阿啃的兄长手上那个倾之不竭的小酒壶之后,方才明白,诸暨人的待客之道,是让你醉成一个原始人。
如果读者觉得本传从一起头就插科打诨,丧失了几分正传的严肃,那么不得不归咎于当年米酒醉意的残留,以及劳伦斯?斯特恩带来的坏影响。
二、童年与故乡
阿啃生于1973年,长在浦阳江上游的诸暨草塔,之前问及草塔的典故,他粗粗地解释了几句:“喏,当地有个塔,废弃之后,被农民用来堆稻草了……”中文系毕业的人,讲话有时候半真半假,我也不敢全信,自己留心去查些资料,发现了不同的答案:
草塔,本作草,因为诸暨话里,塔、同音,故被称作草塔。而此地又称莼塘,《国朝三修诸暨县志》记载:“五泄溪……又东流经草塔后新屋,村在溪南,南有塘方广数亩,塘旧产莼,故名莼塘。”据《莼塘赵氏宗谱》载:“五泄之水东流三十里曰莼塘,地不下五千余亩,始祖宋宗室袭封临安郡王师恪公,于嘉定间肇族于斯,烟居千余户,村前有地,俗呼草塌……”莼塘之雅号与草的俗呼,原来是一地两名。
当地人多姓赵,阿啃家姓蔡,想是后来移入的。他的童年里,“最深的记忆是一艘塑料军舰,长不过一掌,我在供销社的柜台上看到,便央求母亲为我买。央求多日,母亲终于答应,我拿着钱去的时候,已经售完。那种失望,天昏地暗的感觉,现在还在眼前”。
还有一件事,是他亲口对我说的:小时候看到电影里面有记者,看完后跟母亲讲,以后长大了要做记者,母亲问为什么,答曰“记者记者,经常有的食既啊”——诸暨话里,保留了“既”字中“吃”的本义。
如此贪玩贪吃的一个孩童,后来竟成了以自由看待教育的教师,三岁看到老的古语,看来不足为训也。 三、名之由来
在《谁曾经这般磨灭》中,我曾解释过阿啃一名的含义,现增补其原始出处。1993年7月,我们决定去敦煌,起先想去的有一群,临走只剩三人行:阿啃和我,还有Green(比我们高两届,三年级的一个女生)。35元一双蓝色平底球鞋,135元买了三张火车票,学生半价,硬座,杭州到柳园3000公里。
Green与郁达夫是同乡,喜爱阅读,她带了一本《中国先锋小说》之类的书,里面应该有何立伟的《白色鸟》,用挂历纸作书封。车到某个小站,铁轨旁有村民卖水果,接递之间一不小心,那本书就“啪”地掉了下去,村民顺手捡起,还给Green。车开以后,她轻轻拍胸口,格外庆幸的样子,后来才知道,她的路费就是藏在白色书封里的。
看了莫高窟,决定继续西行,去新疆。火车经过青海湖畔,有当地的小鱼干,摊晒得平平的。我们买了几条,嚼着嚼着,我只顾自己吃得专心,未及留意友人的食相,忽闻Green笑道:“你老是啃啊啃的,要不我们就叫你阿啃好吧?”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在1993年7月下旬的火车上,但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喜爱年鉴学派的朋友们都知道,私人回忆不可尽信,每每有沦为记忆窃贼的风险。或许他当时在啃别的东西而不是鱼干,或许他根本没有啃什么而只是粲然一笑露出了门牙。都有可能吧。
同学四年,知道阿啃与我一样,对于食物并不讲究,凡餐饮都觉得可口,既然如此,不难推断其厨艺定然不精。据我所知,阿啃擅长做的是麦糊烧——
一种简单的江南食品,颇多苦涩的摊烤,亦有模糊的甜蜜。
话既然说到这里,忍不住要扯开去一下,请朋友们原谅——舌尖上的中国啊,许多人活在口腔文化里,不知道“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第9节)。
四、教书匠
那在教书上专心的,对人总有些益处吧。教书匠一词,充分说明教书是一门手艺,跟打铁、做鞋、编程、开网店一样,需要知识与技术的积累。通达人的隐藏知识,了解不足为外人道焉的秘诀,阿啃曾有经验之谈三条,为避免离传记之题太远,恕不逐条征引,这里只谈其中一条:
“首先教师需要锻炼身体,使自己的肉体变得强壮。这不是开玩笑,是我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办法。因为强壮的身体会使我们有足够的精力去对付每一桩棘手的事情,之后还有充沛的精力去做你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是仅仅坐在办公室里唉声叹气,最后教了三十年书,抱怨了三十年。更重要的是,长寿能看到更多的历史。曼德拉活到92岁了,他坐穿了牢底,战胜了监狱,亲眼看到了世界杯在南非的开幕,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张元济自挽联中的一句话,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争取看到自由教育的真正的到来……”
这让人想起王书亚的一段话:“但在我们这里,自由的写作首先是一种肉体的写作。因为自由意味着一种消耗。你有多少思想可以表达,看你有多少生命力可以消耗。肉体不能支撑的部分,无法成为有效的思想。”稍有不同的是,阿啃不仅建议教师们活得足够壮,还强调要活得足够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用生命绿色的触须,见证那堵红色防火墙被穿透而土崩瓦解的时刻,这不正是一朵小花的信念吗?它们相信/最后,石头也会发芽/也会粗糙地微笑/在阳光与树影间/露出善良的牙齿。(顾城)
五、得意的事
同为教书匠,倘若有人问:教书这么多年,你最得意的一件事是什么?我检视过去,答案是三个字:看电影。
同一个问题,阿啃的答案,也是三个字:画地图。有他的回忆为证:“他们并不知道绍兴最好的书店在哪里,除了卖教辅的书店。2002年左右的时候,网上书店也还不是很方便。我找到美编小周同学,叫他先画了一张绍兴市的草图,兼有水墨画与抽象派风格,略略有些大意,几条主要的道路都出现了,然后我在这张地图上注明每一家我认为值得去的书店……编辑把报纸的两个版拼起来,把这张地图印在上面,就成了绍兴书店地图了。说来惭愧,教书逾十年,这竟然仍旧是我做过的最得意的一件事。”
把时间再往前推,在成为教书匠之前,他最得意的事是什么?“黑暗时代,读书写字”的博客配图,一直是崔健的头像,可见一颗跳动着的摇滚之心——那个周末,阿啃忽然不见了,302寝室的床都是空着的,室友们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以往即便是看通宵电影,也都是呼朋唤友一起去的呀,他的失踪引起了空室的惊讶。正担心时,星期一早上,他又安坐在教室里了,连第一节课都没迟到。下课后,大家问他去哪里了,他笑而不答,追问得紧,才说家中有急事,当夜回去了,不想耽误上课,一早又坐火车赶回来了。等到众人散去后,他轻声告诉我:“昨晚赶回诸暨去唱歌了,我哥有两张票,唱了一晚上的Beyond……”杭州到诸暨相距90公里,现在坐高铁不过一节课的时间,而当年要坐火车往返还是颇费周折的,专门赶回去唱一宿卡拉OK?见着我一脸不解的呆状,他笑了起来,带着一点害羞,一点得意。高歌尽兴的光辉岁月中,唱哑他喉咙的那么多歌曲里,一定有这首《长城》:
遥远的东方
辽阔的边疆
还有远古的破墙
……
迷信的村庄
神秘的中央
还有昨天的战场 皇帝的新衣
热血的樱枪
谁都甘心流连塞上
围着老去的国度
围着事实的真相
围着浩瀚的岁月
围着欲望与理想
叫嚷……
仿佛没药常具芳香安抚的功效,有些品质是生而有之的,阿啃身上带着一种令人宽慰的特性,仿佛有一个磁场,总是随他而来,身边的朋友们就会放松下来,卸下一切心防与武装,乃陈好言,乃著新诗。
唐德刚论胡适说:“这种磁性人格在古往今来的许多的大英雄、大豪杰,乃至诸子百家和宗教领袖,以及草莽英雄的性格之中都普遍存在。但是这种人与人间的吸引力却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禀赋,是一种‘上帝的礼物’(gift from god)。”
对于阿啃来说,这磁性人格是上帝的礼物;于我们而言,这本教我们爱书、爱人的书,以及写了这本爱之书的作者,就是上帝的礼物。
郭初阳
独立语文教师
杭州越读馆创办人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灰暗,就是大学的理想主义遭遇工作以后的种种现实困境之时。这个时间段大约持续了八年,现在过去了,回忆中未免显得云淡风轻。但最严重的时候, 日思夜想的也有一个词语,就是自杀。今天我写此文,恰好是3月26日,是我最喜欢的诗人海子25周年忌日。1999年的很多个夜晚,我都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室,低声朗诵海子的《祖国》(或《以梦为马》)。后来回忆这段时间,就想到一个词语:格格不入。要到如今年过40,才会悟得,一个读书人要解决他与世界的紧张关系,唯一的办法就是读更多的书。
1998年前后, 网络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我在工作之余无非读纸质书、写小说习作。我有一本笔记本,封二上面誊抄着陆游的一句诗:此身行做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因为我所在的学校就,\稽山中学,我住学校宿舍,南边不远便是会稽山,遥可相望。而当时的心情颓丧,与陆游的老迈胸怀相似。
但也是在这段时间,我读了很多文学经典。现在想来,这段时间的阅读,大有裨益,让我有了一定的抵抗荒诞的底气。是以十年后出版第一本书,书名就叫“阅读抵抗荒诞”。大学时代喜欢先锋派,喜欢欧美现代小说,传统经典涉猎不多。而在1997年到1998年期间,雨果的全部小说,罗曼.罗兰的多数作品,尤其是《约翰.克里斯朵夫》, 以及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为最爱的俄罗斯文学,深深地滋养与补充了我当时荒废的心灵。读这些没别的原因,只因为中学图书馆没有现代派小说,只有传统小说。《悲惨世界》,是一个周曰自上午而傍晚,在花坛边读完的,读完最后一页,天已黄昏。读《日瓦格医生》是在严冬,倒与俄罗斯的暗夜与大雪相匹配。记得有一晚,读到心情大恸,夜深时分披衣下楼,在北风呼啸的操场,踽踽独行良久。
我有一文,说过去的每一日都饱满而有质地,都是曰后的参悟。而在当时,艰难唯有自知。我把2003年之前的绍兴生活,称为幽暗的绍兴,原因无他,就是我唯有一人。 自身黯淡,则星月无光。所以,除了陆游之外,那段时间还酷爱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曰归看浙江潮?”苏曼殊的诗句,直道我心声啊!
所以,为什么同道中人是最重要的呢?因为朋友就是世间的盐。在通过互联网认识更多本地与外地的同道中人之前,郭初阳几乎是唯一一个让我备感安慰的朋友。他的信件,每次都使我获得温暖,鼓起勇气。有一次,一张明信片自其远游的川中寄达,造型独一无二的郭体字书写了一句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料无富贵逼人来。时间过去15年,获此卡片时的惊喜与叹惋,仍历历在目。文学青年, 曰渐老去,年轻时的理想主义,无非空想而已,认清事实,安于贫乏,或许是不二之选。
同样,我们必须坦诚,在自我理性建立之前,个体都是很脆弱的。这种脆弱不单单在于易于与你曾不认同的世界妥协,更在于,你会沉溺其中,甚至认为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所谓物质的深渊,就是指在这种状态之中,唯有物质的欲望,而没有任何超越性的追求。因而我不会鄙视任何一个曾经的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哪怕他如今理想全无。因为在这里,我也曾脆弱着你的脆弱,妥协着你的妥协。尤其因为理想主义烙印的深重,我的脆弱尤其显著。唯其显著,因而触目惊心。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读书人,从1999年到2000年,在大学时代云端上的日子的惯性过去之后,几乎有整整两年,我处于极度的颓丧之中,不读书,只打麻将,不再有奢望,放弃全部思考。后来,我用梁启超的话调侃我的麻将生涯:唯有打牌才可以忘记读书,而唯有读书才可以忘记打牌。这也是自我贴金,因为在我,其实只有上半句,不存在下半句。这两年唯一的一种阅读,仅剩一张报纸一一《南方周末》的“小强填字”而已。
后来到了2010年, 当时一个牌友的孩子读了高中,约我去指导一番。我已有十年没去过他家,他换了新房,进门发现,当年的手工麻将桌,换成了机器麻将桌,而打麻将的人,仍是老朋友,只是多了几根白发。说实话,我很有感慨。
那么当年是怎么戒掉麻将的呢?不是良心发现了,而是迷上了网络游戏。“70后”恐怕还会记得微软出品的《帝国时代》这款游戏。这件事使人想起《茶馆》唐铁嘴的经典台词,他戒了鸦片,因为改抽白面了。联网游戏之余,进入论坛,竟然发现,原来世界上不只有我一人在自悼身世,黯然神伤啊,心情乃大振奋。
2000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我在郭初阳推荐之下读了《收获》上刊载的刘志钊的长篇小说《物质生活》,这个小说对我震动太大。小说似乎一直没出单行本,但对我的价值,直若洪钟大吕。后来我觉得读这个小说之前,与读这个小说之后,我几乎成了两个人。这个小说对我的触动在于,我开始感觉到,要发出自己声音了。之后又纠结了半年多,我开始写一些不仅仅准备烧掉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我一向认为自己属于互联网启蒙的一代人,若无互联网,恐怕至今无非是庸俗中年,麻将游戏之外,所剩寥寥。因为互联网的信息丰富,加之刚好在2000年之后,我开始了阅读的转向,两件事并在一起,终于使我能在思想上获得长足的进步。 自文学而入思想史, 自历史而初读政治学, 自个人主义而接触自由派经济学。
但是,直到2003年11月,即便已经做了近八年中学语文教师,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教育的问题,也从没有主动写过任何一篇与教育有关的文字。只是文学青年而已,写小说,写书评,写小散文。并且在30岁之前,从没有发表过文章。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割裂的, 白天,我是衣冠楚楚的中学语文教员,戴眼镜,满手粉笔灰;夜晚,才是斗室中不无忧伤的哈姆雷特。这些内容,来自朋友李驰东写我的一首诗歌《小蔡,又是一碟》。非常敏锐,非常形象,而又准确一一我确实处于这种分离之中。
2003年年底,我才开始在李玉龙与范美忠的劝说之下写第一篇与教育有关的文章,是一篇批判某语文教育界权威的文章。当时,我认识了现在的虫妈,正准备与她结婚,在装修房子呢。白天上班、督工,夜晚写此文。几经修改,历时两个月,于2004年《教师之友》杂志刊发后,也颇有反响。从此以后,竟然不再写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了,而将更多的思考和笔墨,投诸教育之中。这也属于阴差阳错,无心插柳。当然,现在想来,因为不断对教育有更深的理解,了解到了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终于从思想到实际,开始走向统一。
2003年还有一件事很值得一说,就是我结识了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傅老师1999年左右在《书屋》上发表历史研究的文章。那种独特的,洗净文艺腔,唯以史料说话的写法,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自此便追读傅老师的文章。当时,傅老师住在杭州武林广场附近的耶稣堂弄,与司徒雷登故居相邻,所以他后来有文章名曰“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2003年与傅老师结识之后,我大为倾倒,时常去他家,听他耳提面命。现在傅老师有了一些执弟子礼的年轻的追随者,但我觉得我才是傅老师最初的聆听者。2003年我还不会开车,乘坐大巴去杭州,听一下午,之后回转绍兴,便觉得内心敞亮了许多。所以我的一个叫蒋益的小友,很愿意将我分为2003年之前与2003年之后两个时期,这一分割线,便是与傅老师结识。认识傅老师之前,我无非文学青年,大不了视野较宽而已,之后,才开始有制度性的反思,才开始逐渐上路。
从199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学教书,到2003年结识傅老师,整整八年,我困惑、思考、寻找、迷茫、颓废。个中滋味,不一而足。但我从不觉得这都是虚耗光阴,因为你的人生,就只是你的人生,每一日,每一种滋味,都构成了你生命的底色。即便那些仅剩下麻将与游戏的日子,也终于使人明白,对于内心深处始终有着超越性追求的人类来说,徒有物质,或者徒有娱乐,是远不能满足的,那种基于精神的更高远的追求,才能部分地弥补“娱乐至死”之后形成的空虚。痛苦不是来自没有娱乐,而恰恰来自仅有娱乐的那种生命的空虚。
我将这八年视为幽暗的年代,不是对这一段时间的抱怨,倒是满怀着对这一段时间的感恩。就像张郎郎《宁静的地乎线》所说的那样,这一段时间,波澜不惊,孤独寂寞,.但那只是宁静的地平线,所有的积累,那些为了蜕变而作的准备,都已经潜伏于这一时期,我们只是等待着成熟的时机,然后将自己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