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世界史的可能性
公元14至17世纪，蒙古帝国编纂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出身于伊朗高原、西藏、蒙古高原等至今为止没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地方。无论是波斯语、藏语或是蒙古语，都不是至今主流历史的语言。也因此，他们不受到地中海型或中国型等既成历史架构的束缚。蒙古帝国所写出的世界史，每一本都是以成吉思汗家的祖谱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反映出了当时世界的真实面貌。
这里隐藏了解决地中海型历史与中国型历史、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矛盾，创造单一世界史的提示，那就是中央欧亚草原之道。中央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反复入侵定居民的居住地区，他们的入侵创造出了两个有历史的文明，也就是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欧洲说着印欧语系的人们原本都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在中国之前的时代统治东亚城市国家的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也都是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之后成为城市的居民，进而创造了中国。像这样，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成立之后，中央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每一次的入侵，都各自改变了两大文明的命运。地中海世界之所以结束古代，进入西欧世界的中世纪，也并非文明内部的因素所致，而是从蒙古高原迁徙而来的匈人将日耳曼人赶到了罗马的土地所造成的结果。另外，结束中世纪进入近代也是奥斯曼帝国继承蒙古帝国的霸业后入侵欧洲所造成的结果。而将西欧人的势力扩展到全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也是为了对抗至今为止掌握世界大权的蒙古帝国和他的继承国，西欧人才往海上寻求生路，建立海洋帝国。
同样地，在中国，秦汉时代第一阶段的中国灭亡之后，创建隋唐时代第二阶段中国的也是从中央欧亚草原迁徙而来的鲜卑等游牧民族。与鲜卑所建立的中原政权竞争，优势逐渐确立，最后甚至吞并中原的也是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包括突厥、回鹘、契丹、金、蒙古等在内的游牧民族。在蒙古帝国的支配之下，中国彻底蒙古化，形成了元、明、清的第三阶段中国。经过蒙古化的中国文化，就是现在一般认知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第三阶段的中国不再是以皇帝为中心单独运转的世界。这些中国的皇帝其实是以成吉思汗为原型的中央欧亚型游牧君主的中国版，中国实际上是中央欧亚世界的一部分。这个第三阶段中国的特征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可以清楚看见。
如果想要超越来自希罗多德与《旧约圣经》《启示录》的地中海（西欧）型历史架构，以及来自《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中国型历史架构，不是仅仅将东洋史和西洋史混合，而是从头到尾叙述具有一贯性的世界史，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舍去文明内面或是自行发展的观念，把焦点放在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的外部力量，是他们改变了有历史的文明，以此为主轴来叙述历史。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可以将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视为世界史以前的时代，独立看待各个文明。而蒙古帝国成立之后的时代则为世界史的时代，当作单一世界看待。
为了实践这样的做法，历史学家必须舍弃有历史的两大文明至今为止为了自我解释或合理化而创造出的概念或术语，找出无论套用在哪一个文明都不会产生矛盾的理论，做出真正合理的解释。如此一来，叙述单一世界史绝对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本《世界史的诞生》便是最初的尝试。
P201-203
虽然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50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 信使可以纵横50个经度，一个少女怀揣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美】哈罗·兰姆
历史是文化。历史不单纯仅是过去的记录。
所谓历史是沿着时间与空间的双轴，以超越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尺度，把握、解释、理解、说明、叙述人类住的世界。并不是只要有人就一定有历史。
并不是地球上的所有文明都有历史这项文化。历史分别于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100年，诞生于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这两大文明之外的文明原本没有历史这项文化，就算有，也是从这两大文明的历史文化中衍生而出的。
创造出历史这项文化的是二位天才。一位是在地中海世界中，以希腊语写下《历史》的希罗多德。另一位则是在中国世界中，以汉字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在这二人写下最初的历史之前，希腊语的“historia”(英语“history”的语源)与汉字的“史”都不具有我们现在认知的“历史”的意思，当然也没有“历史”的观念。
同样是历史．希罗多德所创造出的地中海型历史，记述的是强国变弱、小国变强等命运的转换。世界最初的历史叙述的是国家甚至都还没有统一的弱小希腊人如何战胜亚洲大国波斯的故事，从中确立了“欧洲战胜亚洲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这样的历史观与基督教《启示录》善恶对决的世界观相互重叠，“亚洲是坏人，欧洲是好人”这种相互对决的历史观甚至对现代的西欧文明都留下深远的影响。
相较于此，司马迁的《史记》是皇帝制度的历史，叙述的是皇帝权力的起源，以及权力传承给现在皇帝的原委。“天命”(最高天神的命令)赋予皇帝统治“天下”(世界)的权限，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作“正统”。天命的正统如果出现了变化，皇帝将无法维持他的权力，因此，中国型的历史无论现实世界中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记述时都会尽量忽视这些变化。
就像这样，同样是历史，地q-海文明是以变化为主题的对决历史观，而中国文明则是不承认变化的正统历史观。二者以各自的历史观记述历史，这对于今日我们的历史观，甚至世界观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上述正是本书希望传递的主题之一。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则是，为了寻求世界史真正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将西洋史与东洋史合体，而是应该以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史。
中央欧亚草原之道远从希罗多德时代开始，就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路径。《史记》当中也记载，“匈奴”是蒙古高原上最初的游牧民族。这些中央欧亚世界草原民族的活动．其影响范围东从中国世界，西至地中海世界与欧洲世界。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在草原之道上建立了秩序，欧亚大陆的东西交流也更为频繁，这正是单一世界史的开始。
将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国视为世界史的开端具有四大意义。
第一，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了连结东方中国世界与西方地中海世界的“草原之道”，将居住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人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史的舞台做出了准备。
第二，由于蒙古帝国统一了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地区．至今为止存在过的所有政权都一旦归零，由蒙古帝国重新划分新的国家。以这样的划分为基础，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现代亚洲和东欧各国就此诞生。
第三，诞生于中国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经由草原之道传进地中海世界，再传到了西欧世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
第四，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蒙古帝国外围的日本人与西欧人为了找寻活路，开始了海上贸易，这也使得历史的主角从至今为止的大陆帝国，移转到了海洋帝国。
公元13世纪之后的历史，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般，分别记述地中海、西欧世界的历史，以及中国世界的历史。在蒙古帝国一处所发生的事情，立刻就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因此必须当作单一的世界史记述。也就是说，世界史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
自从1992年筑摩书房为我出版了这一本书开始，像我这样的论点影响了各个领域的人，尤其受到专门写作的同业支持，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本书在筑摩书房很荣幸地能够一再再版，这一次又发行了口袋书，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看到我的著作，我也特别在大家不熟悉的汉字旁标上了假名。
1999年7月 冈田英弘
十九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世界史是否成立》的文章（《历史与地理》211，1973年4月）。文章中指出，“世界史一词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是两个近乎矛盾的观念相互重叠，整体的轮廓模糊不清，很难掌握”。这两个观念其一是明治时期以来的“万国史”。“万国史”是在明治初期，面对同一时间突然大量来袭的各国西洋人，为了与他们交涉，日本人急需知道对手的背景。因此，从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在日本互争长短的法国、英国为止，万国史叙述了西洋各国的兴亡盛衰。“万国史”改编自欧洲人的“原书”，但由于改编的是日本人，因此在选择记述的事项时，是根据日本人所持有的传统历史观，也就是从汉文书典中所学到的中国“正史”观。
对于接受中国文化熏陶超过千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历史的重点在于哪一个政权被授予“天命”，属于“正统”。为此，“万国史”记载的对象实质上仅限于从希腊、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日耳曼分支出来的英国、法国以及德国。这说明了“天命”传递的顺序，也代表承认明治时期三大列强的“正统”。这个中国型的“万国史”属于“西洋史”，与源自中国史的“东洋史”并列，这就是日本历史学的现状。
无论是“东洋史”或是“西洋史”，两者皆以中国型的“天命”与“正统”史观的理论为基础。而两者是各自独立撰写完成的历史，基本上无法相提并论。日本人想尽办法修改“东洋史”，希望能够更接近“西洋史”。这些方法或是将“东洋史”以时代区分，或是另外撰写东西文化交流史、塞外史、社会经济史。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在不自觉地将日本人的历史观根于中国型历史的情况之下，将“西洋史”的用语表面上套用在“东洋史”上，最后都招致失败，更遑论历史学的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学制改革，将东洋史与西洋史合并，出现了“世界史”这个科目。
但事实上，将东西洋史合并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就算两者都是建立在中国型的“正统”思想上，但东西方的“天命”相互对立，就好像水和油无法相容一般。在日本高中世界史的教材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将东西洋各自呈现纵向的脉络横切之后相互堆叠，无论对教学的人或是学习的人而言，都是不合逻辑的事情。我听说很多日本高中老师在教西洋史的时候，会从世界史的教科书中取西洋史的部分，等到教东洋史的时候再取东洋史的部分，将东西洋史分开教授。这样一来，“世界史”和过去完全没有分别。
另外，合并东洋史与西洋史的“世界史”，当中竟然没有包含属于“国史”的日本史。这样的做法导致在日本的学校里，日本人所学的是将日本排除在外的世界史。就好像日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一般，日本的历史与世界史毫无关系，日本也没有对世界有任何的影响。如此一来，应该学习的“世界史”大事选项当中完全没有与日本相关的观点，学的大事愈多，逻辑愈混乱。想当然地，世界史的知识只会愈来愈杂乱无章。
《世界史是否成立》一文的最后我以“最起码在现在的日本，真正的世界史并不成立。但就算如此，学校却不得不教授世界史。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大学联考中废除世界史这个科目”当作总结。但我并不满意这个悲观的结论。正如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需要“万国史”一般，姑且不论大学联考，现代的日本人还是需要世界史，需要重新创造出符合逻辑的世界史。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历史属于地域性，并不具有普遍性。是属于创造出东洋史的中国世界与创造出西洋史的地中海世界两者的特有文化。在这样的认知之下，知道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分别向东西发展的势力创造出了中国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经过不断地变化，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沿着这样的逻辑，才有可能记述单一的世界史。
我的这种想法，一部分已经写进《汉民族与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1980年)、《中央欧亚的世界》(山川出版社，1990年)以及《有历史的文明与没有历史的文明》(筑摩书房，1992年)当中。这本《世界史的诞生》便是将我的这种想法付诸实行，试着统一记述世界史。我在这里非常感谢筑摩书房的汤原法史先生，给我机会进行这样大胆的尝试。
冈田英弘著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讲述：人类文明中，唯有东方的中华文明和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是有历史传统的。它们分别以司马迂《史记》和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都是以自己的区域来看世界。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才打通东西藩篱，中华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命运因此改变，人类文明方才真正进入世界史的时代，这也正是蒙古史的文明意义。
《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是一部很有思考性的学术著作，在蒙古史研究领域影响重大，是日本著名学者冈田英弘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通过极其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对蒙古帝国前后的世界性意义做了充分的梳理与论述。该作品对于我们更好地从历史角度理解蒙古世界帝国的形成、欧亚大陆的内在关系、陆权与海权力量的地缘争夺以及东西方之间书写文明之间的差异与竞争等问题极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