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兵团岁月、返城、改革开放、下海……

人间至昧：牵肠挂肚的亲情、义不容辞的友情、阴差阳错的爱情……

《年轮》（作者：梁晓声）以理想主义的热忱、真诚与品格感动无数。理想主义的品格，特别熟悉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状态，着重于塑造人物而非以讲故事为主的创作方式，那份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执着，使这部作品朴素又大方，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不乏深意。

由梁晓声所著的《年轮（水墨插图版）／梁晓声知青小说精品系列》中六位在北大荒上山下乡的知青王小嵩、吴振庆、韩德宝、徐克、郝梅、张萌，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自然灾害，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文革”使他们迷惘过，北大荒使他们坚韧成熟也令他们欲说还休。他们珍惜中国传统家庭的亲情，朋友互相爱护的友情，各自经历了阴差阳错、充满悲剧色彩的爱情……当改革大潮席卷大地时，他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已经逝去。但是，他们不甘变成垮掉的一代，依然追求积极向上的人生意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一章

一

黑板前，三个少年皆在弯腰系鞋带。

他们都是小学五年级学生，一律将左脚或右脚踏在讲台边上……

斯时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这三个少年。

在北方最北的这一座省会城市里，九月上午的阳光依然温暖。为迎接国庆，教室的窗子已被擦得明明亮亮。如果没有窗框，一眼望去，像是不存在似的。

前几天，班主任曲老师在班会上说：“国庆前，学校照例要进行卫生评比。去年咱们班因为窗子擦得不太仔细，扣了两分，所以没评上第一。我希望今年咱们班是第一。”

曲老师说话总是很轻柔，那一番话她也说得很淡然。似乎得第一虽是她的希望，但如果竟还是没得第一，那她也不会感到多么的沮丧。又似乎，那纯粹是学校领导要求每位班主任必须对学生们说的话，否则她也许就不说了。

近两个月以来，曲老师的面容一天比一天憔悴。每一个同学都能看出，曲老师肯定是生了重病了，她是在每天坚持着给同学们上课。连班里最调皮捣蛋的男生，近两个月以来也守纪律了。

那是一个中国人最能够将心比心的年代。因为那一年是一九六一年。从一九六零年起，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挨饿。有的省份，正成百上千地饿死着人。

饥饿居然使中国人之间都有那么点儿惺惺相惜。因为只有这样，才会觉得自己活的还算容易点儿。无论在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老师们对学生们的要求已不甚严格；在学生们眼里，老师们也都变了。以往动辄板着脸对学生们大加训斥的老师分明已饿得没有精气神像以往那样了。而使同学们感到亲切的老师，自然是对学生们更加亲切了——比如曲老师。她站在黑板前望着同学们时，眼里往往充满了怜爱。虽然她面对的只不过是小学五年级学生，但他们却全都能够从她眼里读懂那一份怜爱。

那一代中国的小学生，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都太渴望被怜爱了。

想获得什么就会对什么格外敏感。

连动物亦如此。

胃里终日空空荡荡的，心里边不能也一样啊！

曲老师毕竟是老师，对于同学们的胃，她无法给予什么；她所能给予的，仅仅是同学们的心里边需要的。尽管，那种给予根本不能等于食物，但却能对胃起到一点儿麻醉的作用。

就曲老师那么几句话，班里的女生们便当成了是她们的神圣的任务。她们用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认认真真地完成了那一任务。有的女生甚至为将玻璃擦得更透明而牺牲了自己的小手绢。

那是一个只有少数小学女生才有手绢的年代。大多数的她们上学前只不过往兜里揣一卷裁剪成手绢大小的报纸而已。

正因为女生们将玻璃擦得那么的明亮，这三个正在系鞋带的男生才将黑板也擦得极为干净。

明明都正饿得饥肠辘辘，却还有心情尽好值日生的责任，这在今天的孩子们肯定是难以理解的——然而那正是当年的小学生们的特征。

学习不好没什么，但是思想绝对不可以比“集体”所要求的差——这种意识早已印在他们的头脑之中了。卫生值日的态度与学习好坏无关，但是肯定会与思想怎样被别人连在一起来评说。小小年龄的他们，心里都是明白这一点的。

阳光透过窗子，将教室照耀得暖洋洋的。他们中的一个，用手背抹了下额头。他已经出汗了。

他们的鞋带竟还没有系好——且慢！咦？原来他们都不是在系鞋带，而是在用粉笔涂他们脚上的破胶鞋。是的。正是这样，他们都企图将他们脚上的破胶鞋涂成白色的。

当年，一双白色的胶鞋比一双黑色的或蓝色的胶鞋贵一元多钱，叫中国少先队员的“队鞋”。由于是特种鞋，生产的少，所以贵。而他们脚上穿的都不是队鞋。他们的家长从没舍得多花一元多钱为他们买双“队鞋”。以前他们参加少先队的活动，都得提前几天说尽好话磨薄了嘴唇向有“队鞋”的小学生去借。普遍的人家都很穷；他们是更穷的人家的孩子。

然而，一九六一年的国庆即将来临，市里指示，为了加强人们度过饥饿年代的精神力量，这一年的庆祝游行一定要比往年的规模更为盛大。小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历年国庆游行队伍中不可缺少的阵容。这一年每一所小学校参加国庆游行的人数都空前的多；而这一所小学校的这一间教室里的三名男生，他们已无处再能借到“队鞋”了……（P1-3）

自序

我和我的那些“知青小说”

“知青小说”四字乃姑妄言之；从概念上说是模糊的——知青写的小说？写知青的小说？抑或曾是知情者写的知青小说？

莫衷一是。

何况，“知青”这一概念也多种多样。它曾是知青的当年青年仅有经历的共同点、类似点；在人品、家教、学业程度、文化影响以及心灵的善恶方面千差万别，不能同日而语。

古今中外没有什么统一的称谓能像相同的帽子一样——任何人戴在头上便都是同一种人了。

我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我笔下的所谓“北大荒知青小说”，大抵写的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当年又叫“兵团战士”。

军队编制、半军营化的集体生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老战士们（他们曾是真正的兵，有的兵团干部还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对知青们的军人作风的影响——诸种因素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当年与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总体“气质”上大为不同。

“气质”一词也是姑妄言之。

所以——当然的，我的“知青小说”中的知青们，也与别人笔下的“知青小说”之“气质”不同；这是由笔下知青人物们的不同所决定的。

如果我不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知青，断不会写那么多“知青小说”。

起初我写“知青小说”，当然很受所谓“知青情结”的促使。

怎么会不那样呢？

但后来就不是了。

应该说，从《雪城》开始就不是了——那时我已十分明了，我笔下塑造的只不过是一批曾是知青、返城后人生几乎要从零开始的青年人。知青返城了，知青经历不论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有多么深——他们，不，我们也不再是知青了。这是常识。

是的，自《雪城》后，我只不过在将笔下的知青人物视为具体的“人”来塑造，这后来一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工人，不代表“中国工人”；

某作家笔下的一个或一些农民，不代表“中国农民”；

同样，任何文学作品中的兵、学生、商人、干部，都不可能对“全体”具有公认之代表性。

反过来看就对了，就符合文学词典的本意了，即——作家们只不过在写是工人；是农民；是兵、学生、商人和干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

文学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征乃是由人性怎样、人品怎样、人对自己有无做人准则来决定的。  我笔下的许多知青人物寄托了我对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义，这才是我身为作家的理想主义，与其他什么“理想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极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况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线，并在做人的底线上尽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坐标和心灵标杆的层级——这才是我后来一再写“知青小说”的原因。

我将我的作品中表现没表现此点，一直当成我写得有价值或没价值的标准之一种。

绝不是唯一标准。但在我，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标准。

这是理解我“知青小说”的一把钥匙。

现在我将它交给读者，相信许多读者读后会有如下感受——我爱书中的许多人物；原来做一个心灵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丑恶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许多人读过后，会乐于将我的书推荐给自己的儿女。

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让做人的坏法似乎反而令人着迷的可恶现象见鬼去吧！

中国需要补上好人文化这一课。

2015年10月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