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于1985年的经典作品，小说中探讨的女性生育自由、代孕、人口衰退、环境恶化等问题在特朗普时代的美国重又引发热议，媒体和公众纷纷宣称，“阿特伍德的小说正在成为现实”，该书甚至赶超奥威尔，登顶某网畅销书榜首。2017年4月，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剧集在Hulu电视网播出，瞬间成为全球热门话题，斩获艾美奖五项大奖，其热度还在不断发酵。《使女的故事》第二季已确定将于2018年4月首播。

《使女的故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讲述：奥芙弗雷德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她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使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更糟糕的是，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人类不仅要面对生态恶化、经济危机等问题，还陷入了相互敌视、等级分化和肆意杀戮的混乱局面。并非只有女性是这场浩劫中被压迫的对象，每个人都是这个看似荒诞的世界里的受害者。

夜

采购

夜

等待室

午休

一家人

夜

产日123夜

安魂经卷

夜

荡妇俱乐部

夜

挽救

夜

史料

1 夜

第一章

我们的寝室原本是学校体育馆。那里从前曾举行过比赛，为此，光亮可鉴的木地板上到处画着直的和圆的线条；篮球架上的篮筐还在，但网早已脱落。馆内四周是一溜供观众坐的看台。我想我仍可以隐隐约约，如某种残留影像一般，闻到一股刺鼻的汗味、混杂着口香糖的甜味和观看比赛的女生用的香水味。先是电影上才能见到的穿呢裙的女生，然后是穿超短裙的，接着是穿裤子的，再后来就是只戴一只耳环、剪刺猬头并染成绿色的。这儿想必也曾举行过舞会。你听，乐声回旋萦绕，各种无人倾听的声音交叠糅杂在一起，一种风格重复着另一种风格。隐约的鼓点，悲苦的低泣，绵纸做的花环，硬纸板做的魔鬼面具，还有一个旋转的反射镜球，在舞者身上洒下片片雪花般柔软的亮光。

这里曾经有过性、寂寞及对某种无以名状之物的企盼。那种企盼我记忆犹新。那是对随时可能发生，但又始终虚无缥缈、遥不可及的事物的企盼。它永远无法像在停车场上，或是电视厅内那搂着我们的腰背或身上其他地方的双手一样近在眼前、可感可触——声音已经关小，惟有画面在血脉偾张、蠢蠢欲动的肉体前闪现。

那时，我们渴求未来。这种贪得无厌的本能究竟从何而来？它弥漫在空气中，即使当我们躺在排列成行的简易行军床上——相互间隔开着使我们无法交谈，只有一心强迫自己入睡的时候，回想起来，它仍在空气中挥之不去。我们用的是绒布床单，就像孩子们用的那种，还有年代久远的军用毯，上面可见“美国”的字样。我们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脚后面的小凳上。屋内灯光已经调暗，但没有完全关掉。莎拉嬷嬷和伊莉莎白嬷嬷来回巡视着；她们的皮腰带扣上挂着电动赶牛刺棒。

不过她们没有枪，即使是她们也未能得到足够的信任配以枪支。佩枪的只有那些从天使军里挑选出来的警卫，但他们只有在被叫到时才允许进入大楼。我们是不准迈出大门的，除了一天两次的散步，两个两个地绕着足球场走。球场已停用了，周围用铁栏杆圈起来，顶部是带尖钩的铁丝网。天使军士兵背对我们，守在铁栏杆外。他们既使我们感到害怕，同时也令我们心猿意马，产生其他一些感觉。但愿他们能转过身来看我们一眼。但愿能与他们交谈。要真能如愿，我们想，相互就可以做些交换，达成什么交易买卖的也说不准，毕竟我们还拥有自己的肉体。我们常这么想入非非。

渐渐地，我们学会了几乎不出声地低语。趁嬷嬷们没留意的时候，我们会在昏暗的灯光下，伸出手臂，越过床与床之间的空隔，相互碰碰对方的手。我们还学会了解读唇语，平躺在床上，半侧着头，注视对方的嘴唇。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互通姓名，并一床一床地传过去：阿尔玛。珍妮。德罗拉丝。莫伊拉。琼。

2 采购

第二章

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盏灯。抬头望去，雪白的天花板上是一个花环形状的浮雕装饰，中间是空的，由于盖上石膏，看起来像是一张脸被挖去了眼睛。过去那个位置一定是装枝形吊灯的，但现在屋内所有可以系绳子的东西都拿走了。

一扇窗，挂着两幅白色窗帘。窗下的窗座上放着一张垫子。当窗子微微开启——它只能开这么点——徐风飘进，窗帘轻舞，我便会坐在椅子或窗座上，双手交握着，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阳光也从窗户透进来，洒在光亮耀眼的细木条地板上，我能闻出家具上光剂的味道。地板上铺着一张碎布拼成的椭圆形小地毯。这是他们喜欢的格调：既带民间工艺色彩，又古色古香。这都是女人们在闲暇时利用无用的碎布头拼缀成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勤俭节约，吃穿不缺。我并没有被浪费。可为何我仍觉得缺少什么？

椅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幅加了框却没装玻璃的装饰画，是一幅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花还是允许有的。但我想，不知是否我们每个人都是同样的画，同样的椅子，同样的白色窗帘？由政府统一分发？

丽迪亚嬷嬷曾说，就当作是在军队里服役好了。

一张床。单人的，中等硬度的床垫上套着白色的植绒床罩。在床上可做的事除了入睡或者失眠，别无其他。我尽力使自己不要想入非非。因为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东西一样，也必须限量配给。其实有许多事根本不堪去想。思想只会使希望破灭，而我打算活下去。我明白为何蓝色鸢尾花的水彩画没装玻璃，为何窗子只能稍稍开启而且还装了防碎玻璃。其实他们害怕的并不是我们会逃走。逃不了多远的。他们害怕的是我们会用其他方式逃避，那些你可以用来划开血管的东西，例如锋利的碎玻璃。

不管怎样，避开这些细节不谈，这里就像是一间为无足轻重的访客准备的大学客房，或是像从前供境况窘迫的女子居住的寄宿宿舍。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对我们中间还谈得上有什么境况的人而言，其境况确已陷入窘迫。

不过，至少一张椅子，一束阳光和几朵花还是有的。我毕竟还活着，存在着，呼吸着。我伸出手，放到阳光下。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我不是在坐牢，而是在享受特殊待遇。她向来对非此即彼情有独钟。

P3-8

一九八四年春，我开始写一部小说，最初并不叫《使女的故事》。我先是用手写，绝大多数时候写在黄色的标准拍纸簿上，然后把我几乎难以辨识的潦草手稿在一台租来的德国键盘手动打字机上敲出来。

键盘产自德国，是因为我当时身居西柏林，那时它还被柏林墙包围：苏维埃帝国仍然强大且地位稳固，要再等上五年才崩塌离析。每个周日，东德空军都要制造音爆，提醒我们，他们近在咫尺。我造访过几个铁幕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经历了那种小心防范、被人监视的感觉；或突然间沉默不语、转换话题；人们用各种暧昧方式传递信息，言辞闪烁。所有这些都对我当时的写作产生了影响。那些被另做他用的大楼也一样。“这座楼本来属于……但后来他们不见了。”类似的故事我听了许多回。

我出生于一九三九年，二战时开始记事，我知道既有秩序可能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变化可以迅疾如闪电。“这种事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断言并不可靠：只要有相应的环境和土壤，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那会儿刻意回避这部小说已经有一两年了。它在我看来无异于一个冒险之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上中学以来，我一直广泛涉猎科幻小说、悬测小说、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但从未自己动手写过这样一本书。我能写得了吗？这种形式遍布陷阱，其中包括说教的倾向，变成寓言的危险，还有就是可信度问题。即便我要创造一个虚构的花园，我希望里面的蟾蜍是真实鲜活的。我的一个原则是，不会在书中放人任何詹姆斯·乔伊斯称之为历史的“噩梦”中不曾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发明，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都说上帝在于细节。魔鬼也是。

回到一九八四年，书中主要的前提假设可谓大胆出格——即使在我本人看来也是如此。我能说服读者，美国发生了一场政变，从前的自由民主政权变成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神权独裁统治吗？在书中，宪法和国会不复存在：基列共和国建立在十七世纪清教徒信仰的根基之上，它也是我们自以为了解的当代美国的根基。

这本书的具体背景地点是马萨诸塞州的东部城市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之地。这所当今著名的人文高等教育机构过去曾是清教徒神学院。基列国的特工机构位于怀德纳图书馆，我曾多少个小时徜徉在书架间，查找我的新英格兰祖先的文献资料，还有关于萨勒姆女巫审判的文字记载。把哈佛大学的围墙用来悬挂示众受刑者的尸体会不会让有的人感到冒犯？(的确有过。)

在小说中，人口由于有毒的环境不断减少，生育健康婴儿的能力变得弥足珍贵。在极权制度之下——或者在任何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里——统治阶级独占宝贵资源，所以该政权的精英阶层将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分配给自己，作为使女。对此，《圣经》中有先例可循，即雅各和他的两名妻子拉结和利亚，还有她们的两个使女。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十二个儿子——但是使女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他们分别属于两名妻子。 于是故事就此展开。 我刚开始写《使女的故事》时，书名叫《奥芙弗雷德》(Offred)，即主人公的名字。这个名字来自一个男性之名，“弗雷德”(Fred)，加上前缀“奥芙”(of)表示“从属”，就好像法语里的“德”(de)，或者德语里的“冯”(von)，或者英语姓氏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中的后缀“森”(son)一样。这个名字里还隐藏着另一种可能：“献祭的”(offered)，意味着一种宗教的献祭，一个作为祭品供奉的受害者。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始终都不知道主人公的真实姓名？我回答，这是因为在历史上许多人都已改名换姓，或者干脆销声匿迹。有人推断奥芙弗雷德的真实姓名是“琼”(June)①．因为使女们在由原先的学校体育馆改造而来的寝室里念叨的所有名字中，只有“琼”这个名字没再出现过。这并非我的本意，但它说得通，因此读者们尽可以采纳。

在写作的过程中，小说名改成了《使女的故事》，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向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致敬，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借鉴了童话和民间故事的特点：这个故事由主人公讲述给后来或遥远的聆听者，它具备那种不可置信的奇幻色彩，和那些经历过惊天动地大事件的人们讲的故事有共通之处。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使女的故事》有了许多种形式。它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并在一九八九年拍成了电影(一九九〇年初上映)。它还被改编成了戏剧，被编成了芭蕾舞。目前，它正被改写成绘本。二〇一七年四月，它将作为电视系列剧在米高梅电视频道(MGM)和美国视频网站葫芦网(Hulu)播出。

在这部电视剧中我会客串一个配角。在那幕场景中，新征募的使女将会在一个名为“红色感化中心”的机构里被教化洗脑。她们必须学会摈弃之前的身份，明白自己的地位和义务，了解她们不再拥有真实的权利。但只要顺从，就能得到保护，她们还将学会轻视自己，以便接受既定的命运，不会反叛或逃跑。

使女们围坐一圈，佩带着电击棒的嬷嬷们逼迫她们参加一种如今被称为(在一九八四年还未得名)“羞辱荡妇”的活动，辱骂她们中一个名叫珍妮的成员。她被迫讲述自己青少年时期被轮奸的经历。其他使女则齐声念诵着“是她的错，是她勾引了那些男人”，对其加以愤怒声讨。

尽管这“只是一部电视剧”，女演员们在休息时间里会咯咯轻笑，而我自己也“只是在装装样子”，我仍然觉得这种场景可怕得令人不安。它与历史何其相像，太像太像了。是的，女人们会联合起来欺压其他女人。是的，她们会指责他人，为了保护自己：这在社交媒体时代公然发生在我们眼前，社交媒体本身也让这种组群现象成为可能。是的，她们会欣然攫取权利凌驾于他人之上，甚至——或许尤其是——在女性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制度下：所有的权力都是相对的。在艰难时期里，拥有任何一丁点权力也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一些掌权的嬷嬷们的确发自内心地相信她们是在帮助使女们：至少她们没有被送去清扫有毒的核废料，至少在这个美丽新世界里她们不会被强暴，不会被那样强暴，不会被陌生人强暴。有的嬷嬷是施虐狂。有的是投机主义者。她们都长于利用一九八四年女性主义运动的宗旨——比如反色情宣传以及预防性侵活动——来达成她们的目的。正如我所说的：现实亦如是。

借此我来回答三个经常被问及的问题。

问题一：《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吗？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传意识形态的小册子，里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选择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说的是这样一部小说，里面的女性均为有趣且重要的人类——性格各异、举止不同——在她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对这本书的主题、结构和情节都至关重要，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书都是“女性主义”的。

为什么说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她们并非自然造化事后添加的产物，也不是人类命运中无关紧要的参与者，对此，每个社会一直以来都再清楚不过。没有女性生育，人类将不复存在。正因如此，对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规模强暴和谋杀长久以来都是种族灭绝战争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剥削某个群体的战争的特征之一。杀掉他们的婴儿，用自己的来取代，猫类是这么做的；让女人生育孩子却无力抚养，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孩子从她们身边夺走，偷盗婴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古已有之的主题。控制妇女和婴儿，是地球上每一个专制政权的特征。拿破仑和他的“炮灰”士兵，奴隶制及其手段花样翻新的人口买卖——它们与此都同出一辙。对那些推行强制性生育的人，我们应该质问：这么做“谁能获利”？有时是这部分人，有时是那部分人。总有人获益。

问题二(时常有人问起)：《使女的故事》是反宗教的吗？同样，这取决于你问题的涵义。的确，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禁止女性阅读(就像十九世纪美国黑奴一样)。更有甚者，她们无法掌管金钱，无法在外工作，连《圣经》里的一些女性都不如。这种政权利用《圣经》里的种种象征标志，任何掌管统治美国的独裁政府都不会放过这些资源。

基列国的女性穿着的朴素服饰来自西方宗教标志——大主教夫人们身着蓝色，象征纯洁，源自圣母马利亚；使女们身着红色，象征分娩时的出血，同时也源自抹大拉的马利亚①。另外，如果你要出逃，红色也更容易辨识。社会阶层较低的男人们的妻子被称为“经济太太”，着条纹服装。我得坦白说，那些遮挡脸部的系带女帽，其灵感不仅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服饰以及修女服饰，还来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某个老牌荷兰清洁剂的外包装，上面有个女人的脸被遮盖住，孩提时我很惧怕这一形象。许多极权主义都曾采用服饰来识别和掌控人们，无论是禁止穿什么还是强制穿什么——想一想纳粹时代强迫犹太人身上佩戴的黄色六角星符号和代表高贵身份的罗马紫——它们中许多都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统治。这让异教徒的欲加之罪更加轻而易举。

在这本书里，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逐渐掌控大权，成为统治性教义，我们熟悉的宗教教派被逐渐废除。通过秘密渠道逃往加拿大，正如我所料。奥芙弗雷德本人也有一本私藏的《圣经》主祷文，她拒绝相信眼前这个政权是由一个公正、慈悲的上帝所授予。在当今的现实世界里，一些宗教集团发起各类运动，保护弱势群体，其中包括女性。

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反宗教”的。它反对的是以宗教作为暴政的掩护；这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使女的故事》是预言小说吗？这是我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甚至就在一九八四年，我正在写这本小说时，随着美国社会中的某些人掌权并通过法令，声称要做到什么——这个问题就开始被问了又问，日趋频繁。不，这不是预言小说，因为预知未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有太多的可变因素，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根本无法预知。是否可以说这是一部反预言小说：如果未来都能够巨细靡遗地讲述出来，或许就不会发生。但这种想当然的想法同样也靠不住。

许许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体处决，禁奢法令，焚书运动，党卫军的“生命之源”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蓄奴制的历史，美国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但还有一种文学形式我尚未提到：目击者文学。奥芙弗雷德尽其所能地记录了她的故事；然后将它藏匿起来，相信日后可能会被某人发现，而这人能够看懂其深意并传播出去。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之举：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暗含着一个未来的渎者。鲁滨逊记日记。塞缪尔·佩皮斯也写日记，他详细记录了伦敦大火。黑死病瘟疫期间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但他们的许多记录常常戛然而止。还有罗密欧·达莱尔，他记下了卢旺达大屠杀，以及世界对这一事件的冷漠态度。还有安妮·弗兰克，把日记藏在她的秘室里。

有两种读者会读奥芙弗雷德讲述的故事：一种是在本书的末尾，在未来的某场学术会议上，这种读者能自由阅读，但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的富有同情心；还有一种就是任何一个时代里的个体读者。这是“真正的”读者，每个作家为之写作的“亲爱的读者”。许多“亲爱的读者”自己也会成为作者。这正是所有我们这类写作者的开端：从阅读开始。我们听到某本书正在发声，向我们絮絮诉说。

最近的美国大选之后，恐惧与焦虑蔓延。人们普遍认为，基本的公民自由受到侵害，过去数十载、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女性赢得的许多权利也面临危机。在这样一种分裂的大气候下，对许多群体的仇恨开始滋长，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开始表达对民主政权的嘲讽。因此可以肯定，在某个地方，某个人——我想应该有许多人——正在写下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者他们将铭记在心，日后如有可能，将其记录下来。

他们的讯息会被压制和埋藏吗？几百年后，在一座老房子的一面墙后，会有人发现它们吗？

让我们希望一切不至于糟糕到那个地步。我坚信不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