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著，徐素霞绘的《城南旧事全传》加入林海音鲜为人知的《城南旧事》外传——《英子的故事》，由其女儿收集、整理、授权，呈现一个更精彩更完整的英子。

著名插画家徐素霞翻阅史料实地考察，“钻”进那个时代，倾两年之力磨出精美插图，真实还原英子心酸又趣味黯然的童年。

相较于《城南旧事》，《城南旧事全传》内容更为完全，思想、眼界与心胸更为成熟，文学功底与创作技法也更臻圆满，故事的深度与趣味性也有明显的提升。

林海音著，徐素霞绘的《城南旧事全传》一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林海音广为人知的《城南旧事》，第二部分《英子的故事》可谓是《城南旧事》的外传，告诉我们那些在《城南旧事》里所不知道的秘密。如果说《城南旧事》是英子的童年，《城南旧事全传》则呈现给我们一个更完整的英子。

英子还是那个英子，巧笑倩兮，莺声呖呖，虽经苦难却不失纯洁明媚；英子却又不再是那个英子，“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她以十三岁的稚嫩之躯，承继了父亲的遗志，并勇敢担负起扶持母亲、呵护弟妹的重任。一个更为丰满、完整的英子跃然纸上！

《城南旧事全传》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林海音自传故事。

城南旧事

 冬阳 童年 骆驼队

 惠安馆

 我们看海去

 兰姨娘

 驴打滚儿

 爸爸的花儿落了

英子的故事

 我的家啊

 三盏灯

 文华阁剪发记

 天桥上当记

 虎坊桥

 妹妹啊，你在哪儿？

 英子的乡恋

 豆腐一声天下白

 静静地听——聆林海钢琴独奏《城南旧事》组曲

附录

 童年——愚騃而神圣

 大阪·头份·北京——英子(林海音)的童年生活

 追寻母亲的足迹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搽。

窗外很明亮，千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妈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唔得！做唔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就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骡马市的佛照楼去买东西，妈是去买搽脸的鸭蛋粉，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丽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一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账，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P7-8）

英子不老

母亲的童年回忆在北京城南游艺园里的那些说书、京韵大鼓、杂耍、变戏法、地方戏里；我们的童年回忆在台北城南川端桥畔夏夜的凉座里，那里也有说书、相声，还有唱歌和蒙古烤肉。

念小学时，每到周末晚上，父母亲就带我们上厦门街那家四川馆吃饭。四个孩子的六口之家，靠两支勤奋的笔，负担不轻，母亲常常说我们是“苦中作乐”。低低矮矮的木板搭的四川馆紧靠在铁道边上，每次隆隆的火车一过，木屋就惊天动地摇起来。那一番天摇地动，就像四川馆入门柜台上的那一罐颜色漂亮好吃的泡菜，也像那跑堂拖得长长的一声地道四川风味的“一碗担——担——面——”一样，让我们觉得新鲜有趣。

吃完晚饭，我们照例到附近的一家“大”文具店逛逛。母亲说：“每个孩子进了文具店，眼睛都会发亮。”我在店里东看看，西摸摸，什么都好。母亲最能看穿孩子的心，她慧黠地笑着说：“好像看看都过瘾似的！”

班上有一半同学的铅笔盒和那里头的文具都比我们的好，但我们不觉得自己非要也有同样的才快乐，父母亲给了我们自由和爱，使我们不觉得匮乏。

不过，每回逛文具店，倒也没空手而回过，小手里总会捏拿着一两支香水铅笔或是一块小橡皮擦什么的。迎着晚风，闻着那俗丽的香水铅笔味儿，我们慢慢地散步回家。

什么叫幸福？现在回想，那种感觉就是幸福吧。幸福，在艰苦的岁月中特别动人！

多年前，有一次和母亲聊天，我提起小时候最羡慕会弹琴的人，常常把床尾高起来的横杠当琴键，自我陶醉地弹上半天。母亲说：“我也做过这种事儿，我有一个老九霞的鞋盒子，盒子里住着我用火柴棒做的小脚儿娘，我常常跟同伴捏着自己的小脚儿娘，哆、哆、哆地走到对方的鞋盒里，展开两‘家’的来往。敲门、开门、让座、倒茶、吃东西、聊天，我们假装成大人，假装成家庭主妇，说的都是大人话，爱说什么说什么，不受限于大人，有意思得很。那时，我常在我们北屋套间里玩小脚儿娘。”

后来她写了一篇《我的童玩》，就写到她的小脚儿娘。那个时代，女孩子自己做的玩具和玩的游戏，常常和学女红或做家事有关，那时的教育多半是在旧式的家庭里自然形成的。母亲写道：“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

母亲晚年用心为孩子写了许多有趣可读的东西。

母亲不但喜欢为孩子们写故事，也给孩子们翻译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高水平的文学作品，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也开始开辟儿童书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母亲接近六十岁了，父亲希望我能够多帮帮母亲，于是我辞去原来的工作，到母亲主持的出版社协助编务。我和母亲在台北城南那间小办公室里，面对面工作了十年。那年代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更没有电子书，印刷出版品很蓬勃，尤其是文学和儿童书籍，书市兴旺，只要是好书就不怕没人买。母亲编辑点子多，眼光准，又能创新，我们联手编了很多叫好又叫座的书，其中有好几本得到文学奖。她总是乐在工作中，有时一大早兴致勃勃地进办公室说：“来，咱们好好把这批书做起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先生的工作，我们带着两个孩子，迁居澳大利亚墨尔本。母亲顿失助手，但是她很看得开，不忘叮嘱我出去后多注意介绍国外的儿童读物给国内的小朋友。

1971年，台湾有一批小学老师参加教师研习会培训，母亲担任指导教师，带领一个写作小组。在她的指导引领下，后来有好几位成为非常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

自1968到1996年，近三十年间，母亲受邀加入台湾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审会，为全台湾地区的小学生编审语文课本，并主稿一、二年级的语文课本。她把儿童文学的精神和趣味注入原本略显枯燥的教科书，得到社会及教育界的赞赏。低年级的语文课本呈现一番新气象，那是“林海音风格”。

一位曾经参与编写、教学的教师就说，林海音优美的文字不仅让师生们陶醉，更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们善良的人格，这对台湾的教育是了不起的贡献。

小时候，我们常常把家里的几把藤椅倒扣在地板上，长长地摆上一排，藤椅上再蒙上大棉被，我们就在里头钻，像是在地道、碉堡里一样有趣，母亲有时还会帮我们摆，甚至给我们出主意，把几个枕头堆起来，就成了碉堡口的炮台。

她也从来没有进我们房间东搜西寻或是动手整理，她说：“小孩子整理书籍、收拾纸屑、剪贴壁画，有他自己的意思，他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东西嘛！妈妈插手其间，破坏了他们的自主力。人天生就有权利与责任感，赋予他权利，他自然就负起责任来了。”

小时候，我们淘气，母亲要发脾气管教时，她常常会“扑哧”一声笑出来，那只要打孩子的手也就“高高地举，轻轻地落”了。有一回，我说：“妈，你干吗要笑嘛？”她说：“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淘气事儿了。”

有时下过雨，满院子水，我们要求：“让我们光脚丫出去玩好不好？”母亲大都会答应，只要天气不冷，玩完要先洗脚才能进屋。母亲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我想拦阻孩子去玩一盆水的时候，忽然想到我小时候在雨地光了脚蹚水的快乐，那么孩子只要求一盆水，实在算不得淘气。”

与母亲接触过的人往往会发觉她是个很有童心的人。儿童文学作家桂文亚说的一段话最传神：“林海音先生无论在讨论事情还是谈天时，都常会不自觉流露出天真，这个天真不是造作，是很自然地把她看见的事情描述出来。由于她从小在北京成长，词汇丰富，再加上感觉敏锐，又是一个小说家，所以叙述的过程很活泼，常把生活中平淡的事说得有趣、写得生动，这样的作品也就很接近儿童心灵及趣味。”

北方人常说“自来喜”，我觉得母亲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有一种“自来喜”的味道。

七十六岁那年，母亲写下：“英子的心还是七十六年前的那颗心，把家人和朋友紧紧搂在心上，到老不变。”

七十七岁那年，母亲聆听钢琴家、与她的名字只差一个字的林海为

《城南旧事》谱写的一组乐曲，写下了一首略带伤感的回忆童年的小诗：

“静静地听，静静地想，回忆我的童年；忽见柳条儿摇曳，柳絮飞扬，柳絮吹向我脸上，鼻孔里刺痒。摸抚着鼻尖，泪珠儿沾湿了我七岁的小手……我愿在这儿静静地听，向我自己的心诉求：给我以一盏七月的莲花灯，提着它，我——去踏冬月的雪，一步一个脚印，踏到明春……静静地听，静静地听……听到城南的深夜，听到冬阳的早晨。”

七十八岁那年，她许下未来要专注于儿童文学写作的心愿，她说：“我要写我的童玩、我的游伴、我说的话、我读的书、我的小油鸡、我的小疯狗、土地庙的小吃摊、破洋车上老头子塞在我脚下的破棉袄……”可惜这个心愿终因健康因素，半途而废。

2001年12月1日，母亲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三岁。我在重新阅读她的儿童文学作品时，终于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喜欢她的文章。因为，她一直是站在孩子这一边的。十三岁失去父亲，仓促结束童年，担负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的母亲，就像是她的自传体小说《城南旧事》里的英子，那个好奇天真的英子，一直在她的心里，从来没离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