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在军著的这本《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通过“序章：辞别燕都”、“上篇：三校合一（1937年9月—1939年8月）”、“下篇：五校分立（1938年7月—1946月11月）”三个篇章的篇幅，回顾了西北联大的形成历史。其中，下篇介绍了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各自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等。

张在军著的这本《西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一段传奇）》是一部讲述西北联大校史的作品。本书主要讲述了1937至1946年，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再到西北联大子体八校（平津冀三校：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西北五校：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医学院）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抗战与学术。

引子

 序章 辞别燕都

第一节 何去何从？

第二节 历史选择了西北

第三节 三校的历史沿革

第四节 北平研究院分道扬镳

第五节 半路杀出个河北女师

上篇 三校合一（1937年9月—1939年8月）

 第一章 非常时期的西安临大（1937年9月—1938年4月）

第一节 长安居，大不易

第二节 甚于长沙临大的院系

第三节 玄风桥的“十八罗汉”

第四节 抗日救亡活动

第五节 “文武合一”的军训

第六节 潼关吃紧，西安告急

第七节 南迁：破天荒的大举动

第八节 散布在三县六地

 第二章 昙花一现的西北联大（1938年4月—1939年8月）

第一节 联而不合也不和

第二节 院系堪比西南联大

第三节 教学与科研也是救国

第四节 师生的经济生活

第五节 “公诚勤朴”——校训与校歌

第六节 总理纪念周

第七节 南郑的集中军训

第八节 救亡组织与民主社团

第九节 古路坝的西北联大附中

第十节 解体分立：一石二鸟

下篇 五校分立（1938年7月—1946月11月）

 第三章 后方第一高等农业学府——国立西北农学院

第一节 西北农学院的筹建

第二节 一校一系的沿革

第三节 首任院长辛树帜

第四节 名师荟萃张家岗

第五节 院系设置与教学管理

第六节 科学研究与技术推广

第七节 “驱周运动”催生亢丁社

 第四章 后方最完备的工科大学——国立西北工学院

第一节 西北工学院的筹建

第二节 三院的历史沿革

第三节 三任院长的功过是非

第四节 雄厚的师资与简陋的设备

第五节 严格的教学与务实的科研

第六节 七星寺的灯火

第七节 “地狱”，还是“天堂”？

第八节 学生社团与学生运动

第九节 拒与西工归并的北洋西京分院

 第五章 西北联大变身西北大学

第一节 “西北大学”为何复名？

第二节 走马灯似的换校长

第三节 三院十四系的师资

第四节 教学条件与学术研究

第五节 乐城的苦乐生活

第六节 政治力量与进步社团

第七节 “四一五”学运始末

 第六章 西北最高师资训练处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

第一节 师大精神“吾道西行”

第二节 城固时期的西北师院

第三节 黄河之滨建分院

第四节 兰州分院改为本院

第五节 教学、科研与课外活动

第六节 知识青年投笔从戎

第七节 附中：从关帝庙到十里店

 第七章 西北最具声望的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

第一节 独立建校后的教学工作

第二节 两任院长：徐佐夏和侯宗濂

第三节 既为良师，亦为良医

第四节 学生的生活、管理与就业

第五节 日军的罪行

第六节 短命的兰州分院

 终章 复员与留守

第一节 “复员”不是“复原”

第二节 平大复校与西大回迁、西医归并

第三节 北洋复校与西工迁咸、焦工复校

第四节 西师留守与师大复校、女师回津

第五节 薪火相传，生命永续

后记

参考文献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不少学校已经放暑假，北平地区的大部分学生不在校内。事变发生的第三天，蒋介石邀请一些主要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庐山举行国是座谈会。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应邀参加。

事变发生时，清华大学“因地处平西，毗连宛平，当七七之夜，敌人进攻卢沟桥，枪炮之声，校内清晰可闻”。可是，对于这枪炮声，很多人已经麻木，并未想到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在北平大学任教的曹靖华写道：

这是七月七日的早晨，沉重的隆隆的声音，连续不绝地把我从梦中惊醒了。我在床上坐起来，细细地辨出这是郊外传来的炮声。天还没有亮，坐一会又躺下去，隆隆的声音依然在继续着。但由于近年来在故都听惯了这种声音，就毫不觉得惊疑：这大概还是“友邦”在“演习”的。

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7月10日给梅贻琦校长电告北平近况，电报中说：“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3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7月11日发给梅贻琦的电报也是说：“清华平安，仅有日兵官来问有无军器，并欲购校马，并劝告校款勿外汇，以免谣传日军提取。”电文中还特别说明“职员出入无阻，携物者须检查，据云日军尚有礼貌，人心稍安”。显然，潘、沈、胡等人还没意识到战争即将全面爆发。

不少身在北平的各大学负责人，还是表现出对华北局势的忧心。7月15日，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等9位学者联合密电蒋梦麟、梅贻琦：“就同人观察，华北局面症结在地方最高当局对中央尚有疑虑，深恐地方对日决裂后中央反转妥协退［让］，使地方进退失据。务请向介公进言，对地方作具体表示，俾袪除此种疑虑。”

7月16日，李书华、李蒸、潘光旦等21位教授又密电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各校负责人：“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7月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是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

日军为了彻底摧毁中国，首先瞄准文化教育机构，对中国高校进行了有计划、长时间、大规模的摧残和破坏。7月28日午夜，日军用密集的炮火彻夜轰击南开大学。7月29日，又派飞机以南开大学为目标，对天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连续轰炸。之后，又把军车开进南开大学，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点火烧毁。

当日军兵临津门时，北洋工学院位于平津必经之路，首当其冲，学校被日军侵占为兵营，仪器设备损失惨重。除事先抢运出寄存于英租界兴华公司的二百箱资料、仪器、实验药品外，其余图书、设施均被破坏，一些地质标本和珍贵仪器被劫往东京。

8月中旬，侵入北平的日军南城警备司令部占据了和平门外北平师范大学数理学院；8月末，日军山之内航空部队占据了石驸马大街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当时北平师范大学给世界学生会《抗战中的大学》刊物提交的中英文稿件记载：“教职员学生校工纷纷逃避，校工有在校门外观望者，竟至触怒寇军，立加逮捕绑缚，欲予枪毙，几经交涉，始得释放。对于校中什物任意破坏，或升火为炊，或遗弃满地，并运走物理系无线电机，即学生私人书籍行李之存置学校库房者，亦横遭抢劫盗卖。”

P5－7

在撰写《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时，有三个难题，我意识到了，但没能很好解决：第一，前方战事与后方学术如何互相勾连；第二，是否公开谈论伪北京大学与伪中央大学；第三，怎样叙述存在时间不长但影响深远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些都不是“禁区”，是我自己的问题：在写作方式、史料运用与学术立场之间，存在某些不太好弥合的裂缝，再加上时间紧迫，只好暂时搁置。

收到张在军《西北联大》书稿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此前读过他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了解其学术热情与工作经历，而辨析头绪繁多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汉大学教授的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

最近几年，有感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如日中天，与之相对应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则几乎默默无闻，相关“后人”很不服气，于是奋起直追，有了每年一届、相关学校轮流坐庄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前三届会议论文集已经刊行，那就是方光华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西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何宁主编的《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Ⅱ：纪念西北联大汉中办学75周年》（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4年）以及刘仲奎主编的《第三届西北联大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论坛论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主办第四届（2015年）、第五届（2016年）论坛的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想来也会有成果推出。加上此前姚远主编的《西北联大史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不久的将来，关于西北联大的功过得失，会成为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凡谈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的，都须直面这么一个残酷的事实——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九年一贯不同，真正完整地拥有六个学院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存在时间只有三个多月（1938年4月至7月）；随着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的“挥手自兹去”，余下的四个学院也只维持了一年多。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正式解体，此后便是“五校分立，合作办学”的阶段。这也是西北联大难以声名远扬的重要原因——即便各校合作无间，毕竟已各自独立门户。同在陕西城固还好说，日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远走兰州（1941年），“西北联大”更是成了遥远的记忆。

从奉命西迁，三校（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合一，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到翻越秦岭，移师汉中，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这一段历史线索清晰，很好叙述；比较难说的是“解体”与“复员”这两个关节点。“西北联大解体分立最主要、最深层次的原因应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完善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战略布局的长远考虑；而‘防共控制’的政治动机多少也介入到了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强化并加速了政府要将西北联大解散分立的决心。”张著的以上论述从大处着眼，扭转了20世纪60年代单纯强调“防共控制”的偏颇，颇具眼光。至于怎么看待抗战胜利后各大学的“复员与留守”，张著采用文学性语言，描述“西北联大分立的五个院校像蒲公英一样播撒在西北大地，生根、开花”，结论是：“若从中国高等教育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这一视角去审视它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联大的丰功伟绩不亚于西南联大，甚或有超越的事功。西南联大只有一个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主体全部回迁。”这可就有点过了——处处以西南联大做比较，非压过对方一头不可，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

我当然知道，这是近几年西北联大论坛的主调，并非张君的独创。在我看来，如此高调的论述，属于事后诸葛亮——因应今天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以及各名校历史溯源的需要，过分夸大了国民政府决策的合理性，更不要说执行力了。确实有开发大西北的言论，找到相关资料并不难，问题在于如何落实，以及在抗战全局中的位置。漫天烽火中，各大学的分分合合，有很多不得已的因素，硬要往好的方面说，历史就变得一片光明了。除了人事纠葛与利益纷争，还有两点不能忽略：一是战事发展，二是所在地物质供应能力。这些都不是大学本身所能控制的。在这个意义上，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野与胸襟。

张著序章“辞别燕都”的第二节“历史选择了西北”，以及第五节“半路杀出个河北女师”，还有上篇“三校合一”里第二章“昙花一现的西北联大”的第五节“‘公诚勤朴’——校训与校歌”，以及第十节“解体分立：一石二鸟”，都写得很不错，有许多我不熟悉的材料。下篇“五校分立”介绍国立西北农学院、国立西北工学院、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各自的历史渊源、组织框架、校长及教授、课程与活动等，有点贪多求全，且不时旁枝逸出，过分排比校史资料，这样一来，可供作者驰骋才华的空间就不太大了。

办教育的好处是，再糟糕的年代，也会有好学生（多少是一回事），以及值得追怀的人与事。关键看投入产出比，以及论述的参照系。对比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陪都重庆的中央大学、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乃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困守陕西城固的西北联大，整体形象及办学水平并不占有优势。这里有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我们应尽可能回到那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体谅先贤办事的艰辛，给予充分的表彰。大凡喜欢西北联大这个话题的，多少总有一点“打抱不平”的意味，这我完全可以理解。如何既具“理解之同情”，又避免刻意拔高，是学术成熟的表现。因为，面对大量史料，长期浸淫其间，很能不受感情因素的影响。

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2017年1月1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陈平原老师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内迁学校很多，为何西南联大最有名？”陈老师认为，西南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资料，专人记录日记，沿途采风问俗，拍摄各种照片，顺便做社会调查和文化考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读到林蒲《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杨式德《湘黔滇旅行日记》等。这也是西南联大的故事广为传播、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相反，作为“同胞兄弟”的西北联大为何长期湮没无闻？至今没有看到出版过哪位西北联大师生的翔实日记或长篇回忆录，只听说黎锦熙先生有很多日记被其后人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还只是计划整理呢。一些零星的工作记录（如刘德润《第二中队迁移行军纪要》、徐世度《奉派至汉中区觅校舍工作日记》等），或回忆片段（如《罗章龙回忆录》、彭迪先《我的回忆与思考》等），又怎么比得上西南联大师生的连篇累牍、声情并茂呢？

先天不足，后天也不够。2016年国庆期间，我去西北大学拜会姚远老师。我们交流过一个话题，日渐兴起的西北联大研究还在象牙塔内，在小圈子里，没有走入民间，也就不为普罗大众所知，不能起到普及传播的作用。

在写作本书之前，我从没有踏足过陕甘宁大地。我的兴趣点乃是内迁四川地区的高校特别是武汉大学，对于西北地区的高校从未做非分之想。

我没想，人家却在想。这个“人家”，乃金城出版社李涛先生。2015年7月份，李先生联系到我，说是看过我写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的一些书，觉得还不错，想请我写西北联大。

深知自己一没名气，二没实力，因此，得到这个消息时，我虽然内心惊喜，还是做了些推让，对李先生说有诸多名家学者比我更适合。但是，李先生丝毫没有退步，似乎就认定我了。

我赶紧盘点自己的家底：对抗战内迁高校的历史大背景，我并不陌生，曾经研究过东北大学内迁西安的史实，顺带了解过战时陕西的教育情况，而东北大学与西北联大是有交集的。我的书房里也有一些关于西北联大的书籍资料在睡大觉，赶紧翻出来恶补。恶补之后，我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西北联大办学历史太短，牵扯学校太多，分分合合乱如麻。正如陈平原老师在本书序中所说，“辨析头绪繁多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汉大学教授的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

先别说要具备什么样的功力，起码得掌握多少的史料啊。何况我又是业余偷闲写作，不具备频繁出差采访及泡档案馆的条件。可是，西北联大这个重大的冷门课题，对我这个不爱追风凑热闹的人来说，颇具诱惑力。但我不能急于和李先生签合同，万一签了合同，交不了差怎么办？我这只小燕雀也珍惜自己的羽毛，从不做没把握的事情。

我决定先写起来再说。小九九这么一打，我的心里似乎就舒坦了许多。其实一点儿也不轻松。这个浩大工程，先期还得大投入。正如韩石山所言，“写作，应是一种舍得投资的事，完成的是自己的事业，自己花钱是本分。”当初我写武汉大学，花费几年时间，耗费数万钱财，都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经验证明，从事文史写作就是要舍得买书。只要花了钱，能买到的，就是最便宜的事。比如，《城固文史》合订本约三百元，“西北行记丛萃”两辑四五百元，薄薄一册《西北联大在城固》一百五十元，寥寥几页纸的童冠贤和胡庶华史料片段一百多元。我不是没纠结，也曾犹豫过，最终还是狠狠心，收入囊中。在家里坐拥书城、史海捞针的感觉，跟在图书馆借阅是不一样的。何况大量书籍资料，在一般图书馆里是没有的。也难怪陈平原老师读了拙稿，不由得感叹：“有许多我不熟悉的材料。”有陈老师的这句话，我花费再多也值了。

寒来暑往，经过前后一年半的空闲时间，拉拉杂杂地写出了这部书稿。

在书稿快要告竣之际，李先生又做了几件让人感动不已的事情：牵线搭桥，让我认识了一些西北联大校友和本领域的研究专家（特别是姚远老师）；无私奉献，给我提供了一些论文资料及国图账号让我查阅近代报刊；不远千里，飞到南方亲手将出版合同递到我手上。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不少朋友给我赠送过参考书籍或提供过资料信息，他们是原西北大学未到任的校长皮宗石之子皮公亮先生、原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的外孙徐冬冬先生、原西北联大讲师吴世昌的侄女吴令华老师、西北大学档案馆馆长王旭州先生、天津大学档案馆馆长韩宝志先生、中国农业大学档案馆常务副馆长师桂芳女士、陕西理工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所长陈海儒先生、西北大学北京校友会顾问俞行先生、陕西渭南申关林先生、山西太原于长辉先生、湖南长沙任理先生……这些朋友里，有的熟悉，有的陌生，大都没见过面，但他们都很热心。特别是北京大学陈平原老师，我们彼此也未谋面，陈老师却能在百忙之中抽空为我这个无名小辈作序，更是感念不已！

历史书写永远是遗憾的。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能为我指瑕补阙，假以时日再修订完善。

2017年6月于广州洛溪新城寻渔楼

此前读过张在军的《苦难与辉煌：抗战时期的武汉大学》，了解其学术热情与工作经历，而辨析头绪繁多的西北联合大学，可比描述武汉大学教授的故事或乐山的抗战文化遗迹要困难得多。……张著徘徊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偶有铺展过度的地方，但其对于研究对象的饱满热情，以及写作时的条分缕析，对于普通读者了解这所早已被遗忘的大学，还是很有意义的。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也多次想问在军，他研究民国大学的原初动力来自何处？个人花费近十年的精力选择这个难题，其中乐趣何在？但终于是没有问，我只读他的书。先是一本关于武汉大学的研究，后来就是关于东北大学的研究，他还有写西北联大的学术计划，可以称得上是雄心勃勃了。说实话，就是专门在学校和研究所的职业研究者，也很少有在军这样的持续研究热情，我想这也许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希望……在军的研究放在专业研究中毫不逊色，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判断。我的偏见是对知识有兴趣，自然也就有能力，无兴趣则无能力。

——谢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