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重力
伊壁鸠鲁认为，重力是物质的根本而固有的性质。但牛顿反对这一种说法，“重力比如是由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所造成，但这个主宰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却留给了读者自己去考虑”。牛顿并不奢望理解重力产生的原因，他看见有这么一种力量的存在，用辛勤的测算找到它的规律，并用它解释大到星辰小到原子的运动。“物体为重力所吸向地球，地球反过来以相等的力被吸向物体……我在此使用吸引一词是广义的，泛指物体相互趋近的一切天然倾向。”事物之间天然有两种关系，一种是相互联系，一种是相互排斥，诺思洛普·弗莱曾把事物相互联系的一面称之为，文学。
这样来看，思考文学就是在思考万有引力（进而，由于主要的文学都是在关心大地上的事务，因此，思考文学就主要是在思考重力）。这是一个比喻。而所有的比喻，都在试图将异质之物牵引到一起，如同万有引力。一个新比喻会令人震惊，久而久之，人们会习惯它，接受它，使用它，未必就理解它。如马赫对牛顿重力理论的指认，“从非同寻常的不可理解性变成了一种寻常的不可理解性”。一旦习以为常，大多数人就不再思考它。很多我们赖以生存的比喻也是如此。人可以在不可理解中生活，只要这成为一种常态，人害怕非常态，而不是害怕不可理解。
因此所有好的文学还有一个特质，那就是对不可理解的接受，就像牛顿搁置对重力原因的理解，他推托给上帝，好的文学也把这任务推托给读者。
对于文学，还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认为它来自记忆。我认为这和重力的诉求并不矛盾。事实上，重力，也可以看作物质的一种记忆，对于坠落的记忆。这记忆来自旧约，晨曦之子从天空坠落，带来撒旦之恶，也分开了天地。比较一下中国盘古的神话，天地的成形源自一个人的长成，中国的天地是被人的长成分开的，而不是神的坠落。
我们都无法否认记忆的重量。就是那些记‘忆力最好的人最终拿起笔开始写小说。但小说要处理的记忆，往往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或者简称为恶，现代小说尤甚，撒旦总是更富魅力的天使。德里罗的小说《天使埃斯梅拉达》，一群修士在贫民窟的断壁残垣上涂鸦，每死去一个人就画上一个天使，十二岁的少女埃斯梅拉达被人强奸之后从楼顶扔下，变成墙上的天使。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小说《秋》，一头和一家人相依为命的忠贞老马，被父亲和母亲合谋出卖，用诡计骗上驶向屠宰场的卡车。这样悲苦动人的小说可以无限制地举例下去。现代小说，就在面对和挖掘这些恶和难过，讨好它们。我知道这样的小说相当精彩，饱满，富有力量，但我就是难以热爱。这么说，并非要无视所有人世悲苦烦忧，我也深知这些属人的不愉快是人类生活必须接受的重力，但所有活下去的人，不是依靠悲苦活下去的，而是依靠欢乐或者对欢乐的希望。
在2013年撰写的长文《艰难的“重返”》中，梁鸿反思她两部影响深远的“梁庄”之作。她谈到某种有意无意地“塑造”，“通过修辞、拿捏、删加和渲染，我在塑造一种生活形态，一种风景，不管是‘荒凉’还是‘倔强’，都是我的词语，而非它们本来如此，虽然它是什么样子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也隐约看见了我的前辈们对乡村的塑造，在每一句每一词里，都在完成某种形象……我们不自觉地按照闰土、祥林嫂、阿Q的形象去理解并继续塑造乡村生命和精神状态，它已经变为一种知识进入作家的常识之中”。
她谈到真实，文学的真实与社会学的真实，它们之问的错综纠葛，“文学能够溢出文学之外而引起一些重要的社会思考，我想，这并不是文学的羞耻。相反，这一文学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离当代文学越来越远了。同时，文学文体并非有某种固定的模式，一个写作者如果能够用一种新的结构使文学内部被打开，那无疑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多数人仅从社会学方面来理解这两本书，也恰恰说明它们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文学的结构没有在文学性和社会性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而让一方遮蔽了另一方，这说明文本在某些层面还不够成熟”。
她也谈到自己，有些时候，她清楚地感知“我是梁庄人”，另一些时刻，她明白，“你不是梁庄人，你已经习惯了明窗净几的、安然的生活，你早已失去了对另一种生活的承受力和真正的理解力”，有些话语仅仅是“作为一个外部人对村庄内部生命的简单化理解”。
她进而谈到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她谈到诚挚的写作者面对无力改变的他人苦难生活时都具有的虚无感和负罪感，但她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向前追索，“我们把这种负罪感转化为一种怜悯并投射到他们的生活中，以减轻自己应该承担的重量，同时，也使自己很好地脱责。这是一种更深的不公，在貌似为梁庄人鼓与呼的悲愤中，梁庄再次失去其存在的主体性和真实性”。P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