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周征环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品十三篇，包括《五行》、《病友》、《野蔷薇》、《秘籍》、《自传》、《升华》、《寻人启事》、《皇帝的后裔》、《罪恶》、《非马，非马》、《贼》、《背上的猴子》和《离婚》，基本上能反映作者的整体创作风貌和实绩。

漫画家王斌礼先生为每篇小说倾力创作宣纸水墨漫画。十三篇经典之作，十三幅水墨漫画，相得益彰，精致唯美。

《秘籍（水墨漫画彩插珍藏本）》是美国华人作家周征环先生十三篇短篇小说经典之作。其内容，其文笔，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前十一篇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形，最后两篇2016年完成。这是一个近三十年的跨度；不仅如此，空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美国。

五行

病友

野蔷薇

秘籍

自传

升华

寻人启事

皇帝的后裔

罪恶

非马，非马

贼

背上的猴子

离婚

此后，我三天两头去探望艮子，却只字不提他的病情，谈古道今，一如既往。他强作欢颜，应酬我。知他无意闲聊，心不在焉，我便寻思转移他的注意力。次日，带了一副象棋，与他对弈。艮子棋艺平平，若细心计较，也能下出惊人之步。他认为下棋极为浪费时间，入迷上瘾，荒疏学业，因此回避棋摊。我摆好棋子，并不征求他的首肯，说：

“红先黑后。开局吧！”

艮子苦笑，伸手走了炮八平五，我跟着应了马二进三。他又一步炮二平四，我应一步象三进五。及他车二进四，守河界，挺起步卒，局势便明朗可观。他取攻势，我持守势。然而，照艮子此种心境，取攻势乃战略性错误。我虽爱棋如命，争强好胜，心中却明白，此次对弈旨在分散艮子忧思，辅助治疗，因而忍让着不下杀手。一个时辰后，胜负基本定形。艮子思索俄顷，弃子，说：

“惭愧得紧，输了。”

“还不至于吧！”我装模作样地说，“我算这棋是我输了。”

他摇摇头，说：“你弃一马，看似力量单薄，然而，这炮一旦沉底，我得回马看家。你卒子并拢一团，我单象单士，何以与你周旋？我二马盘将，你二士可以抵挡。输了！”

我看得真切，却说：“好像还有救。”

“不必劳神，我终究下你不过。”

“再摆一局。”

“贤弟心意，艮子我已领足。罢了，罢了。”

正说间，艮子妻泡了两杯茶，端来，给我使一眼色。我借口如厕，来到庭中，见艮子妻等在檐下，便问：

”他可说了什么？”

“好像没甚重要事情。”艮子妻轻声说，“他说，他小时经常不听父亲训教，自以为是，我行我素，长大以后，本性不改，后悔都来不及了。”

我沉吟半晌，琢磨不透艮子此话底蕴，说：

“不知他究竟有何难言的苦衷。你仍要多劝他说话。”

我进屋，艮子正在收拾棋子。我呷口茶，说：

“何必悲观，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以前不是也赢我吗？”

“那是你谦让。”

“艮子兄，”我话锋一转，正色道，“你我一见如故，多年知己，有事何必相瞒。说了，天大的事也会迎刃而解；不说，芝麻绿豆小事也能令人损寿。我见你近日忧心忡忡，身体赢顿，精神萎靡，说话词不达意，意不言衷。究竟何事？”

艮子尴尬，说：“此事说与不说无异，故不说。”

“我并非癖好探人隐私，只是作为朋友，而且懂一点医道，担心你的健康。其实，我也不愿多事。”  “抱歉，抱歉！”艮子拍拍我的肩膀，“辜负贤弟一片古道热肠。惠心可鉴，没齿不忘。然而……我仍需要时间。你不妨过几日再来，届时，我若不说于你听，从此作罢，不再提及，如何？”

“好。”

我思忖给艮子充裕的时间斟酌权衡，隔了十日，才去听结论。艮子面容清癯，声音沙哑，历尽沧桑一般，却又似山野高人，不失潇洒孤傲之气。他与我简单寒暄几句，便引我进藏书问，坐定，说：

“我决定将事情和盘托出，但有一点相求，此事只我二人明晓，不得传于外人。我连妻子也未透露半分。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轻则无知之人滋惹事端，重则干系身家性命。你可答应否？”

我庄重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贤弟休怪我赘言。”他说着，变戏法一般，不知从何处端出一样东西，“你来看，此乃何物？”

“黑木匣！”我惊叫一声。

“正是。我违背家父遗愿，偷阅了匣中之物。”

“啊！匣中放着什么？”

“一本书。”

“什么书？”

“奇书。”

“什么奇书？”

“难以一言蔽之。”艮子喟叹道，“你读一页便明分晓。”

我接了书，并不见外观有何异常，乃普通线状古籍一般陈旧，黄中透黑，黑中透黄。暗忖艮子故弄玄虚，歇了心，读指定的那一页：

“子名嵬，字艮子，号东岳，癸未五月初五生于蜗牛。盖幼性顽劣，逆迹昭彰，殃及邻舍，然则资质过人，诵孔孟老庄韩墨诸子也，逾目不忘，说人，公甚爱之。是以癸巳春辍学，从公悬梁刺股，励志十载不逮，文章练达，论古道今，旁征博引，闻名遐迩。癸卯八月一十五日，妻王氏，育一女，然女寤生，双耳不聪，以弱智为其患矣。次生一子，子亦体癃，恫瘰频仍，无以复加者焉；丁巳正月，痼疾不医，三月二日，夭殇。嵬伤数月，戚戚然，嗟吁其子殁，不能自持。翌年，出为人师，历二载，深孚众望。是故请入仕，官至父母，清廉刚正，不期与奸佞生隙，恶其不信不仁，怫然辞官桑梓，耕者也。戊辰七月，不慎，股折，跛而行。戊子四月廿日，沉疴不起。十月卅日，卒。享年六十有五。妻遵嘱，薄葬于小岗。呜呼！……”

至此，我早已惊得目瞪口呆，冷汗淋漓。

“这……这……可能吗？”我张口结舌地说道。

“你读这段不过小序而已，细节另有叙述。且凡与我过从之人，不论疏密，皆有记载……不，权称之为判决罢。”

“有我吗？”

“当然。”  “说些什么？”

“你可亲眼一阅。”

“我……你……不必了，”我打个冷战，推脱道，“以后再读不妨。”

“所述与你脾性行止分毫不差。”

蓦地，我顿觉心灰意懒，似大病初愈，周身瘫痪无力。抬头，见艮子双目无光，浑浑噩噩，中了魔一般，呆呆地立着。二人沉默良久。藏书间中空气憋闷，散发着陈腐潮霉的气味；再者，光线暗淡，沉寂如死，身临其境中，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或许……”我终于开口道，“或许令尊心血来潮，忽发奇想，写了这些供你一哂。他不是有言在先，让你到知天命的年纪再取来一阅吗？那时，你信则信，不信则罢，已无关紧要。”

P50－53

仅此而已

20世纪80年代，我写了包括《秘籍》《非马，非马》在内的十几个短篇小说，其中有一些发表在国内的期刊。这些作品以我插队的乡村生活为背景，试图对个体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精神生存状态，做一点探索式的描述。《秘籍》所讲述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世代生活在乡村的朋友，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一本记载未来的奇书，震撼之余，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非马，非马》也是一个荒诞的故事：我在饲养院干活的日子里，有人从外地牵回一匹种马，母马与其交配后，生下一个没有任何马的特征的怪物。

这两个故事有没有寓意，有什么寓意，完全应该由读者来规定和发展，因为小说代表一种可能性，正如存在代表一种可能性。有人会说，《秘籍》所讽喻的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好也罢，不好也罢，它在很久以前我们高唱“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时候，已经被写成了。《非马，非马》则昭示我们如梦初醒时，才发现自身被扭曲得不属于任何一个范畴。这种理解或许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说是全部。

于是，问题出现了。小说可能是这，也可能是那，但也可能什么都不是。这个命题对于我们的文学传统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古往今来的文人学士习惯于把文学当作一种工具，或抒情，或揭露，或教育，或再现。文以载道的观念为我们的创作和欣赏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然而，这种规定同时也显示了必然的局限性，使我们难以超越工具、媒介、功利的思维，难以对文学，尤其是小说诗歌本身，做出公正的、充分的解读。

坦率地说，《秘籍》和《非马，非马》也没有逃脱功利思维的影响，写作它们的大氛围是所谓的“伤痕文学”，着重于反思、倾诉和暴露，描述人性的扭曲和升华。但是，小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明一个或多个问题呢？它为什么一定要达到某种社会、政治目的呢？

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一下当代小说的发展轨迹，单一的、以功利为本的创作思维似乎对小说的创新帮助不大。从内容上说，受这种思维的束缚，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往往太专注故事之外的目的，在塑造人和事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方向性，从而牺牲存在本身的丰富性。从形式上说，单纯地把小说当作工具和媒介，可能对于讲故事的方式产生某种轻视和忽略。不久前，有媒体报道，一位德国汉学家对近年中国文学的语言滥用做了严厉的批评。我认为这正是轻视和忽略的证据之一。体与用、目的与手段的主次关系，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心态当中，但是我们不应该局限于只是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文学创作需要超越，需要无界。

小说具有内在逻辑、本身价值，而不仅仅是通向某种意义的途径。这一点理应得到我们的肯定。这就是说，小说可能除了自身之外，什么都不是。我们讲一个故事，故事讲完了，它就变成我们生存经验的一部分。这就是小说。它不一定必须去完成一个理想，再现一个英雄，激励一个沮丧的青年，揭露一种腐败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可以欢迎，而不是阻止它去那么做。

关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认识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语言不只是一个交流的媒介，也是构成我们所交流的现实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语言是我们表达的内容的组成部分。小说也是如此。

当然，肯定小说的内在逻辑、本身价值，并不需要排斥工具性，正如我们热爱生命本身，却并不停止寻求生命以外的意义。人类寻求现象背后的真谛的本能由来已久，不会因为强调现象本身的价值和逻辑而消失。然而，我们不应该为了满足这种本能而轻视和忽略现象本身。20世纪60年代，《第二十二条军规》出版后，批评家和读者把约瑟夫·海勒当作反战的代表，海勒断然否认这种联系，认为自己不过讲述了一个人不愿介入一件事、又不得不介入其中的故事，而故事中语言和事件的重复性达到了一种幽默效果，与作者预期的效果相吻合，仅此而已。

我想，《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冒着画蛇添足的风险，写这个后记。

首先感谢诗人潞潞为这个集子的出版奔走。他的《无题》诗是中国一代诗歌的巅峰之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鼓励了我的小说创作。再者，我想表达我对北岳文艺出版社编辑王朝军先生的尊敬和谢意。

书中收集了十三个短篇，前十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形，最后两篇去年完成。这是一个近三十年的跨度；不仅如此，空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在中国，另一个在美国。我原来的设想是把《背上的猴子》和《离婚》归纳在尚未完成的一个集子里，因为它们讲述的毕竟是域外的故事，与其他诸篇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地理距离。挣扎一番后，我还是为了篇幅的缘故把它们拿来充数。现在看来，这个决定虽不尽人意，却也有些益处。其一，读者和作者可以借此观照一下时空的差异对于我们的思想和语言将造成什么样的不合谐和不完美；其二，我们可以借此思考一下超越时空限制的可能性。

在编这本集子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时隔许久，每一篇小说仍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而这种可读性正是我在自序中所说的可能性。虽然我们无法超越时空，但小说不应该被时空所局限。

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认为这些小说的可读性，一部分取决于它们的试验性。读者可能已经觉察到，或将要觉察到，每一篇小说在形式、语言、内容上都具有很大不同，这些不同是刻意的，是根据故事的需要制造的。生存现象的复杂很难用同一个预设的格式来表述，不论它是绝对精神、纯粹理性，还是经验或物质主义；不论它的内容是美、不美，或荒诞。更有趣的是，当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手法研究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对生存的理解和欣赏就会丰富起来。小说既是表现那个丰富性的方式，也是那个丰富性本身。我生存，因而我作小说。

几十年来，我们在读正统的文学作品时，思维变得懒惰，习惯于具有肯定性的、线性平面的叙述，再读试验性的东西，就会产生排斥情绪。既缺乏必要的思考能力，也没有适合的话语结构来吸收并诠释新颖不群的文学现象。我觉得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特色。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信任读者，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判断空间，尽管他们许多人还没有准备好。

二○一七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