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战场出现的一个反面人物群体，王晓华、韩文宁著这本《汉奸现象剖析》针对汉奸层出不穷这一问题，深入剖析了形形色色的汉奸对东方主战场的影响，对抗日战争进程的影响，以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深刻的思想根源方面的问题。全书共五部分：第一部分：从抗战中中国战场的失利开始，写属于民众阶层的小汉奸的危害，例如报告中国军队的位置、向日机发信号、指导日军轰炸、暴露中国军队布防以及暗杀主官等；第二部分写混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汉奸如黄濬之流出卖情报对中国战场产生巨大影响的汉奸；第三部分（北方汉奸）讲述民国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对抗战的危害；第四部分（南方汉奸）讲述南京维新政府和上海大道政府的汉奸代表人物；第五部分叙述汪精卫集团的成立及其危害。

历史多元而复杂，我们必须勇敢面对。一个有着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远大的未来。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回顾那股逆流的横行无忌，深刻反省“汉奸现象”，探析其滋生繁衍的温床，鞭笞汉奸的丑恶嘴脸，对于培育和塑造国人的民族气节和砥砺精神，健全民族性格，净化民族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王晓华、韩文宁著这本《汉奸现象剖析》的目的就在于此。

写在开头的话

一、东北：伪满洲国五重臣

 ·王道梦碎郑孝胥

 ·清誉尽毁臧式毅

 ·装傻充愣张景惠

 ·长袖善舞赵欣伯

二、战前华北：分裂活动四罪人

 ·劣迹督军张敬尧

 ·四姓家奴石友三

 ·失意政客白坚武

 ·通敌翻译殷汝耕

三、华北沦陷：伪临时政府要人

 ·潘、张裹挟，自忠屈身

 ·主将离心，赵、佟阵亡

 ·平津陷落，遗老出山

 ·克敏附逆，另有隐情

四、日本奸细破坏活动掠影

 ·黄溶泄密，日舰逃脱

 ·内鬼满地，刘峙无福

 ·阎周会晤，山西锄奸

 ·处心积虑，江南豢谍

 ·伪装八路，瓦解队伍

 ·如影随形，无孔不入

 ·同胞出卖，靖宇成仁

 ·总部暴露，左权殉国

五、华东：伪维新政府班底

 ·自荐阁揆梁鸿志

 ·“新政府”与老官僚

 ·一言难尽陈人鹤

 ·三位市长苏、傅、高

六、上海：青帮、特工投敌者

 ·施暴贪生常玉清

 ·落水大亨张啸林

 ·黑道混混吴四宝

 ·百变特工李士群

 ·度势归顺老对头

 ·“六大”与“76号”

七、华中：伪国民政府“首义”分子等

 ·骑虎难下汪精卫

 ·错用侠义陈公博

 ·推波助澜周佛海

 ·一锤定音陈璧君

 ·糊涂虚荣褚民谊

 ·斑斓芜杂江亢虎

 ·死心塌地林柏生

 ·穿针引线梅思平

 ·四面树敌罗君强

 ·迷途知返高与陶

八、经济界：害民与保民

 ·北有“联银”滥印钞票

 ·南有“中储”化公为私

 ·“海上三老”舍己保民

九、文化界：没有灵魂的人

 ·流氓绅士周作人

 ·多角文人张资平

 ·无行才子胡兰成

 ·失足名记金雄白

 ·殒命作家穆时英

十、百万伪军来龙去脉

 ·华北治安军

 ·入关东北军

 ·西北军

 ·中央军黄埔系

 ·杂牌军及其他

 ·弃暗投明起义者

 ·部分伪军主官、番号、驻地列表

十一、少数民族叛国者

 ·熙洽（满族）

 ·李际春（回族）

 ·李守信（蒙古族）

结语 对汉奸成因的分析与审视

附录

 ●国民政府公布《惩治汉奸条例》令

 ●司法机关办理惩治汉奸经过情形

 ●抗战胜利后被处决和死于狱中的大汉奸名单

 ●1945年9月至12月《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公布的逮捕汉奸名单

参考书目

石友三到天津后不久，即与土肥原紧密勾结。他把家安在日租界，招集旧部，联络各方失意政客，其中就有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武、山东巨匪刘桂堂等人。这之后，石友三开始组织武装，配合日军，骚扰地方。1933年年底，派遣旧部团长罗自臣、张国乾，与日本特务凑开一勾结土匪冯寿彭等在冀东玉田一带组织起“河北战区保安队”，配合日军进行军事骚扰活动，给华北当局带来很大的威胁。

1934年，石友三等又参加了土肥原组织“新华北政权”的计划，并拟定这个伪政权的军队名为“定武军”。石友三投靠日本，危害国家，已成一大祸害。其叛国活动及其在华北军政界的影响，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与忧虑。蒋介石早就对石友三的反复无常大为恼火，特别是对他1929年在浦口发动兵变，炮击南京之过耿耿于怀。现在石友三匿居日租界，不便公开捕捉，蒋就下令戴笠对石进行制裁。暗杀石友三的任务被交给了北平站站长陈恭澍。他先派人对石友三在天津日租界的生活起居进行了一番侦察，觉得石处事小心、谨慎，诡秘无常，要暗杀他有一定难度。

石友三自1932年秋到达天津后，仿效狡兔三窟，设置了好几处住所，对自己的起居与外出格外小心。每次出门，行动诡异，事先不告诉随从目的地，待汽车发动后才指明，显得神秘莫测。他的活动一般不出租界，极少到中国政府管辖的地界活动。陈恭澍等人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觉得要暗杀石友三，必须在其公馆内设法找到内线，内外呼应，待机下手，才能获得成功。

陈恭澍先派北平站的王文秘密到天津进行活动。不久，王文通过天津一家杂粮店老板的侄子刘兆南，结识了石友三的一名亲信侍从副官先鸿霞，并将此人争取过来。先鸿霞早就对石友三的投日叛国活动不满，答应协助完成暗杀石友三。但有个要求，就是希望在暗杀的具体行动上，由他自己视情况而定，以便行事。同时先鸿霞还向王文反映，他一个人在石友三的公馆里，单枪匹马，力量单薄，有必要在同事中物色一个行动搭档。陈恭澍听了王文汇报后，大为高兴。他与王文及主管暗杀行动工作的白世维一起研究了对石友三的暗杀计划。白世维主张采用强硬的武装制裁，一枪毙命。不但除掉石友三，而且对当时的大小汉奸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备用方案则是隐蔽的毒杀。

怎样实施暗杀呢？陈恭澍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是在石友三家里动手，但这有诸多困难。先鸿霞单独见到石友三的机会并不多，人多时可以接近却不便下手，而行刺后难以脱离现场。第二是在外行刺，但石友三处处警惕，难知其行踪，无法事前做到内应外合。不久，先鸿霞争取到了石友三副官史大川的合作，并积极等待时机。为了以防万一，他又争取到石公馆里的厨师老褚，准备在不得已时给石下毒。陈恭澍向他提供了一瓶能在三十秒内杀人的毒药。戴笠连连来电催促他们动手，陈恭澍情急之下决定使用老褚，冒险下毒，答应事成之后给褚一笔开饭馆的钱作为酬谢。但在实施过程中，老褚把下了毒药的火锅端上桌来时，心中不免慌张，上菜时竟然双手颤抖不已。警惕的石友三见厨师神态失常，一下便识破玄机，将其制服，并认定还有其他指使者或同谋。他命令家中所有部下集中到堂前，厉声迫使老褚指认，并不断用手枪敲打他的头。软弱的老褚于是向台下看去，先鸿霞看到时已迫切，只能做最后一搏。他拔枪欲刺，被石友三手下擒住，两人随即被捕，行刺行动遂告失败。史大川侥幸逃出报信，而后独自逃亡。

1935年，石友三被任命为冀北保安司令，石所收土匪队伍编为4个步兵团，驻防北平清河。“七七”事变发生后，石部编为一八一师。石乘机收容了一些散兵游勇，势力大增，所部扩编为六十九军。1940年12月，在他准备公开降日之前，被高树勋按照蒋介石命令将其诱捕活埋，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一死的命运。

纵观石友三的一生，为人缺乏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民族大义，不学无识，首鼠两端。一遇挫折，就倒戈反水，成为家常便饭。尤其在中日矛盾尖锐，抗日御侮成为时代主流的情况下，依然与日本勾结，丧失民族大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石友三的身上，我们得出的教训：没有信仰，有奶便是娘的汉奸，最终的下场是可悲的。

P35－36

1937—1945年日本占领期间，有一种食物的名字被市民用以表示对汉奸的愤恨，那就是据说寓意“油炸秦桧”的油炸桧（即油条）：两批面条扭在一起，象征大汉奸秦桧和他老婆王氏。老百姓只能用这种方式骂汉奸，要下油锅炸着吃才解恨。

自从有了中国，也就有了汉奸。汉奸是指汉族（或泛指中华民族）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从历史考察，只要有外族与中国间出现利益纷争时，汉奸就会出现。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问题，即大是大非问题。很多聪明人却拎不清，就沦为汉奸。汉奸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之大，甚至超过日军。有一位署名未央的记者专门撰文评道：

汉奸，这群可恶的东西！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熟悉我们的国家，熟悉我们的地形，熟悉我们的风土人情，熟悉我们的弱点和长处。他们混迹于我们的政府、机关，混迹于我们的军队和其他组织，混迹于每一个医院、码头、镇、乡村，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他的日本主子。他们无处不在，无恶不作。对付他们，比对付明显的日本兵，要困难十倍。

汉奸给外国人当走狗，祸害的是中国，是民族的败类。老百姓一提起汉奸，恨得牙痒痒的，甚至超过对小日本。日军再多，也就100多万，而且除了作战的某些阶段，大部分时间还有军纪，另外要待在军营里；欺压老百姓的汉奸却无处不在。抗战胜利，极少数的日本战犯被处决，日军全被遣送回国，但是汉奸却跑不了，下场可想而知。

抗战时期的汉奸之多，如过江之鲫。中华大地，从北到南，大的汉奸集团在东北有溥仪的伪满洲国；华北方面先有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有王克敏等人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华东方面有梁鸿志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集大成者”就是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这是二战时期一个奇特现象。当时的交战国，无论同盟国还是轴心国，国内出现若干个对立政权的情况几乎没有。在抗战期间，汉奸政权和汉奸现象似乎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疯长的毒菌。而且，汉奸政府手下还有数量庞大的伪军，甚至超过了抗日军队的数量，尤其是1943年，更是出现了“降兵如潮，降将如毛”的怪异场景。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解放军报》刊文说：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要重温胜利的荣光，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

那么，在下一次国际间的战争到来时，中国会不会再出现“痛点”呢？

凡是有国家，就有国家利益。有维护国家利益的群体，也一定有反国家、反民族的势力。因此，再有敌国要灭亡中国的民族危机的生死存亡面前，前朝汉奸的教训应当记取。

作为公民，你只要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你可以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传统文化、西方的文化教育，应该可以具有与本国不同的价值观和理念，甚至成为反对派，可以在一定的场合下表达你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你不能以行动来反对自己的国家，用你的思想和言行去煽惑别人去反对和颠覆你的国家。当然，你可以选择离开，改变国籍。但是，不管你有意无意帮助他国对抗本国，一旦祖国与敌国发生战争，你就是板上钉钉的汉奸。只要万里长城不倒，中华民族还在，都要将不肖子孙押上历史的审判庭。无论怎样辩护，后悔、痛心疾首，都洗刷不了你的汉奸罪名和肩上的耻辱。这一点，已经被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所证明。

以史为鉴，我们更有必要去剖析抗日战争时期的汉奸群体。从他们的投敌叛变的过程中得到启示，进一步地反思，以便从中获得教训和启迪，从思想上辨清什么是汉奸，汉奸的危害是什么。如果没有自我防范意识，没有国家、民族意识，无论一般人还是社会精英，都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转变为汉奸。怎样杜绝汉奸的出现，以便在未来的战争中少一些汉奸和汉奸的危害，这才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汉奸成因的分析与审视

日本发动的那场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太多深刻的记忆。我们不仅要重温那段光辉岁月，还要反思历史的“痛点”即应时而生的汉奸，并昭示未来，高度警醒。

我们盛赞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殊死抵抗外来侵略，演绎了英雄史诗；但也不容忘记，在国难艰危之际，不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它带给一个民族的，除了苦难的回忆，更应是深刻的反省。

历史发展作为过程而言，是正反面人物交错活动的舞台。汉奸卖国求荣的活动，正是那段不幸轨迹的真实面貌。历史多元而复杂，我们必须勇敢面对。一个有着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远大的未来。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回顾那股逆流的横行无忌，深刻反省“汉奸现象”，探析其滋生繁衍的温床，鞭挞汉奸的丑恶嘴脸，对于培育和塑造国人的民族气节和砥砺精神，健全民族性格，净化民族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残酷的战争，是考验人们灵魂的试金石。在为中华民族生存而劾力搏杀的抗日战争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被记入史册：一种是英雄凸显，殊死抗争，千古流芳；另一种则是沉渣泛起，认贼作父，遗臭万年。

当汉奸是不能被饶恕的，是要被骂祖宗八代的，是不得好死的，这是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都懂得的最简单的道理。然而，却有一批为奸者丧尽天良，不顾基本的道德“底线”，背叛民族，甘当敌国的走卒。

战后，据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报告称，截至1947年年底，汉奸案经侦查起诉者计30828人，不起诉者共计20718人，起诉后宣布无罪者6152人，科刑者15391人，此外被通缉者尚有数千人。另据《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受降报告书》统计，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将伪军改编为“自新军”的共有238996人，将保安团及游杂部队整编拨补779116人，这样共收编伪军及游杂部队1018112人。而同期日军在华兵力（关东军除外）为128万，两者基本相当。面对这样两组庞大的数据，令人汗颜，沉默无语。

汉奸资敌，在战区援助敌手，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军事上，对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残酷摧残，如伪军协助日军在1941年至1944年的三年中，先后在苏南、安徽等地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清乡”，所到之处，烧杀无度。同时，以重兵剿杀我抗日力量，采取包抄合围，使我军荆棘塞途。又通过清查户口、设立秘密特务组织等手段，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民众，摧毁抗日武装。经济上，对沦陷区民众采取疯狂掠夺，通过征收税赋、发行伪钞、物资统制等手段，源源不断地将搜刮的敌占区物资“贡献”给日本主子。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使抗战雪上加霜。

然而，汉奸余孽虽然危害不轻，但难以扭转乾坤，阻挡不了民族觉醒和抗争的大潮。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日寇入侵犹如搅动了停滞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汉奸政客，都翻腾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身败名裂，耻辱万年。

提起“汉奸”，实是国家之耻、民族之羞！我们不能不感受到这样一种撕心裂肺的沉重。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汉奸如此猖獗，令人深感悲哀。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躬身相迎，打起“维持会”牌子，极尽犬马之劳。诸多事例表明，战争的残酷，不仅来自外部侵略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自损于汉奸。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身处危难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孙作斗争。

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汉奸对侵略者的作用，是侵略者本身极难办到的。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政情，渗透便利。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一时。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国破家亡，山河凋敝。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巨大的。日伪当局在东北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使多数年轻人不知自己流淌的是炎黄血脉。汉奸资敌，是全民积极抗战中的毒瘤，为祸之烈，罪不容诛。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为怪，但为何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会冒出如此之多的汉奸？这值得反思。

汉奸，并非与生俱来。遥想当年，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是如此豪迈！可谁曾想到，这个有着荆轲刺秦般勇气的人，最终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最大汉奸。

在汪伪政权中，官居组织部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有为青年，抗战期间自己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共产党，继之背叛国民党，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卿本佳人，奈何作践？”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与深刻之处，耐人寻味。

“汉奸现象”的繁衍，汉奸的不断滋生，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征服中国作为其基本国策和进行国民教育的主导思想，并且形成了一整套侵华战略。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实施“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这是其外部原因。在一系列攻城略地却未达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的目的后，日本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极力锻造和扶植汉奸伪政权，以达到长期占领和统治中国之罪恶目的。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对华宣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话外之音，弦外之意，就是公然诱导异己分子卖身投靠，与之合作，导致抗战阵营不攻自破。

……

汉奸形形色色，大大小小。他们或为钱财，或为利欲，或为怨恨，或求温饱，或想自保。有为私利而自投，也有个别心理逆反、个人恩怨淹没了至高的民族感情，还有的是被胁迫诱降，充当炮灰，情况不尽相同。

抗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交错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导致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真假莫辨。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外部的渗透与影响，造成了意识形态、道德评判等方面，多有混乱。它拷问全体国人，应该如何对待？

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舍生取义、以身许国，是必须始终秉持的核心价值；对一支军队来说，捍卫国土、保境安民，是无论何时何地的不二抉择。

孟子强调：“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这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所推崇的行为准则。中国传统文化中“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大丈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气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勇往直前，将民族灭亡的危机变换为民族复兴的转机。

汉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难以消除的一块疮疤。尽管乱世已离我们渐行渐远，但曾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汉奸现象”并未绝迹。今天的中国，滋生汉奸的温床依然存在，一旦有外敌入侵，历史的一页仍将重演。面对这样严峻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铲除这不良土壤？

近代以来，国之孱弱，外敌入侵，于是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汉奸的出现即是其中之一。而权贵长于内斗，无视百姓福祉，使之缺乏生存空间，又岂能让人秉持忠心？某种程度上，物质基础影响或决定政治选择。因此，必须致力于国家的强大，增强综合实力，让公民在获得诸多权益中，能够体味国家理念，涵养家国情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是从根本上祛除产生汉奸的条件和基础，其本身对外敌亦是一种强大的震慑。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这是一个民族所遵循的操守，它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是赖以生存的精神脊梁。因此，必须砥砺民族大义，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强大自我，这样才永不颓败。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的悲哀。但如果我们不能鉴往知今，等下一次国家存亡、民族危机到来时，那就是最沉重、最不能挽回的悲哀了！

中国人，要提高警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