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返北大
吉普车扬起的往事烟尘燕南园57号
延安作风与皇宫气派中秋明月
夜的畅谈 “北大很幸运！”
1952年国庆节过后的一天，一辆苏式吉普车开出西直门，朝颐和园方向颠颠簸簸地驶去。
车尾很特别地挂了个拖斗，里面装有两个木板箱、两只皮箱，斑驳疤痕随处可见，看上去都是用过多年的东西；还有几个细麻绳捆了的铺盖卷儿。京郊的道路正在修建，路面凸凹不平，也有沙尘，车一颠簸，拖斗里的行李就左摇右晃，咣当作响。即使在当时世人的眼光里，也很难相信会有什么“长”字号的人物坐这种车。
但这已是当时的北京大学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好车，里面接的是他们的第一副校长江隆基。在此之前他是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接到调令后他立即携家眷进京，在教育部招待所住了几天，参加了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观礼盛典，打发走西北军政委员会为他派的一位警卫员，这天去走马上任。
江的一侧坐着他的妻子宋超，怀里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小召；另一侧坐着大点的也是女孩儿，名叫小曼，小手扒着车窗，好奇地观望着沿途的景色。可以说，这辆吉普车载着江隆基的全部家眷和全部家当，将他事业的航船驶进了一个全新的港湾。
司机旁边坐着前来接他的校办负责人，主动搭话说：“听到您来北大，大家都很高兴。马校长派我发个欢迎您的电报，是在红楼外面的东四邮局发的。”
“哦，收到了，谢谢大家。”
江隆基这句话说得平平常常，不热不冷，例行公事式的。校办负责人期待着新校长的问话，像一般新上任的领导一样问长问短，了解情况，然而终究是一路无话。
他侧过身来好奇地注视着这位新到任的副校长，见他穿一身灰布中山装，两手搭在膝盖上坐得端庄笔直，目不斜视，像在出席某个重要的会议。脸膛方方正正，前额高阔，两弯浓眉，目光始终凝重而多思，大嘴唇不苟言笑。第一印象是位极严肃的领导，年轻的校办负责人油然产生一种敬畏感。当然他也或多或少地听说过一点江隆基的经历：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两度出国留学，在革命战争年代兽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大、抗大、延安大学的主要领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许多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成为省部级干部。他与吴玉章、蒋南翔、李达、匡亚明、成仿吾等人一样，被称为“党内教育家”或“红色教育家”，而北大现有的校领导中还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
金秋十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路旁的农田瓦舍清新宜人。沿路的许多地方还是村庄样子，新建筑正在拔地而起，工地上热气腾腾人声鼎沸，使人明显地感到，北平改称北京之后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江隆基只是偶尔看一眼车窗外面的景致，更多的则是目视正前方，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他曾是北大的学生，不过那时的北大在沙滩红楼，而现在的北大在他从未涉足的燕园；时隔二十五年重返北大，而且求学与当校长的本质含义就有天壤之别，他的心情怎么也难以平静。去年冬天他来北京开会，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征求他的意见：“你考虑一下能否离开西北。”他的回答很干脆：“服从工作需要。”回去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也问他对工作调动的意见，他仍答：“服从组织决定。”又问：“如果调动一下，你愿意干什么工作？”他答：“还干教育，我对教育有特殊的感情。”就这样，一纸公文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也勾起了他对旧北大如烟往事的回忆——
1924年，十九岁的江隆基和二十岁的长兄江裕基同时从西安省立二中毕业，都想考北京的大学，但地处大巴深山、粗通文墨的农民父亲江廷瑜纵然有“耕读传家”的美好愿望，仅凭几十亩薄田和一个点心铺，怎么也无力供给两个儿子同时远赴北京就学，更何况下面还有两个小儿子，一个已经十五岁上了中学，一个十二岁也即将考中学。一个女儿已经出嫁，四个儿子是他的骄傲，哪一个的学业他都不想放弃。他要靠儿子改变恶棍横行乡里的社会，改变外国传教士颐指气使的风俗。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传来好消息，这年庚子赔款分配给陕西的留学名额比较多，老大江裕基考上了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的官费留学生。长兄的出国留洋鼓足了弟弟江隆基的勇气，也暂时地解除了老父亲的后顾之忧，他顺利地考进北京农业大学。
读了半年，江隆基萌发出一种意识，来北京这样的地方读大学，就应该读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当年的北京大学有最著名的校长蔡元培，有著名的教授胡适和鲁迅，有骂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李大钊，还有他最爱读的《新青年》《小说月报》《独秀文存》《梁任公讲演集》等书刊。怀着这一美好的愿景，1925年春季招生时，他从北京农业大学转考到北京大学，佩戴上了由蔡元培恳请鲁迅先生设计的圆形校徽，来自穷乡僻壤的江隆基由此走上了更为广阔的人生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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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承载着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哲理思考。
江隆基不仅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最好的时期”；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办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点“史家笔法”。
——雷达
这本书是对一个人和一段历史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记忆是可以淡出脑际而消失的，挽救的办法则是用文字固化。
1960年代初，作者有幸在江隆基的门下读了五年大学，那是他生命事业的鼎盛时期，也是他艰难地创造兰州大学空前辉煌的时期。我们聆听他的教诲，熟悉他的身影，在那个幽雅的校园里完成了学业，改变了人生的命运轨迹。此后几十年，对我们敬爱的江校长的记忆总是挥之不去。
1990年代初，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李振国、李春安、钟宝申等几个兰大物理系的毕业生返校来到江隆基塑像前，对着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老校长立下宏愿：要以老校长的名字命名，自己创业办个高科技公司。他们于2000年成立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后经过十多年的打拼，由钟宝申任董事长、李春安和李振国等人任董事、以兰大物理系毕业生为骨干力量的隆基公司已发展壮大为涵盖多个子公司、为光伏和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质量单晶硅产品的全球知名企业，并于2012年成功上市(隆基股份)。隆基公司以“善用太阳光芒，创造绿能世界”为“企业使命”，以“成为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力设备制造商”为“愿景”。当今中国的上市公司成千上万，而以自己母校的校长命名的还有没有？我们无从得知。然而此举恰好证明，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所影响的决不是一代两代人，而是延续的后代，即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者是也。
1990年代末，崔乃夫、聂大江两位老部长倡导为江隆基创作拍摄一部电视剧，得到兰州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大力支持，我俩参加剧本创作队伍。为此，我们在江隆基工作过的北大、兰大及陕西作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资料收集和人物采访工作，积累了可观的资料，并将资料梳理成这本书的原稿，以《沉重的辉煌》为题打印若干，作剧本创作素材之用。电视剧《江隆基》于2001年建党八十周年时由央视一套、八套前后播出，多家省市台也予以热播，社会反响颇佳，并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岁月蹉跎，弹指二十年过去，电视剧主创郑重先生已经作古，我们也进入古稀之年，但校友们相聚，仍然抹不去对江校长的深情回忆，皆言电视剧是“一遍过”，再看不容易了，建议我俩将那个打印稿修改出版，以存之久远，激励后代。
今天要我们“重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语境，真实地再现江隆基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二十年前能为我们详尽地回忆往事的季羡林、侯仁之、朱子清、赵俪生等老一辈学者及江的同事史梦兰、林迪生、聂大江等干部都相继辞世，本次重写，主要依靠文字资料。江隆基夫人宋超晚年所著《岁月有痕——我与隆基在一起的日子》、女儿江亦曼提供的其父写于1943年的《自传》和写于1962年的《申辩书》，帮我们厘清了江隆基人生际遇和革命生涯中的若干疑难。其他主要参考资料有：苗高生著《江隆基传》(1991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张克非主编《兰州大学校史》(上编2009年兰州大学出版社)、杨峻主编《我与兰大》(1999年兰州大学出版社)、《纪念江隆基文集》(1987年版、2005年版兰州大学出版社)、《江隆基教育论文选》(1981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江隆基教育文选》(2005年兰州大学出版社)、王学珍文《江隆基与北大》(载《纪念江隆基文集》2005年版)、北京大学校刊(1953—1958年)、西乡县文史资料(第三集1986年)、杨建业著《马寅初》(199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我们对上述编著者深表谢意，因是文学作品，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我们将本作定位为传记文学作品，它不同于传记、评传一类的历史专著，更有别于电视剧的虚构艺术。我们追求历史事件的真实和人物形象的鲜活，力求叙事准确，讲好故事，因此对素材的选取慎之又慎，凡重要事件和数据都见诸公开出版物，人物尽量选取个性鲜明又有代表性的。江亦曼姐妹及部分在京校友阅读了本书的完成稿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都予以采纳修改。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既是兰大校友又是作者的同班同学，认为是传记文学的上乘之作，并热忱作序。作家出版社看好本作决定出版发行。兰州大学北京校友会作了许多联络沟通工作。在此对为本书写作、出版发行有所帮助的人士一并致以真挚的感谢。
作者
2014年12月5日
雷达
传记文学《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随着传记叙事的跌宕起伏，一幕幕激烈的历史场景，一段段思想交锋的历程，一件件沁人肺腑的温暖记忆，透过作者生动的文笔展现开来，使之承载起丰厚的社会历史内涵和文化哲理思考。一般的传记很难达到的这样的境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它又是一本想找都很难找到的活生生的关于校园的历史实录。他们的前辈老师们、学生们，当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他们遭遇了什么，似乎处处难以想象，但却在书中得以真实饱满地呈现。这本书的难得之处还在于，它写的是一个大教育家，是大学校园的生活，这被认为是最难写、最枯燥、最难出彩的题材，然而作者竟写得这样有声有色。它写出了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十七年的大学校园里的风雨纵横，来龙去脉，鲜活而具体，没有常见的抽象化、罗列化的毛病。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一书，首先写活了江隆基的一生，用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生动鲜活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呈现出这位杰出教育家、大学校长的真实形象，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容量甚大。江的一生，比一般人要丰富深厚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特立独行的，尤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更显现了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他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也折射出了历史的教训。
江隆基无疑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他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留日、留德，回国后致力于革命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延安大学；建国后先是在北京大学后来到兰州大学，都是担任主要领导人。传统文化的哺育，现代西方文化的熏陶，革命战争的锻炼，铸就了他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他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也有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思想，《试论高等学校工作的经验》一文，可以看作是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来看，仍能感受到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真正价值。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懂得高等教育的规律。北大七年，他尊重马寅初、周培源、汤用彤、侯仁之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办出了北大“发展最好的时期”；兰大七年，他排除各种干扰，不顾“左”的威压，为林迪生、左宗杞、郑国錩、朱子清、赵俪生等著名教授落实政策，办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江隆基不仅是当之无愧教育家，还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家。他对是非有很高的判别能力，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听风办事；不愿做违心之事、发违心之论。平日工作不图虚名，不摆“花架子”，有基于“定见”的“定功”。他年复一年地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年、学期工作的总目标和任务，基本不提新口号。1950年代初，他工作较顺利，1957年及其后，他变得“跟不上形势”了，曾因不同意提“建设共产主义新北大”的冒进口号而触怒康生、陈伯达，随后遭到批判，流放西北。但他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仍然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把自己的教育思想贯穿到实际工作中而夙兴夜寐，孜孜以求。正如作者所写，江隆基在兰大的七年是“前有风，后有浪，左有篱笆右有墙”，政治运动连续不断，当政治上纠“左”时，他感到比较“合拍”、“得心应手”；“反右”时他就显得“被动”、“力不从心”了。虽然公道自在人心，但他的心情却经常不舒畅。正当他竭尽全力将地处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推向全国高校前列的时候，康生一次阴阳怪气的私人造访，为他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文革”初，康生多次宣称“江隆基不是自己人”，这就注定了这位深受北大兰大两校爱戴的教育家的悲惨命运。
江隆基的道德、人品为当年两校师生称赞。古代士大夫提倡“立功，立德，立言”，江隆基都做得到位。他一生以塑造全面发展的完美人才为自己的教育理想，但他又首先是以这种理想塑造自己。无论从功业，还是从个人素质来讲，都可以称为是一个全面、模范、克己的人。他的高尚道德，基于一种自觉的、来自东西方文明精华的道德观念。由于自觉，他的道德实践贯彻于他公私行为的各个方面。他是努力实现知与行相统一的人，无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还是在家庭生活中，无论在平日的生活、工作交接进退时，还是在那“文革”初期雨骤风狂的时刻，尽管非常之难，他始终都是一个闪耀着道德光彩的人。这方面，书中有大量非常感人的事迹和细节。
在江隆基身上，确实集中了许多似乎矛盾又难以两全的因素。他有很强的自尊自爱，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地位，绝不搞特殊化；在权利与义务，接受组织照顾与承担责任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熟悉仪节和必要的进退周旋，却十分厌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官场习气和吹拍拉扯之风；他资分很深，地位很高，却谦虚谨慎，尊重同志，尊重有知识的人，尊重普通工人农民；他明了“世故”，却鄙弃“世故”；知道利害，却不肯牺牲原则以趋利避害；他不讲私交，不搞小圈子，但对人却并不冷漠，能以德爱人，真诚地关心人；他是党的老干部，又是知识分子、教育家，但他绝不像有的人那样在党内以专家自居自傲，又用老干部身份去压党外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在党内他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平等对待一切同志；而在党外，他与知识分子天然情感相通，尊重一切有知识的同事，是他们真诚的良师益友。他着力培养、放手使用青年干部如胡启立、王学珍、崔乃夫、聂大江等；他惟才是举、破格提升青年教师，如当年的季羡林、王瑶以及段一士、吴小美等，这些都是有具体事实为据的。
传记围绕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北大七年，兰大七年，场景自然转换，由北京大学而移向甘肃兰州，记述了这些重要年代里，中国的大学校园的风云变幻。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胡风、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是本文学色彩浓厚的传记，在大量调查、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注重场景的形象性、逼真性，人物神态如画。两位作者是我的同班同学，王戈曾以《树上的鸟儿》和《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和报告文学奖，王作人曾以《极光下的梦》获全国报告文学奖。两位作者都在大学教师的岗位上工作到退休，熟悉高校生活，一招一式从容写来，真实透亮，不走样，确有点“史家笔法”。当今的作家成千上万，但很少有专业作家问及高校生活，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太熟悉高楼深院里的教学活动，即使写出来也容易隔靴搔痒。其难度还在于材料的收集和访谈的深度、广度。据主要作者王戈讲，仅北大校刊，他就复印出十几斤重。作者架构这一题材的能力也值得称道，北大七年，兰大七年，所写人物和事件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借用“蒙太奇”手法，递次展开，又将江隆基的革命生涯巧妙穿插其间，基本上完整地展示了这位教育家、革命家的人生轨迹。作者笔触冷静沉着，不隐恶，不溢美，质朴生动，行云流水般顺畅，许多细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实属传记文学的上乘之作。
《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的成书有个漫长过程，不能不提到电视剧《江隆基》。1990年代初，由郑重先生和李保元同学挑头，在已到北京工作的原兰大领导崔乃夫、聂大江，及江隆基女儿江亦曼等人支持下，几个校友创作了电视剧《江隆基》，王戈、王作人当时就是撰稿者。笔者也参加了此项工作，担任文学顾问。电视剧《江隆基》曾热播一时，被誉为“第一部拍大学校长”的电视剧，获得了第八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历经二十年它的主要作者并未放弃这一题材，又收集补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成此佳作。鉴于此，我极愿将传记文学《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推荐给广大的读者。
2015.1.23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原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
王戈、王作人所著的《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一书，首先写活了江隆基的一生，用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生动鲜活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呈现出这位杰出教育家、大学校长的真实形象，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容量甚大。江的一生，比一般人要丰富深厚得多。在某种意义上他是特立独行的，尤其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更显现了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他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也折射出了历史的教训。
传记围绕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北大七年，兰大七年，场景自然转换，由北京大学而移向甘肃兰州，记述了这些重要年代里，中国的大学校园的风云变幻。书中不可避免地写了思想改造、批胡风、批“人口论”、反右、反右倾、文革等政治运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就“运动”写政治，而是勾勒出了一大批各类学科形形色色的、可亲可敬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在回溯历史的过程中，注重梳理和反思了中国教育“左”的创伤，思索了知识分子问题。
王戈、王作人所著的《江隆基的最后十四年》不是一本普通的传记，而是一本奇特之书、感人之书。它写出了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十七年的大学校园里的风雨纵横，来龙去脉，鲜活而具体。透过作者生动的文笔呈现出这位杰出教育家、大学校长的真实形象，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