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名家全译本)》包括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和托尔斯泰三位艺术家的传记。本书的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创建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他们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为追求理想的艺术境界，历尽苦难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现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从而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

《名人传(名家全译本)》由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20世纪初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本书中，作者没有拘泥于对传主的生平做琐屑的考述，也没有一般性地追溯他们的创作历程，而是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贝多芬传

 序言

 贝多芬传

 贝多芬的遗嘱

 书信集

 思想集

米开朗琪罗传

 序言

 米开朗琪罗传

序篇

上篇：斗争

下篇：舍弃

结束语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托尔斯泰传

 序言

 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苦痛已经敲响了他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之间，重听开始严重起来。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越来越下降。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甚至他最亲爱的朋友；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那阵子，我就已经感觉到一些病兆了，可我一直瞒着；但这之后，就越来越糟糕了……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有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所喜爱和对我来说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而这又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得隐藏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无疑，我是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的，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可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干着其他什么职业，这尚有可能；但在我这一行里，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仇敌们可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得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听不见演员说什么。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话，我就连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听不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鲁塔克引导我听天由命。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一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现，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是第十号作品的钢琴曲《第三奏呜曲》的广板(1798年)。奇怪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愁苦，还有许多作品，诸如欢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都反映着一种年轻人的无忧无虑。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时间才能让心灵习惯于痛苦。心灵极其需要欢乐，所以当它没有欢乐时，它就得自己制造欢乐。当“现在”太残酷的时候，它就在“过去”生活。过去的幸福时光不会一下子消失；它们的光芒在不复存在之后仍将长久地照耀着。在维也纳单寒羁旅的贝多芬，常隐忍于对故乡的回忆之中；他当时的思想中充满了对故乡的思念。《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出现的行板的主题就是一支莱茵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个赞美莱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梦幻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人们在其中可以体味出取悦于人的那种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里，在荒诞的谐谑曲里，人们多么激动地发现那青春的面庞上显露出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婴孩的眼睛，人们认为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不久将至的悲剧了。

除了这些肉体的痛苦而外，又增添了另一种苦痛。韦格勒说他从未见过未带强烈热情的贝多芬。这些爱情似乎一直是纯洁无邪的。激情和欢娱毫不搭界。人们今天将二者混为一谈，那证明大多数人愚昧无知，不懂得激情极其难求。贝多芬在心灵中有着某种清教徒的东西；粗俗的谈论和思想令他厌恶；在爱情的神圣方面，他有着一丝不苟的看法。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华去写《堂·璜》。他的挚友辛德勒肯定地说：“他带着一种童贞走过了一生，从未因有过任何脆弱而需要责备自己。”这样的一种人生就是要受爱情的欺骗，是爱情的受害者。他就是这样。他不断痴情地去恋爱，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但幸福一旦破灭，随即便是痛苦的煎熬。必须在那种爱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寻找贝多芬最丰富灵感的源泉，直到他性格之激昂隐忍于悲苦之中的年岁为止。

1801年，他激情的对象好像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为《月光奏鸣曲》的佳作(第二十七号之二，1802年)题献给了她。他在给韦格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以一种更温馨的方式在生活，并且与人接触的也多了……这一变化是一位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我两年来所拥有的初次幸福时光。”他为此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的残疾之苦，以及使他陷入不可能娶这个他所爱的女子的艰难之境况。再者，朱丽埃塔风骚、稚气、自私；她使贝多芬很痛苦，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给了加伦贝格伯爵。这类激情摧残心灵；而像贝多芬那样，在心灵已经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时候，这种情绪有可能把心灵给毁灭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似乎要一蹶不振的时刻。他经历了一场绝望的危机，他的一封信使我们了解了这一点，那是他那时写给两个弟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阅并执行”。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呐喊。听见这种呐喊不能不让人悲从中来。他几近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只是他那不屈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灭了。“甚至曾一直支撑着我的那崇高的勇气也消失了。噢，主啊，向我显示一天，仅仅一天的真正欢乐吧！我已那么久没有听到那欢乐那深邃的声音了！什么时候，啊！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它啊？……永远也见不到？一一不，这太残忍了！”

P10-12

罗曼·罗兰(1866--1944)是法国20世纪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是法国外省一小市镇的公证人的儿子，童年是在外省度过的。1881年，全家迁居巴黎。罗兰考入法国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当时是以思想矛盾冲突激烈著称的法国文化中心之一。

少年时代的罗兰以斯宾诺莎和古希腊的所谓“先苏格拉底派”哲学家的观点与他所反对的种种唯心主义潮流相抗衡。

自青年时代起，他便非常喜爱莎士比亚、雨果和歌德等作家的作品，并在许多地方模仿过雨果的创作手法。但在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形成过程中，列夫·托尔斯泰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大学求学期间，他就给其作品在法国广为流传的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写信，向他提出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并且很遵从托尔斯泰对他的劝告。

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选择了音乐史作为自己的专业。1912年前，他一直作为音乐史教师在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任教。

19世纪90年代下半叶，法国第三共和国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社会冲突激烈。罗兰与著名作家左拉、法朗士等一样，积极投入到社会生活之中。他参加了为德雷福斯案件辩护的斗争，他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当然，他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还带有朦胧的浪漫主义幻想的色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他在瑞士居住，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呼吁交战各国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积极反对战争。其文章明显的反战激情在民族主义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瑞士，他接触了一些俄国侨民，了解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活动。自1917年起，他同高尔基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到大战后期，他对群众的革命力量的信心更加强了，在《先声》集中收入的他的1916年的文章中，他直接地向交战各国的人民——而不像一开始时那样，只向其知识分子们——呼吁，期望他们能够采取坚决果断的反战行动。

罗兰从苏维埃俄罗斯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成了它的朋友，不过，他对苏联的国内政策也存有某种戒心。20年代，他徒劳地试图以甘地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观与世界革命的原则相抗衡。30年代，他成了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是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国际反战和反法西斯大会。他与巴比塞、法共领导人多列士、高尔基的友好关系在加强，其国际威望空前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占法国和维希政权的建立对罗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年迈多病的他在敌占区法西斯政权的监视下，基本上只是做一些多年贝多芬研究的收尾工作及写点传记、回忆录等。

罗兰在二战结束前，于1944年12月逝世，未能活到彻底战胜法西斯侵略者的那一天，但活到了法国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日子。《欢迎多列士回国》是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1944年11月，他参加了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

罗兰是作为剧作家登上文坛的，他的早期作品有悲剧《圣路易》(1897年)，是收入其戏剧集《信仰悲剧》的卷首篇。收入该集的还有《阿埃尔》(1898年)和《时间会到来》(1903年)。但从1898年到1938年，他几乎花了毕生的心血创作《革命戏剧集》。其中包括：《群狼》(1898年)、《理性的胜利》(1899年)、《丹东》(1899年)、《7月14日》(1901年)等。

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1912年)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的篇章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无论是半封建的德国及其小市民的因循守旧习气，还是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成了罗兰激烈抨击的对象。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7月14日》完成之后，罗：22-开始写传记体裁作品。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人，而且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最后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

关于中译本的名称，似乎用《三大师传》更为贴切。题为《名人传》有些欠妥。首先，罗兰在将三位大师的传记汇集成一册时，只是称作《英雄传记》(Les Vies Heroiques)，也没有说是《名人传记》。“名人”一词含义比较宽泛，即所谓“著名人物”的意思。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出了名的人”。而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除了是“著名人物”外，他们更是在各自的专业方面独树一帜的大师：一位是音乐奇才，一位是雕塑绘画方面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位是文学巨匠。所以题名为《三大师传》更贴切，使读者一看书名即可知晓是三位大师级人物的传记。但鉴于《名人传》已通用，改了反而不利，所以仍用了这个书名。

陈筱卿

2009年12月

本套世界文学名著，选用名家的全译本，并配有精美的国际大师插图，在内窬和形式上，将营造极佳的阅读体验。这在国内的名著出版工作中，是非常难得的。

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得主许渊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