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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春季某一天，布鲁玛·伦农在索霍区的旧书铺买了一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跨出店门一边走一边读，才正要读第二首诗，就在街口给汽车撞倒了。
书籍能改变人的命运。有些人只因为读了《山中王》，不辞千里甘赴偏远的异国大学担任文学教授；一部《悉达多》令成千上万年轻学子醉心东方哲思；海明威的小说造就出许许多多户外健儿；大仲马的著作则教无数妇女从此陷入愁云惨雾，所幸其中不少人藉由食谱、烹饪书，得以从自杀边缘捡回性命。布鲁玛如今则成了书本底下的冤魂。
但她并非唯一的受害者。一位钻研古文的老教授，利奥纳德·伍德，曾在自己的书房被书架上掉落的五大册《大英百科全书》砸伤脑袋，导致全身瘫痪；吾友理查德某次打算伸手抽出一本摆得太高的威廉·福克纳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不慎从书梯上头跌下来，当场摔断一条腿；另一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则因为长时间待在公共档案馆的地下书库而染上结核病；我甚至还听人说过：智利有条狗，某天下午突然疯了似地狂啃整本《卡拉马佐夫兄弟》，结果活活被纸页噎死。
我的祖母每回只要看到我躺在床上看书，就会说：“快把书搁下，那玩意儿可危险了。”过去好几年以来，我一直认定她简直蒙昧无知，可是随着年岁增长，我逐渐明白流着日耳曼血液的老祖母委实睿智过人。
剑桥大学绝大多数有头有脸的人都出席了布鲁玛的丧礼。罗伯特·劳雷尔教授在告别式上朗读一篇备极哀荣的悼文，由于该文颇具学术价值，后来还辑印成册。他在演说中极力推崇布鲁玛在学术工作的非凡成就，并以“机敏、慧黠”总结其历时四十载的生命。那篇悼文花许多篇幅称颂她生前在盎格鲁-撒克逊对拉美文学之影响的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可是文章的结语却惹来颇大争议：“布鲁玛将毕生奉献给文学，却万万没料到文学到头来却夺去她的生命。”
有些人指谪劳雷尔以一句“蹩脚的拐弯抹角”毁了通篇演说，因而杠上一票为他辩护的支持者，双方僵持不下、壁垒分明。事后几天，我在友人安家中，亲耳听到约翰·伯农斩钉截铁地朝一群劳雷尔的门生说：
“害她丧命的是那辆汽车，可不是那首诗。”
“说者无意，完全是听者有心。”两名年轻人和一个最直言不讳的犹太女生不甘示弱，当场毫不客气把话顶了回去，“任何人都有自行选择表达形式的权利。”
“还有把好好一篇文章搞砸的权利。那倒是，”年迈的绅士以其惯用的话中带刺语气悻悻地说，“这会儿咱们城里有上百万辆汽车满街横冲直撞，正足够让你们从中拣好词儿来使。” 光是为了这么一个欠高明的句子，整座校园吵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人以“现实与语言之关联性”为题，举办了一场学生征文比赛。还有人跑到索霍区的人行道上，实地测量布鲁玛当时到底走了几步路，连意外发生时她正打算展读的那首十四行诗也被拿来逐字逐句分析研究。大家针对伦敦市区的交通符号学，还有，当大家敬爱的布鲁玛五脏随文学与整个世界俱裂的那一瞬间，文化、都市、以及语言相互之间产生的文本连动关系展开一连串激烈辩论。由于我奉命临时递补她在西葡文学系的遗缺，除了要进驻她的办公室、也得忙着代理她的授课工作，根本无暇关照身边热闹上演的纷纷扰扰。
某天早上，我收到一个以这位亡故的同事为收件人的包裹。邮戳显示它寄发自乌拉圭，但是上头完全没有注明寄件人姓名、地址，我原本以为那是她屡屡收到的作者赠书，希冀她能在学术刊物上就该书写点儿评介。除非事先知道那本书是寄自非常大牌、正红火的作家，写写吹捧文章能给她带来某些实质的好处，否则布鲁玛根本连拆开都懒得拆开。她往往都是直接往纸袋上潦草写上一个大大的“可”字（“不看可也”之意），然后交代我把那玩意儿往成堆待处理的档案里头一塞了事，从此不加闻问。
那个包裹里头果然是一本书，不过并非我原先料想的那种书。当我一拆开包裹，突然感到心头一紧。我先走到门口，把办公室大门关上，然后回到桌前仔细端详那本遍体鳞伤、陈旧不堪的《阴影线》。我晓得布鲁玛手头上正在进行关于约瑟夫·康拉德的研究计划。我百思不解的是：那本书前前后后沾满了又脏又粗的灰垢。三面书口还附着状似水泥的粗砾，稍稍一碰，当场掉下一层薄灰在光洁的桌面上。P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