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烈的硝烟中，直军士兵看到吉营长牺牲，顿时眼睛都红了，王淮义冲上去，一边大喊：“医护兵在哪？”，一边把受伤的吉鸿昌拖下战场。奉军的山炮却又一次对准了吉鸿昌，幸好及时被张晋雄发现，马上大喊：“都给我上去夺炮！”战士们往城楼冲，张晋雄亲手接过机枪边走边向城楼炮台扫射。这时，奉军炮手余原斌被炮弹炸倒，原来，北城墙上彭三原刚缴获了奉军的一门山炮，可惜士兵鼓捣不明白，没有打准，否则余原斌就一命呜呼了。这时，余原斌一炮打来，彭三原的山炮顿时炸成了废铁。侯连长定过神一看，吉鸿昌已经被他们抬出了战场，很是懊恼，侯连长：“晚了吧，快往瓮城内城撤！”
士兵看到抬回去时跟死人一样的吉鸿昌，哭声四起，彭三原突然头望苍天嚎啕大哭，正在这时，吉鸿昌突然咳嗽了一声，大家很惊讶，经过医护兵检查，没有什么事。彭三原破涕为笑：“大哥给炮炸晕了，好了好了，大哥大难不死，屁事没有！”吉鸿昌醒来就问：“城堡打下来了？”大家告诉他：打下来了，奉军都退到瓮城去了。张晋雄已经把瓮城门拿下来了。吉鸿昌：“快走，上瓮城！”瓮城外城与瓮城内城通过一个不大的瓮城相连，吉鸿昌、彭三原、彭楚志快步走上瓮城楼，来到张晋雄面前，张晋雄心中惊喜，原来吉营长嘛事没有啊。吉鸿昌一行围着瓮城堞察看地形，然后又转回了指挥所。他说：“对面还有一门炮，得想办法把它先搞掉。”大家七嘴八舌地，很是焦急，因为时近黄昏，下了军令状，折腾一天了，靠机枪、步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吉鸿昌陷入沉思：兵不厌诈，还是得想个巧主意。
吉鸿昌和侯连长这边正在打嘴炮，这边侯连长的一句劝降词很是打动他的心：“吉鸿昌，咱不打嘴炮了，这些年你们都穷得叮当响，快连裤子都穿不上了。若能听兄弟一言，放下武器，兄弟愿意去张大帅面前替你们美言。张大帅粮多饷多，比你们冯先生腰杆子粗，他又是爱才的人，定会重用你们，将来吃香的喝辣的，比你们现在可强百倍。”不是他贪图享受，是这些年在军阀之间厮杀的战场上，他明显地看得出，冯先生的部队武器、装备、给养不仅远逊于奉军，也比其他直军部队差；弟兄们还有这样的凝聚力和斗志主要靠冯先生的治军有方，否则，与土地肥沃、人口压力不大，又能相对和平地搞经济建设的东北奉军没法打仗。心里想着就暗下了狠劲，一定要为冯先生争光。
谈话间，彭三原领着人从瓮城外城偷摸下到瓮城，可惜被余原赋发现了，带着几名炮兵推着山炮就去了。吉鸿昌正这么想着，彭三原那边枪响了，侯连长一看，大骂吉鸿昌偷袭，一边大喊：“你们跟我走，去把瓮城门打开！吉鸿昌，你他妈给我个暗度陈仓，老子要还他个火烧博望！”侯连长带着士兵来到轳轳旁，绞绳连着城门。门发出轰隆隆的响声，慢慢打开了。彭三原赶紧探身打探。可以看到城内了，却不见有人。排长担心地说：“就怕有诈。”彭三原抬头看对面瓮城上一眼：“他的人都在瓮城上，他用诈我用快，跟我上！”一行士兵沿着城墙根向瓮城门逼近。灾难发生了，忽然城门上大量污泥兜头而下，大家眼前一片昏黑。黑泥和大大小小的弹壳还在继续泼下来。黑泥加上弹壳，在石板上铺了一地，又滑又滚，士兵们没法站稳，倒了一大片，吉鸿昌马上吩咐：“火力掩护！”。那边侯连长和城上士兵冒着弹雨，接着把两桶油滚上城头，推了下去。油桶在石板上摔开，油喷涌而出。很快，火把也丢进了瓮城。再撤，已经来不及了。吉鸿昌看着最后一个士兵倒在火中，心如刀割。
张晋雄与一身火焦的彭楚志回来了，吉鸿昌目光如火，死盯着彭三原，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你这个人好冲动，你的任务是打山炮，打掉了完成了任务，你头脑一热，兄弟亡命，你哭都找不到坟头。”吉鸿昌对彭楚志说：“赶紧回城堡，把敢死队的皮筋炮都调上来，越快越好”，又吩咐张晋雄，“你去集中两百颗手榴弹，一会好打”。
皮筋炮，听着新鲜，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弹弓子，是一种很有效的土办法。找到“Y”形的树杈制作，发弹时自动拉弦，手榴弹弦便留在棍上了。身强力壮的士兵们躺在地上，用脚撑着巨大的弹弓，彭三原大喊：“使劲……放！”一排石头飞过瓮城，砸向了瓮城内城。城墙内一片火海，炸开了锅。奉军炮手没见过这玩意，趴城堞上一看，只见弹弓权晃动。余原赋眼睛瞪大了：“乖乖，土炮呀。”正发呆，又一阵土炮轰击，这边顿时昏天黑地。余原赋对侯连长喊：“顶不住了，快跑吧！”彭楚志对吉鸿昌说：“敌人退到城里去了。”
P10－11
与以往的写作靠熬夜完成不同，这部书的写作主要靠清晨。相伴着鸡啼和晨光，我与吉鸿昌将军及剧中主要人物久久相望。
在广泛阅读资料、深度理解剧情的日子里，我深深地为一场场生离死别而热泪滚滚，为一次次命运交错而扼腕叹息，更为每一幕恶人得势而愤怒，好多天，嘴里无意中总是吟着那句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但我更多次提醒自己，不能将人物脸谱化、简单化，那不符合生命自然的历程。
对史学严谨，对文学敬业，是我一贯的创作追求，在这次“逆编剧”的过程中，我再次践行了这份心灵承诺。
吉鸿昌，是中国各类教材和文艺作品中的名人，70后及以前出生的人们更是熟悉。中国广电影视出版社的陈宪芝女士找到我时，我也曾以为，吉鸿昌的形象太正面了，几乎是完人，而将即将上映的电视剧的剧本改编成影视文学，挑战性不高。百闻不如一见，绝知此事要躬行。我搜索到2013年4月3日《辽沈晚报》的一篇记者采访余珊珊的文章，读罢才知，我的这次创作，不是以往写史学传记或传记文学，也不是写小说，而是“逆编剧”，不是影视剧本的缩写，也不是完全自主的虚构，而是必须让人物在尊重主要剧情的基础上，有植根于作者独特阅历和情怀的新生和升华，不是简单地迎合制片人和编剧对影视作品的宣传需要，而是要成为更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带有作者鲜明特征的别具一格的作品。这位改编热映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的作家余珊珊说：“我自己也写小说，曾出过6本书，但这种改编让我的文学创作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变，考验了我对社会的洞察力，加深了对生活的理解，包括人际关系……我觉得无论怎样改写，意义不分轻重，这种改写对作者本人来说是一个突破，如果你只懂自己的作品，那么写作上还是存在局限性。”于是，喜欢尝试新事物的我承接了这个创作任务。
为了严谨，我专门买了一些著名电视剧的改编图书，看过如同嚼蜡，甚至令人作呕，不但不能忠于剧情，甚至胡编乱造，错字连篇，毫无参考意义。编剧胡建新是著名编剧，曾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助理研究员，2000年辞职专门做编剧，与我有着相似的职业背景。胡先生三次获得国家级电影文学剧本大奖，电影《飞虎队》、《孔繁森》，电视剧《戊戌风云》、《康熙王朝》、《传奇福贵人》等都出自他的笔下。对胡先生的作品，如果简单敷衍了事，不仅是对他的作品的不恭，也是对我凡事精益求精的职业态度的亵渎。我延宕了许久才动笔，决定把这部剧本当作自己的孩子，以自己的历史观、人生观和艺术观点进行重新“教育”、“培养”，打造成自己的“孩子”，植入我的基因，让剧本焕发新的生命，让看过电视剧的读者，有更多层面的思考和收获。
胡建新先生是设计对白的高手，场景的设计也是照顾周全，但文学与影视不同，一些看似精彩的对白，拍摄出来很好看，文字阅读却很枯燥。一些必需的影视镜头，通过导演和演员加工后可能精彩，在文学上体现就很哕嗦。一些对吉鸿昌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气质呈现不是很必要的情节，也必须删除，我必须精选再精选，这是建立在对民国历史、中原及西北风土人情，还有吉鸿昌及主要人物家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权衡。
人们对图书的阅读期待和对影视的收看期待不同，对图书，尤其涉及历史人物的，探求的更多是真实，包括情节、人物的真实，也包括表情、逻辑、思想、天气的真实，而观众对影视作品的需求，是对情节的生动、有趣、感人，真实性退居第二位，这也给我提出了考验，一些人物要核实关系，时间、气候、风景要反复推敲，一些画面上可以用字幕体现的历史背景，必须加以补充。
此外，影视的叙事逻辑与文学不同，文学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因此，一些叙事顺序要颠倒，服饰、语气、表情要重新推敲。纸质图书篇幅有限，在数字阅读的时代，更要让读者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多有料信息、美好体验。
任何一个伟大作品都有着博大的人文关怀和深刻的文化反思。著者才学尚浅，见识朴拙，只想在这里深沉地一问：谁来珍惜英雄的生命？
吉鸿昌将军离开我们82年了，这么多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过多次巨大变迁，对他的认识也不断变化。
我父亲是从伪满洲国和中华民国经历过的人，生前经常提到三民主义，后来我通过翻阅《申报》、《大公报》原汁原味的影印件，以及存萃学社编集，香港大东图书公司印行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我发现，我们绝大多数人知道的民国都是经过人为“筛选”、“靓妆”的。在民国政府可控媒体手中，吉鸿昌常被扣上违抗政令、私建武装、反对领袖等帽子，当时的百姓是有可能相信的，一如今天的我们盲从于官方的说辞。1949年以后，吉鸿昌又被推崇为人人皆知的民族英雄，这样脸谱化、政治化的推崇，时间证明，实际上害了吉鸿昌将军。
其实，后人任何单一立场上对吉鸿昌的褒贬都欠公允，矛盾的时代必然有矛盾的人，吉鸿昌的情怀值得肯定，但爱国爱民的路径选择却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正因为我提倡多角度观照一个事物，所以，我能够把吉鸿昌的人生放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实景中观察，放在中国也放在世界观察，结合对人类历史变迁的规律的熟稔来思索，这样的创作就不会像坊间无数吉鸿昌的文本一样，几十年千篇一律，让人一看标题就不需要点击，一看书名就不需要打开。
我们不要苛求吉鸿昌，他也是肉身的人，他不可能是经济模型推演中的理性人，不可能是政治或宗教宣灌里高大上伟光正的完人。他文化程度不高，加之当时教育、交通和文化、通信条件有限，他无法全面感知自己、中国和世界。他的每个抉择，不自主地服从于从家族长辈那里得到的基因遗传，服从于他的童年和少年经历和教育，服从于西北军的客观情况，服从于民国时代的客观条件、思想环境，服从于19世纪末到21世纪30年代的世界形势，“身陷红尘不自由，凄风冷雨几时休？”
抗战胜利70年了，历史再次考验国人的智慧：中国改革向何处去？这事关无数芸芸众生的生命。
人类社会绝大多数国家都在不同进度、不同形式地从事着普世价值的实践，开放、宽容、和解、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多元共生，逐渐成为人类共识，这个世界因为自由而多姿多彩，因为宽容而万象共荣。
历史上，世界和平或者战乱都是多个国家、民族、种族不同利益、诉求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此消彼长中形成主要态势，有些还深受地震、大气环流乃至太阳风暴等外星作用力的影响。完全可以掌控未来的国家没有，都是这个动态世界艰难的孤舟。悲催的是，吉鸿昌时代的中国人缺少宽容和妥协，没有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总是高喊着道义和“真理”，把善良的有责任的人推向生死抉择，然后丢给一顶英雄的冠冕。
一个国家的进步和繁荣，不能靠少数英雄的鲜血来铺就，必须从制度和文化上不断革新。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吉鸿昌应该活着，因为只有活着才有话语权。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联合国将人权和法治列为人类发展目标。在人类历史上，多少不受束缚的权力和宗教狂热犯下比战争还严重的反人类罪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说：“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排斥对于其他人的爱国主义的理解。”我们不能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任何口号或“神圣目标”来要求人们去牺牲。人们面对历史上几千万人灭绝的大饥荒可以置若罔闻，甚至代为辩解，但是，自己家人死一个都不依不饶。如果我们是吉鸿昌，如何面对他的多次生离死别？
在中国政治中，妥协往往被指斥为“革命不彻底”，举起“革命”的大旗，就可以在私利、义气和情缘的促动下丧失理性。但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政治是妥协的艺术，民主是妥协的制度。只有在民主政治下，妥协的艺术才有可能实现，曼德拉和甘地也只能在英国这样国家的殖民地产生。2015年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突尼斯国家对话大会获得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和解对话与其他国家政治变迁的血雨腥风相比，高下立判，强烈反差。这让我想起电影《建国大业》的镜头：1948年年底，宋美龄访美，希望美国继续贷款帮助她丈夫，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冷冷地丢给她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句名言：上帝帮助自助者。其实，我们至今不能自助。史景迁说：“治理中国是件太复杂的事情”，我们太需要理性和交流，和解与妥协。比起其他国家，中国最受难于历史和文化包袱的沉重，以致每走一步都左顾右盼，顾念祖制。
就在本书收笔的前一天，10月7日，历史五年之久的TPP谈判终于在达成协议，这项协议将剧烈地影响国际政治生活，这昭示着，资本正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新加坡著名学者郑永年认为，资本正进入第三阶段，工业资本主义转型为金融资本主义。这让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学说都受到挑战，比如爱国主义，工业经济需要国家边界，而金融资本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面对这些变化，如果我们执拗于思维惯性和传统观念，只能搞“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拿不出“明治维新”的果决，中国的前路将更加崎岖，我们还会在中日竞争中落败。
我们怀念吉鸿昌，毕竟，战士的坟墓比奴隶的天堂更明亮，伟大来源于时间的积淀和关键的历史角色，吉鸿昌的人生走到英勇就义，是时代和历史交合的必然。我们为英雄喝彩，却更要为生命惋惜，更要为生命之花的绚丽绽放提供沃土，而不仅仅是一声叹息，或继续无谓地赴死。
珍惜每个人的生命，也正是吉鸿昌一生的善念。
吉鸿昌将军，你的人生很短，而中国的前路还很长，很长……
1920年代，军阀混战，吉鸿昌为民族大义，率队抗日，因违法军令，被撤职。
“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弹尽粮绝，陷入困境。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他请缨抗战却石沉大海。恨报国无门，吉鸿昌发动起义，投奔红军北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带领冀哈尔民众与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顽强斗争，最后慷慨就义。
《吉鸿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宋常铁著作。
康洪雷继《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之后又一部反映心声的倾力之作。
宋常铁同名小说《吉鸿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根据胡建新剧本《吉鸿昌》改编。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吉鸿昌在黑暗中苦寻报国救民真理，追随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北伐。中原大战中吉鸿昌忍辱负重被迫投靠蒋介石，被派去围剿红军。吉鸿昌却向红军提供粮弹，联络反蒋势力被解职，被迫出国“考察”。时逢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他上万言书请缨抗战却石沉大海。日军攻占察哈尔，吉鸿昌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就在同盟军与日寇激战之时，卖国政府却勾结日本人向同盟军开战，冯玉祥被迫下野。吉鸿昌率部在长城脚下血战数十天，终因弹尽粮绝，被迫放下武器。吉鸿昌在梁师侠等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反法西斯大同盟，组织抗日反蒋联军，遭蒋介石通缉被捕，被引渡到北平陆军监狱。面对卖国政府的枪口悲愤就义：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