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小说卷”是太白文艺出版社岁末年初的重点图书。所收入的女作家：张抗抗、方方、林白、叶广芩、邵丽、乔叶、鲁敏……皆为获过各种国家级大奖又为读者熟知并喜爱的作家。作者简介是一张精美彩色折页，分别有十多幅她们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记录着她们在文坛上一些重要时刻和岁月留影，非常珍贵。作品之后，附有一篇访谈或综述性评论，以及创作年表，使得这套丛书更具权威性、资料性、学术性，也有研究价值、收藏价值。

本书就是该系列之一，收入70后女作家鲁敏不同时期中篇小说数篇，包括：《青丝》、《镜中姐妹》、《向中产阶级致敬》、《月下逃逸》、《缺席者的婚礼》等。

本书收录鲁敏的十个中短篇小说：《寻找李麦》、《白围脖》、《镜中姐妹》、《缺席者的婚礼》、《笑贫记》、《饥饿的怀抱》、《羽毛》等，多为女性情感与婚姻家庭。为作者走上文坛多年来发表的优秀作品，产生过广泛影响，获得过各种奖项。其笔端凝结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日常生活的致敬，笔下人物都是心怀梦想，努力生活并且寻找自我价值与尊严。用真诚细腻的文笔和独特视角，别有意味的矛盾冲突，和理解之后的温情和解，讲述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其作品充满着明亮而动人的色彩。

寻找李麦

白围脖

青丝

镜中姐妹

向中产阶级致敬

笑贫记

饥饿的怀抱

羽毛

月下逃逸

缺席者的婚礼

评论 取景器的内与外——鲁敏论

鲁敏创作年表

突然而至的父亲的死讯让忆宁在吃惊、伤心之余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备感屈辱、谣言流传的日子也许从此要画上完美的句号。

当时正好是暑假，忆宁与几个亲戚从乡下连夜赶到南京，早到一步的母亲像石头一样还坐在医院的走廊发呆，她的嗓子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亲戚们带着忆宁到太平间看人，忆宁两只眼干干地盯着父亲看了好一会：躺在那儿的像是个陌生人，突然降临的死神之吻使得父亲保留了一种吃惊和怀疑的表情，他的两只手极其服帖地合在胸前，修长的手指好像随时准备弹起向人问候。这个错觉让忆宁觉得害怕。细算起来，从忆宁出生到现在，十五年的时间，除了每年春节二十天左右的探亲假，父亲一直单身在南京工作，忆宁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合算起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对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显然不足以建立起纯正的亲情，更何况父亲还有那么多与众不同的不良经历——忆宁原谅了自己的眼睛：哭不出来就算了。

父亲死于毫无先兆的心脏病，倒在一张快要完工的图纸上。这对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来讲，的确是令人惋惜的英年早逝，哪怕他曾经犯过不可饶恕的错。厂里面问母亲：“有什么要求吗？”

“钱一分不要，我只要留在南京照顾我女儿，我女儿今年9月份就要考到南京读书了。”母亲的回答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厂工会主席手里面是准备了一千元抚恤金的，这已是按工伤处理的最高级别了。这一年夏天，正是忆宁中考后的第一个夏天，忆宁报考的省电力专科学校在忆宁老家只招四名学生。工会主席看看腕上的表，才7月18号，离中考放榜最起码还要一个月。这个寡妇在赌博，而且是拿喜怒无常的中考成绩。工会主席看看站在一边发傻的忆宁，衣服穿得乱七八糟，连普通话都说不出声，就这个小孩，能考到南京来？工会主席在高度怀疑之余又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他的回答同样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不合时宜地爽朗一笑：“好吧，如果你女儿真的考到南京来，厂里会考虑你的意见。”工会主席心里其实是有谱的，像忆宁父亲那样的技术人员，夫妻分居十年以上，国家有政策就可以把爱人的户口调到南京来。再说了，四千多人的大厂子，安插一个临时工还算难事么？

两天后的追悼会上，扶着虚弱不堪的母亲，面对着父亲单位一拨拨前来吊唁的人，忆宁像个警觉的探员一样，不动声色地对其中的适龄女性进行了过筛式的记忆和研究。忆宁很有把握地想：那个女人一定就在其中。来吧，出现吧，让我好好看看你这个小母猪的骚样。这是母亲经常大声咒骂的一句话。在忆宁和母亲看来，那个女人没有别的名字，也不配有别的名字，她只能叫“小母猪”。就是这头浑身散发刺鼻骚味的母猪让父亲的一生沾染上了“生活腐化”的腥味；就是因为“生活腐化”，从1975年到1981年，短短的六年时间，父亲竟然被劳动教养两回。这在纯洁得近乎苍白的20世纪70年代，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丑闻啊！父亲的事成了他们单位的一块暗疮，人人都可以在上面挠上一把以换来瞬间惬意的快感。父亲从此一蹶不振，跟他同一年工作的人有的都当了副厂长了，父亲的职称还在技术员一栏徘徊不前。

两度劳教的丑闻接着又像鲲鹏一样张开它们巨大的翅膀从南京一路飞到乡下，曾经因为在省城工作而被全家引以为傲的父亲一下子成了无法遮挡的耻辱，四邻八舍、亲姑嫡婆对忆宁全家也由原先的亦步亦趋转为望而却步。忆宁与母亲本是孤苦伶仃的受害者，但在视名誉和清白如祖传珍宝的村人们眼里，她们早被打入了同谋者的冷宫。忆宁的家像被染上瘟疫的孤岛，男人女人们都自觉地无须掩饰地加以回避。连母亲所在小学的学生家长们，那些不明就里却又自以为是的家伙，也对孩子放出话来：“不要到田老师家里去耍子啊，那个婆娘真是笨呐，连男人都看不住。”类似的幸灾乐祸的传言如影随形伴随着忆宁母亲的每一天。忆宁的母亲去学校时走过田头，那些埋着头淌着汗低头劳作的妇人们，会直起腰身像休息一样地谈到父亲暧昧的罪恶及母亲形影相吊寂寞难耐的现状，这也许是她们劳碌而无聊的日子里最富有刺激意味的唯一调剂。母亲的背影成了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到最后，甚至有传言说母亲在半夜里跑到别人的窗下听壁聊以打发无尽的春夜。玩伴们也开始对忆宁客气且疏远起来，一些大胆的还远远地拍手乱唱：“你爸不要你妈妈，抱个阿姨去睡觉，生个弟弟带回家，看你到时笑不笑……”是啊，一切的一切，全怪那头小母猪。母亲和忆宁在以泪洗面的日子里常常会用她们所能想象到的最恶毒的语言诅咒那个女人，世上竟然会有这么下贱的女人，自己年纪轻轻的不结婚，却要勾引人家小孩都有了的男人！哪一天能碰到她，非把她的脸抓破，手扭断，腿打瘸！

忆宁感觉到母亲突然用力在背后扯了一下她的衣服，与此同时，忆宁也看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漂亮女人，周围人们脸上吃惊的表情及她带来的某种气息使忆宁意识到：就是她！她就是小母猪！这么大的胆子，竟然真的来了！女人看上去很年轻，个子不太高，穿了一身黑，显得很娇小，眉毛一直低低地垂着，手里捏着一块手帕。忆宁像要吃掉这个女人似的盯着她看，这个女人真是耐看，并不引人厌恶，而且没有一点被忆宁和母亲咒骂过上万次的那种骚气。最关键的是她的神情中有种难以描述的绝望和悲痛，但这绝望和悲痛又是不易觉察的，被一种超然的平静和冷淡所笼罩着，外人基本上感觉不到。她鱼目混珠地夹在人群中，从忆宁面前低着头走过去，然后绕着走了一圈看父亲的遗容。忆宁注意到她的背影，屁股好看地轻微摆动着，像一种隐秘的舞蹈。就是在这样的背影之中，那黑色剪影一样完美的线条之中，忆宁仍能感觉到那种带有力度和色彩的绝望。忆宁看了看母亲，母亲也在看那女人的背影。忆宁捅捅母亲，想要问她该拿这个小母猪怎么办，冲上去喊住她打一顿还是怎么说，难道就让她这样姿态优美地逃之夭夭？母亲身子一歪，突然昏了过去。

P15-17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20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1999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世纪、21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20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1978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20世纪80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年代《羽蛇》，到21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瞩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承续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承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的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诗化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取景器的内与外——鲁敏论

张莉

景中内外

鲁敏的小说《取景器》里有位女摄影师，她关注的主题与众不同：井、屋檐、背影、面孔、畸形人、野猫、菜场。独特的“取景手法”使其拥有了重新解释和命名世界的权利，她给出的解释是：“我需要一下子发现拍摄对象与众不同的东西，那隐藏着的缺陷、那克制着的情绪、那屏蔽着的阴影部分！”读到这里，作为读者的我不得不停下来——这固然是摄影家的思量，但是否也是小说家的自况？

鲁敏的选材别具一格：家庭生活、机关单位、邮差、播音员、大夫、大龄女青年。尤其有两处风景不断地复现：一个是遥远的、迷离的，具有传奇意味的乡土世界“东坝”——随着《思无邪》《离歌》《风月剪》《纸醉》《燕子笺》的问世，东坝迅速构成了鲁敏具有标志意义的纸上乡原。另一处则是都市人身上微小的疾患与怪癖。很多人物都出现了某种“暗疾”：窥视欲，皮肤病，莫名其妙的眩晕、呕吐、说谎，伪装成他人。人物于暗疾处脱轨，于暗疾处渴望重生。鲁敏是那么热衷于对暗疾“显微”的书写——“这是她唯－一的途径吧，通过取景器，她引发爱情，引发事件，引发离别。”（《取景器》）

鲁敏比她笔下的摄影师更敏感：“突兀响起的电话铃、街道上横流的污水等等，昏睡的意识被激活了，那滞重的皱褶里突然间泥沙泛起，乃至惊涛拍岸，不知羞耻的热泪猛然间当街夺眶而出：宿命的亡故、他人的创伤、亲爱者的泪……”她更强大也更富有情趣，作为叙述人她常常会跳到故事里叹息，煞有介事地和读者一起讨论人物的命运走向，“边叙述边议论”使她的作品蒙上“温柔的反讽”的调子。

她的小说常让人感觉是暧昧的光晕的存在，是那种“可能”与“不可能”并置——小说的某个场景的逼真令你感到结结实实的撞击，但有时候你又被一种“不可能”的想法拽住，觉得她的人物脱轨脱得未免太猛烈了。当你意识到，她漫不经心的对诸多生活细屑的搜集使小说的许多场景充满诱惑力时，沉浸其中的你又分明听到了叙述人那兴致盎然和并不缺少幽默的解说，这使小说多了很多分岔，摆明了是虚构……一切就成了景中之景、画外之画——可能你会觉得鲁敏的小说太没有章法了，不过，不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她叙事中所独有的繁复、缠绕、纠结，以及调动读者热情的兴致勃勃。

阅读中，我日益相信，鲁敏的小说还有一处风景是隐藏着的：父亲。你看，她的诸多小说《白围脖》《羽毛》《墙上的父亲》《饥饿的怀抱》几乎都书写的是父亲的情感。叙述人热衷于从女儿的角度对父亲谜团一样的婚恋世界进行探寻。如果说父亲是鲁敏取景器里的风景，那么“父女情感”则是镜头外被忽视的，这是认识鲁敏小说的一个特别视角，由此，你会意识到小说家对“父亲”在物质贫穷时代的精神恋爱表现出的好奇。

父女情感是复杂的，但它最终促使叙述人对父亲般的男人具有宽容与耐心，也对一种传统生活表达着罕有的“致意”。与其说父女情感显示了一位女性小说家对像父亲一样的长辈男人的崇拜，不如说鲁敏小说因对父辈精神生活的向往而具有了别种情怀——在鲁敏的文学世界里，一方面你会发现她的主人公们对物质生活的极度迷恋与耽溺；但另一方面，小说人物对常沉湎于日常生活的庸常表达了“厌烦”和“疲倦”，他们常以患上“暗疾”的方式渴望逃离。并且，她以躲闪男女肉体接触的方式潜在地表达着对当下日益泛滥的肉欲生活的排斥，有“克制着的情绪”。“父女情感”也使她的创作破坏了女性主义某种僵化的理论框架，使其性别写作与体认向更复杂与纠结处推进。

由此，“父女情感”以及从中延伸的对父辈精神生活的景仰和认同使“暗疾”与“东坝”在鲁敏小说中构成了别样风景：鲁敏借用“暗疾”与‘t东坝”的存在使“不可能”在小说中发生，进而寻找着文学写作的另一种·c可能”。鲁敏以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懈探求和对人性“暗疾”的好奇使自己在同龄写作者乃至当代写作者中别具特色，她充满韧性的书写方式与其笔下顽强地在俗世中生活的人们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纸上世界。

“暗疾”无处不在

暗疾首先指的是一种生理意义上的疾病，比如《暗疾》中的一家人：大龄女青年梅小梅，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她爱去高级商场刷卡买高档服装，隔天便去退货——这会让她得到高人一等的快感；她的父亲一紧张就呕吐，“总是最不该呕吐的时候突然发作”；长期便秘的姨婆，与人分享大便次数，她严肃地向来客询问大便情况，即使是在餐桌上。还比如《羽毛》中的郝音：“真要说郝音有什么缺点，这能算一条：她身体不佳，总会毫无征兆地这里那里不舒服，这不算大毛病，但会导致我们的聚会草草收场，留下吃了一半的东西以及戛然而止的心境。可是，又得承认，这扫兴的局面，仍有种艺术化的效果，意犹未尽般地……”这小说中的女儿也受到了感染：“瘙痒开始分布到腰上，而脖子与四肢上的则越抓越厚，并变得苔藓似的一块一块。＇’暗疾是不是生活压力给予身体的神经质反应呢？——当所有人的暗疾以一种精微又放大的姿态出现时，你看到了这些人生活的庸常，他们内心中对这种庸常的不满和来自其身体的潜在反抗。

……

程德培在《距离与欲望的“关系学”——鲁敏小说的叙事支柱》中，认为鲁敏的东坝系列有“单边主义”的嫌疑，就此，他有段精彩的论述：“一个个都以利他向善的行为接力而画出一条漂亮的弧线。以求福祉为目的的社区及生活有点像污染四起的环境之中仅存的绿色地带，它之所以受到赞许，是因为这是‘理想’的旅游休闲之处。作为一种补充的美学，其很容易申请到‘合法’的牌照。但是，这种或许可以称之为单边主义的美学很容易制造的是一个无菌的病房，很像是一个人为了保存体力而长期卧床一样。美德既是幸福的秘诀，又是一种使我们自己在无道德的地方易受攻击的途径。”我也有过疑惑——小说家对笔下人物命运的处理是否太“一厢情愿”？比如《逝者的恩泽》中两个女人的和睦，比如《风月剪》中男女主人公对情感的克制，包括《思无邪》中的肉体相逢，是否有着抽离复杂性，对人性进行提纯处理的简单化倾向？

这疑惑让我想到自己阅读期待的问题。这是现代主义时代。在物质主义的语境里，让我们相信人性中纯洁而美好的一面，要比让我们相信人性中的丑恶，难度大得多。而由于媒体和影像技术的过度发达，人们对丑恶的原谅的尺度也越来越宽泛了。所以，从这一角度出发，鲁敏东坝系列小说能让大部分读者相信并喜爱，作家的“一厢情愿”最后能够有效，其写作技术实在值得肯定和关注。事实上，近十年来不断的写作实践已使鲁敏具有了施战军所说的“隐秘的人文向度和小说家的专业精神”，书写东坝时，她寻得了一种雅致的、清冽的、未免有些文艺的语言来讲述东坝的人事，这种语言风格与当地的水、土地以及美好人事融合，互为表里，成就了一种“彼岸的美好”之效。王彬彬在评论鲁敏小说时也赞扬了她的叙述技术：“这些作品叙述的故事，本身是美丽的。但如果叙述方式不美丽，那故事本身再美丽也不能让人感兴趣。鲁敏用美丽的方式叙述着美丽的故事，才使故事真正显出自身的美丽。”这是她的小说最终让人“信以为真”的最结实理由。

当然，东坝系列小说最终得到诸多的认同和理解，也牵涉在当下文学创作与阅读中的信与不信问题——“相信”是何其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时，它恐怕首先得是作家本人的相信，作家本人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汪政在评《逝者的恩泽》时提到：“只要信，善就是真的。”这个说法很准确。我以为，作为小说家的鲁敏，她对于人文精神的相信与向往正是东坝系列小说变得可信的潜动力，是她的作品最终获得读者认同的重要原因。

是鲁敏创作中精神层面的开阔维度最终使暗疾世界与东坝世界成长为矛盾的统一：她相信人性的美好和精神圣洁，她难得有一腔子对人世的热爱和“温柔体贴”，以及对矛盾的复杂人间世相的包容与理解。因此，对物质性的沉湎迷恋与对精神生活的隐匿向往，现实的委实平庸与理想世界的纯粹美好，对传统生活的致意与对当下现代主义生存方式的凝视——截然不同的系列小说同时出现在一位作家的创作里便也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位青年作家，鲁敏被诸多读者认为值得期待，其作品被认为有气象与光泽的原因就在这里。

2009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