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科道歉了。侯爵夫人和一个仆人说：
“到米开朗琪罗那边去，告诉他说我和托洛梅伊先生在宗教仪式完毕后留在这教堂里，非常凉快；如果他愿耗费若干时间，将使我们十分快慰……但”，她又说，因为她熟知米开朗琪罗的野性，“不要和他说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也在这里”。
在等待仆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谈着用何种方法把米开朗琪罗于他不知不觉中引上绘画的谈话；因为如果他发觉了他们的用意，他会立刻拒绝继续谈话。
“那时静默了一会。有人叩门了。我们大家都恐怕大师不来，既然仆人回来得那么快。但米开朗琪罗那天正在往圣西尔韦斯德罗的路上来，一面和他的学生乌尔比诺在谈哲学。我们的仆人在路上遇到了他把他引来了，这时候便是他站在门口。侯爵夫人站起来和他立谈了长久，以后才请他坐在她和托洛梅伊之间。”
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坐在他旁边；但米开朗琪罗一点也不注意他——这使他大为不快；弗朗西斯科愤愤地说：
“真是，要不使人看见的最可靠的方法，便是直站在这个人的面前。”
米开朗琪罗惊讶起来，望着他，立刻向他道歉，用着谦恭的态度：
“宽恕我，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没有注意到你，因为我一直望着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稍稍停了一下，用一种美妙的艺术，开始和他谈着种种事情；谈话非常婉转幽密，一点也不涉及绘画。竞可说一个人围攻一座防守严固的城，围攻的时候颇为艰难，同时又是用了巧妙的艺术手腕；米开朗琪罗似一个被围的人，孔武有力，提防得很周密，到处设了守垒、吊桥、陷坑。但是侯爵夫人终于把他战败了。实在，没有人能够抵抗她。
“那么，”她说，“应得承认当我们用同样的武器，即策略，去攻袭米开朗琪罗时，我们永远是失败的。托洛梅伊先生，假若要他开不得口，而让我们来说最后一句话，那么，我们应当和他谈讼案，教皇的敕令，或者……绘画。”
这巧妙的转纽把谈锋转到艺术的领土中去了。维多利亚用虔诚的态度去激动米开朗琪罗，他居然自告奋勇地开始讨论虔敬问题了。
“我不大敢向你做这么大的要求，”侯爵夫人答道，“虽然我知道你在一切方面都听从抑强扶弱的救主的教导……因此，认识你的人尊重米开朗琪罗的为人更甚于他的作品，不比那般不认识你的人称颂你的最弱的部分，即你双手做出的作品。但我亦称誉你屡次置身场外，避免我们的无聊的谈话，你并不专画那些向你请求的王公卿相达官贵人，而几乎把你的一生全献给一件伟大的作品。”
米开朗琪罗对于这些恭维的话，谦虚地道谢，乘机表示他厌恶那些多言的人与有闲的人——诸侯或教皇——自以为可把他们的地位压倒一个艺术家，不知尽他的一生还不及完成他的功业。
接着，谈话又转到艺术的最崇高的题材方面去了，侯爵夫人以含有宗教严肃性的态度讨论着。为她，和为米开朗琪罗一样，一件艺术品无异是信心的表现。
“好的画，”米开朗琪罗说，“迫近神而和神结合……它只是神的完美的抄本，神的画笔的阴影，神的音乐，神的旋律……因此，一个画家成为伟大与巧妙的大师还是不够。我想他的生活应当是纯洁的、神圣的，使神明的精神得以统治他的思想……”
这样，他们在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里，在庄严宁静的会话中消磨日子，有时候，朋友们更爱到花园里去，如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所描写的：“坐在石凳上，旁边是喷泉，上面是桂树的荫蔽，墙上都是碧绿的蔓藤。”在那里他们凭眺罗马，全城展开在他们的脚下。
可惜这些美妙的谈话并不能继续长久。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所经受的宗教苦闷把这些谈话突然止了。一五四一年，她离开罗马，去幽闭在奥尔维耶托，继而是维泰尔贝地方的修院中去。
“但她时常离开维泰尔贝回到罗马来，只是为要访问米开朗琪罗。他为她的神明的心地所感动了，她使他的精神获得安慰。他收到她的许多信，都充满着一种圣洁的温柔的爱情，完全像这样一个高贵的心魂所能写的。”
“依了她的意念，他做了一个裸体的基督像，离开了十字架，如果没有两个天使扶掖会倒下地去的样子。圣母坐在十字架下面哭泣着，张开着手臂，举向着天。——为了对于维多利亚的爱情，米开朗琪罗也画了一个十字架上的基督像，不是死的，但是活着，面向他的在天之父喊着‘EIi！Eli！’。肉体并不显得瘫痪的样子，它痉挛着在最后的痛苦中挣扎。”
P116-120
在翡冷翠的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座为米开朗琪罗称为《胜利者》的白石雕像。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覆着鬈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踞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沉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着肩头：身子往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这幅英雄的惶惑之像，这个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在米开朗琪罗全部作品中是永留在工作室中的唯一的作品，以后，达涅尔·特·沃尔泰雷（Daniel de vollterre）想把它安置在米氏墓上——它即是米开朗琪罗自己，是他全生涯的象征。
痛苦是无穷的，它具有种种形式。有时，它是由于物质的凌虐，如灾难、疾病、命运的褊枉、人类的恶意。有时，它即蕴藏在人的内心。在这种情境中的痛苦，是同样的可悯，同样的无可挽救；因为人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求成为他所成为的样子。
米开朗琪罗的痛苦，即是这后一种。他强有力，他生来便是为战斗为征服的人；而且他居然征服了——可是，他不要胜利。他所要的并不在此——真是哈姆莱特式的悲剧呀！富有英雄的天才而没有实现的意志；富有专断的热情，而并无奋激的愿望：这是多么悲痛的矛盾！
人们可不要以为我们在许多别的伟大之外，在此更发现一桩伟大！我们永远不会说是因为一个人太伟大了，世界于他才显得不够。精神的烦闷并非伟大的一种标识。即在一般伟大的人物，缺少生灵与万物之间、生命与生命律令之间的和谐并不算是伟大：却是一桩弱点——为何要隐蔽这弱点呢？最弱的人难道是最不值得人家爱恋吗？——他正是更值得爱恋，因为他对于爱的需求更为迫切。我绝不会造成不可企及的英雄范型。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当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甘言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懦怯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
我在此所要叙述的悲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从生命的核心中发出的，它毫无间歇地侵蚀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毁灭为止。这是巨大的人类中最显著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余年来，我们的西方充塞着他的痛苦与信仰的呼声——这代表便是基督徒。
将来，有一天，在多少世纪的终极——如果我们尘世的事迹还能保存于人类记忆中的话—会有一天，那些生存的人们，对于这个消逝的种族，会倚凭在他们堕落的深渊旁边，好似但丁俯在地狱第八层的火坑之旁那样，充满着惊叹、厌恶与怜悯。 但对于这种又惊又佩又恶又怜的感觉，谁还能比我们感受得更真切呢？因为我们自幼便渗透这些悲痛的情操，便看到最亲爱的人们相斗，我们一向识得这基督教悲观主义的苦涩而又醉人的味道，我们曾在怀疑踌躇的辰光，费了多少力量，才止住自己不致和多少旁人一样堕人虚无的幻象中去。
神呀！永恒的生呀！这是一般在此世无法生存的人们的荫庇！信仰，往往只是对于人生对于前途的不信仰，只是对于自己的不信仰，只是缺乏勇气与欢乐！……啊！信仰！你的苦痛的胜利，是由多少的失败造成的呢！
基督徒们，为了这，我才爱你们，为你们抱憾。我为你们怨叹，我也叹赏你们的悲愁。你们使世界变得凄惨，又把它装点得更美。当你的痛苦消灭的时候，世界将更加枯索了。在这满着卑怯之徒的时代——在苦痛前面发抖，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幸福，而这幸福往往便是别人的灾难——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罗曼·罗兰
米开朗琪罗在致力于领悟古人成就时，也致力于解剖人体，研究人体的结构和运动，这使他成为充分发挥人体表现力的美术家之一。不同于充满深遂智慧之美的达·芬奇艺术，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以力量和气势见长，具有一种雄浑壮伟的英雄精神。或许，他是一位最接近贝多芬境界的美术家。在他的雕塑上，在他的绘画中，一个个巨人般的宏伟形象挺立起来，就连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也都具有刚勇的气概，仿佛是神话中的阿玛宗女子。
代表作品雕像《大卫》（1501-1504），是美术史中最为人们熟悉的不朽杰作，也是最鲜明展示文艺复兴盛期意大利美术特点的作品。在用一块久被弃置的名贵石材雕刻大卫形象时，他真正实现了把生命从石头中释放出来的理想，以精湛的技巧、强烈的信心，雕凿出这尊完美的英雄巨像。
米开朗琪罗拥有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的强大力量。在他之前，佛罗伦萨的艺术天空是沉闷的、缺乏活力的，他的出现如疾风骤雨般吹散了笼罩其上的阴云；在他之后，米开朗琪罗的风格几乎影响了三个世纪的艺术家。《米开朗其罗传》这部传记主要由上编“战斗”、下编“舍弃”和尾声三大部分组成。作者罗曼·罗兰高度赞扬了米开朗琪罗的艺术成就，并对其内心世界进行了剖析，从而将一个平易近人又超凡脱俗，且具有无与伦比艺术天赋和创造力的米开朗琪罗展现在读者面前。
公认的最经典最权威的罗曼·罗兰传记译本，重温大师的时代和激情。
传主是大师，作者是大师、译者也是大师，三个大师在一部作品中相融交汇实属难得！
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其罗传》这部传记里赞扬了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和崇高的忧伤意识，但他同时对这种忧伤表示了同情，与贝多芬的胜利在他心里激起的欢乐和热情是完全不同的。罗兰选择米开朗琪罗，只是为了表现在人类命运中，人们所承受的另一种痛苦典型。这一痛苦典型同样展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同时传达了一种忠告：谁战胜了痛苦，创作出这样的作品，他就是胜利者，但只能算半个胜利者，因为他还战胜不了生活。必须“懂得生活，热爱生活”，这才是崇高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