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鸣著的《郭启宏评传》介绍：郭启宏一直在思考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人，而且启宏把作家本身的诗，跟他个人的剧作与唱词，融会在一块，他把剧中语和诗人本身的创作结合、融汇得特别好。特别在《南唐遗事》当中的一些曲词。大家都对哪些文辞是出自于李煜，哪些是出自于郭启宏，常常会有一些拿不准也就是融为一体的感觉。狂妄地讲，在戏剧研究的很多地方，我未必比师兄知道得少很多；但是对整个中国文化的读解，对中国诗词的天然化用，那我们跟他差的就不是一点距离，他就是比我们长一辈，就是从广东南国潮汕小邹鲁那么一个礼仪之邦出来的文人。他从小就是读书的种子，跟我们这些后学的师弟还是不一样，有文化还是有文化，有修炼还是有修炼，所以他的身上总是透露一种强烈的文学修养、诗词功底、文化印记和历史信息。

钟鸣著的《郭启宏评传》是一部研究当代著名戏剧作家郭启宏先生的专著，它是目前国内成系统的研究郭启宏创作及生平的第一部作品。也是研究当代中国剧坛主流创作群体代表人物的一部奠基之作。该书以时间为纬，以作品为轴，围绕着郭启宏先生自七十年代以来创作的十一部经典戏剧作品，详尽地展开文本与舞台的分析，立图立体地呈现郭启宏先生在话剧、戏曲两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最高成就，所表达的戏剧理想，以及所思考的戏剧哲理。思路清晰、论述深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第一章 饶平风物灵秀斯人

第二章 一脉传承念兹师恩

第三章 听命之作心灵拷问：《向阳商店》

第四章 文人史剧开拓新成：《司马迁》《王安石》

第五章 剧人感受艺人传神：《成兆才》《评剧皇后》

第六章 南唐人物历史风尘：《南唐遗事》

第七章 诗歌精神剧中人生：《李白》《司马相如》

第八章 仓皇路途莫问前程：《知己》

第九章 史传悲喜女性情真：《花蕊》《安蒂公主》

第十章 文学传神文人剧论

结语

附录一 郭启宏创作年谱

附录二 郭启宏戏剧作品研讨会资料

第四节《王安石》的“理念悲剧”

王安石，与司马迁相似，仍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文学上、政治上都有重大的历史活动。京剧《王安石》创作稍晚于《司马迁》，创作于1982年。虽然两剧创作相差不过两三年，可是由《司马迁》到《王安石》，剧作家在创作上有明显的飞跃和提升。思想内蕴、艺术构思及辞章锤炼更胜一筹。比较而言，《司马迁》的矛盾冲突比较单纯，主人公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是非敌即友的关系。即使是像汉武帝这样的千古一帝，也昏昏不明，缺乏英主气象与大度胸怀，反面人物刻画很明显。可是在《王安石》的人物创作中，作者已经不再如此“极端地”刻画人物，而是能够更多地考虑如何还原历史的复杂性、生活的模糊性，以及人物的矛盾性。‘《司马迁》剧是写生活中的变态和极端事件，《王安石》剧更多地代表着生活中的常态和许多令人两难而无可奈何的常规事态。”（《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

《王安石》一剧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人物关系上。历史上，王安石与司马光，同为北宋时代文学名家，同为北宋时代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以其高尚的人格与道德成为当时德高望众的代表人物。可是偏偏两人政治观点相左。一个主张积极变法，国家更治图新以求自强，严行厉施，打击豪强；另一个主张宽柔缓进，改良政略以求稳定，勿扰民勿扰国，避免社会过于动荡。这既是两个人的矛盾，也演变成了北宋政坛上两派政治势力的斗争。而本来应该身为裁判的神宗皇帝却在两位“大家”面前，左顾右盼，往往夹在两派之间来回摇摆无所适从，结果政局往往变得扑朔迷离，人心惶惶。

故事开始时两人私人关系其实很好，尤其是在王安石没有展开政治改革之前，更是青眼相加。全剧序幕为《荐贤》，开宗明义表现的是北宋积弱的大背景下，司马光有感于国家危难，积极荐举欲有所作为的王安石来帮助神宗进行政治改革，他称他“文章超群，有匡时济世之方”，是“神医妙手”。可是随着剧情发展，王安石开始推行自己的政治方略，其用人与具体措施引发了大量的矛盾，造成了政治与社会的大动荡，这让司马光非常不满甚至是失望。两人当庭争辩，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抨击对方的立场，最终势不两立击掌绝交。结尾王安石辞官，司马光复政告终。

虽然全剧表现的政治矛盾对立尖锐、贯穿始终，激进派和保守派双方阵营泾渭分明，但剧作家却能够从统一的角度看对立，从对立当中体现出人物之间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既互相欣赏又互相对峙；既互相合作又互相攻击。既以挽救对方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又以国家前途为自己的终极目标；既有不可调和的立场观点，又有彼此一致的人格表现与政治操守。这种充满了二律背反的矛盾关系确实与过去大量的以总结历史经验臧否历史人物为己任的历史剧相去甚远。显然这与郭启宏八十年代汲汲寻求的新历史剧美学有着重要的关系，这是一种新的美学趣味。

《中国当代戏曲文学史》中如此评述此剧对于主人公关系的表现：

妙就妙在这对政界敌人同时又始终两情眷眷，相与扶持，这就见出了悲剧情势的复杂性和生活本义的多极性。……这两贤上下沉浮几胜几负，而深情不改，友谊更坚，各自为对方的身体乃至安危深为挂怀。司马光挂冠退政时，是王安石前来劝他出山；王安石退位时，对“明君”神宗和“故人”司马光也道不尽万千珍重……理与情、情与义、爱与恨、恨与恩，都在这对大文豪、大政治家之间反复渗透，再三纠缠，这就使本剧真正具备了大悲剧的品位。

王安石与司马迁的这样一种悲剧关系，与里格尔悲剧美学的要求不谋而合。里格尔认为最理想的悲剧冲突应该是冲突的两方都应是主动、合理的，或者是一方主动、一方合理的，先天和盲目不能导致深刻。深刻的冲突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情况，即并非是当事人的行动本身直接引起冲突，而是当这种行动和有着特定关系的情境交和在一起时。余秋雨在《戏剧理论史稿》中对黑格尔悲剧理论有过这样的概括，即“悲剧性冲突的特征可以用这样三句话来归纳：双方都有理由；双方都有罪过；最后归于和解。”“对自己的罪行负责正是伟大人物的光荣。”这种冲突的悲剧性和崇高性也就在这里。既有罪又无罪，既“坚持善良的意志”又有“性格的片面性”，这才是黑格尔心目中理想的悲剧人物。

黑格尔的“理念悲剧观”认为，悲剧的造成是永恒的绝对理念分裂，它造成了矛盾冲突双方各持一种片面性的局面，双方同时坚持这种片面性便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悲剧性的毁灭。可是毁灭并不意味着沉沦，而是代表着绝对理念的胜利，因为两种片面性的冲突最终将使人们获得它们必将融合的悲剧体验。在《王安石》的创作手记中，并没有提到作者是否将黑格尔悲剧美学作为自己进行历史剧创新时的哲学或美学参考。但是，仔细分析《王安石》剧中人物性格及矛盾冲突的设计方式，确实与黑格尔的悲剧理念有着高度的契合。P52－54

吴门王门一大家

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副主任钟鸣的新著《儒冠意气，史剧文心——郭启宏评传》历经寒暑，数易其稿，终于写成付梓，这正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剧坛佳话。

早在2012年，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市剧协就为郭启宏的剧作开过专题研讨会。当时我在会议上说，这样的盛会，不仅应该是北京市主持召开，最好中国戏剧家协会也来牵头，我们中国戏曲学院也可以参与，几家一起做，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影响也会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对于中国戏曲剧作家而言，好的作家实在太少，而像郭启宏这样的戏曲方家，更是国宝级的大文化人。对于这些大家，我们怎么关注、怎么阐扬都不为过。

我觉得郭启宏他不仅仅是北京的骄傲，还是中国剧坛乃至世界剧坛上不容忽视的一种骄傲或者是荣誉，他不仅仅属于北京，还是属于中国和世界的一位杰出的戏剧作家。

这些年与海外友人交往，他们说国际上常常有一种误解，说中国人是人类中最不知疲倦的一种动物，他们只知道工作，只知道赚钱，不知道享受，不知道生活当中除了赚钱之外的其他追求或者说是生命乐趣。尽管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去了，可是对于没有信仰与宗教、没有浪漫与追求、漠视文化与戏剧的民族而言，也没有多大的幸福感可言。

危言耸听，危言难听，但是危言可以启发我们深思。我觉得郭启宏的一系列文人戏剧，写中国历史上那些锦心绣口却又命运坎坷、金枝玉叶却又九死一生的才人，描摹他们具备真性情、拥有真爱情、有着真追求、受过真磨难的人生景观，这是中国民族生命交响曲中，最富于奇情异彩、最具备浪漫情怀的乐章。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诗词大国的子民，才焕发出充沛的才情，奏响了诗歌的乐章，才使得今天的我们，还在经济大潮中仍然拥有那么多戏剧的景观，文学的骄傲，还有追梦的情怀。

从此意义上言，郭启宏在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层面、艺术情怀和审美格局在描容写心，立此存照。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创作与呈现，审美情趣上的怀旧与贴近，是对芸芸众生中民族精神的一种引领，更是敲响了一连串文化景观、艺术情怀的悠扬钟声。这也是作为中国近代戏剧学术文化承传过程中，最具盛名的一个学术大家族在创作方面最有影响的一泓清泉。

先谈家门渊源。郭启宏是我们“吴门”也即以吴梅先生为祖师爷的学术文化大家族中的一员。吴梅先生从1917年开始，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多所高校讲授词曲课，所以天下治词曲者而且有贡献者，率多出自吴门。唐圭璋、任二北、钱南扬等一系列词曲大家，以及启宏与我的共同的老师王季思先生，皆出自吴梅先生的桃李门墙。

我在回顾这一堪称华丽的学术文化大家族的时候，并没有说在吴梅这个学术教育大家族之外就没有研究词曲与戏剧的诸多专家，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一些学术文化大家族是值得骄傲、值得珍视的。就像研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学术文化赖传承，传承的渊源岂能或忘？

吴梅先生有三个方面的成就，一个是教育，他是近代中国培养从事词曲教学与研究人员最多的教育大家。第二是词曲创作，吴梅先生的昆曲剧本，在传奇创作领域内不可忽视，而且这些作品到现在还有其生命力。第三，吴梅先生有理论，他的曲学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在从吴梅到王季思的学术大家族里，写戏曲作品写得最好的，还是郭启宏师兄。在这个大家族里写剧本的不止他一个，至少有过十位以上比较专门的编剧。但是吴门与王门弟子当中，真正做编剧做得好的，可能算得上是北京戏曲界乃至中国戏曲界最值得骄傲的大家之一，到目前为止，我数了数可能就只有郭启宏一人。在其他同门暂时还没有取得很高端的成绩的情况下，郭启宏无疑是吴门弟子当中从事编剧工作业绩最好的一位编剧。

吴梅之门和王起之门都象征着中国戏剧文化创作与研究的崇山峻岭。这一学术与创作门派的高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代表中国戏曲创作与研究的高度。在今天的中国剧作家中，尽管大家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和不同的成就呈现，但是就文化创造的立意旨归而言，就文采辞章的奇观异彩而言，就接续历代中华戏曲精品的精神气韵、无边风月的绮丽才情而言，郭启宏始终都处于首屈一指的海拔高度上。

当年吴梅先生教学生的时候，经常带着学生出去，出去之后先游山玩水，结束以后写散曲。比方到秦淮河泛舟之后，学生必须交一篇散曲作业，有一些散曲还留到今天。所以其弟子王季思先生在世的时候，诗词曲都写得很好，他的词曲也代表着当代中国词曲创作的学术高度。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会长与顾问之一，岭南的许多方家，甚至包括省市领导在内，每年初一都要来拜访王先生，一是求词曲，而是把自己的诗词曲作品带过来，请老先生润色、斧正。

当然郭启宏的好处，绝对不仅仅体现在修辞和文采上，我还是更多地同意资深文化大家张和平先生的说法，在郭启宏的作品中，体现出整个中国戏剧、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气韵。

最后还要说一句，启宏师兄说，人退休了，也累了，要寻找自由开车、自在喝酒的那种感觉。我想开车也好，喝酒也好，都符合启宏兄的性格，也是一种有益的生态与生活方式。但是在北京开车，那是绝不能纵横驰骋的，因为马路太堵了。我也不建议师兄过多地喝酒，他的健康情况不允许。作为郭启宏，他应该为北京剧坛和中国剧坛做更多贡献，不仅仅要写更多的佳作，还要为北京、中国培养出更多新的剧作家，这个才是他的使命和归属之所在。  所以我希望启宏兄在今后的时间里，如果行有余力，要更多地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戏曲、话剧的创作上，尤其放在对新一代剧作家的培养上。这样，他自己打通戏曲、话剧、电视剧和杂文写作的成就，才可以更大程度上地惠及后人。如果启宏兄不仅仅自己写剧，也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培养更多的新编剧上，就能够把自己的编剧事业薪火相传，一代代弘扬光大下去，这也是作为吴梅再传弟子和王季思嫡传弟子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钟鸣博士带着几位同学，这几年一直在酝酿写作郭启宏的传记。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初步完成，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重要的学术贡献。看看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如何转型为一位举世知名的大剧作家，如何发展成为一位为民族形象体系和国家文化面貌描容写心、挥洒才情的自觉的文学大家。以郭启宏为代表的这一批文学家与艺术家，正在自觉不自觉地为全民族的形象体系和国家的文化面貌做描摹，我觉得这是一项事关千秋万代民族标志与文化追求的大工程，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大事业。

因此，为郭启宏等艺术名家人写传记，就是在为中华民族汪洋恣肆的文化海洋在扬波弄潮，为我们的悠久文明在建树新的文化标杆和精神高度。所以我们乐见其成，拭目以待，万千憧憬，开卷有益啊。

是为序。

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

写于中国戏曲学院摘星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