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逆袭登上帝国首辅的权谋与智慧！现在传记大师朱东润实力巨作，全新修订版！

《张居正大传(全新修订典藏版)》穷尽现存史料，全新解读，完整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的高深智慧！

政治生活、职场斗争的绝佳样板，为官从政、为人处世必读，在险恶官场实现人生抱负的精英成长经历！

张居正出身寒微，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举人。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从此踏入仕途。此后三十余年间，张居正如同一只冷静的豹子，官场失意时蛰伏忍耐、锻炼心智，一有转变，就运用其胆略和魄力，精准地抓住每一次晋升的机会，最终登上权力的巅峰。

1564年，他经由老师阶的推荐，成为裕王的侍读，而后裕王继位，是为穆宗，张居正的权势随之提升，进入内阁，成为文渊阁大学士。后来穆宗去世，年仅十岁的神宗登基。帝王年幼，无法处理朝政，彼时，高拱一人控制了内阁大权。于是，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张居正由此成为大明首辅，位极人臣，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他发展经济，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他整顿吏治，考核各级官员，使朝廷政策畅通无阻；他平定叛乱，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边关。他以一己之力让摇摇欲坠的明朝重现生机。

翻开这本朱东润著的《张居正大传（全新修订典藏版）》，领略张居正成才成名、待人处事、为官用人的高深谋略与智慧！

序言

第一章 “荆州张秀才”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三章 休假三年

第四章 再投入政治旋涡

第五章 内阁中的混斗(上)

第六章 内阁中的混斗(下)

第七章 大政变

第八章 初步的建设(上)

第九章 初步的建设f下)

第十章 第一次打击以后

第十一章 从夺情到归葬

第十二章 元老的成功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第十四章 尾 声

附录

 隆庆、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

 张氏世系表

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

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人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他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会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二岁，但是皇帝的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消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仔，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统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他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的权力是相当的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的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内阁的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的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的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时常分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是论资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便只能退任次辅；首辅、次辅职权的分限，一切没有明文规定，只有习惯，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时常会有不断的斗争；政治的波涛，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次辅因为觊觎首辅的大权，便要攻击首辅，首辅因为感受到次辅的威胁，也要驱逐次辅；同时因为维持内阁的尊严，所以他们的斗争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又因为内阁阁员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斗争的第一步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而此种斗争的后面常常潜伏着诬蔑、谗毁，甚至杀机。这样的政争，永远是充满血腥的，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

嘉靖二十六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嘉靖二十三年以后，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但是因为嘉靖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资格较深的人物，所以退为次辅。夏言贵溪人，严嵩分宜人，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严嵩便是一味的柔顺。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时候，自己戴着香叶冠，一时高兴，制了几顶香叶冠，分赐大臣。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夏言竞没有戴，世宗问起来，他只说大臣朝天子用不着道士的衣冠。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泪水像雨一样地落下，说夏言欺负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以后便是严嵩的专权，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内阁以后，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夏言只是坐着，把他们当奴才看待；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数长数短地问着，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因为写在青纸上，当时称为青词——便吩咐夏言、严嵩拟上来，夏言只是潦草塞责，严嵩便聚精会神，把他的文学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这是夏言、严嵩在阁内的第二次斗争，但是这次夏言的失败，却失败在内阁之外。

P24-26

二十余年以前，读到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做切实的研讨，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

宗旨既经决定，开始研读。除了中国作品以外，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我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在传记理论方面，我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洛亚的《传记综论》。当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

在这几年以内，陆续写成的《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只能写定一些纲领，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

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总算勉强有些认识，但是认识过去，当然不是开导将来。佛家所谓“阅尽他宝，终非己分”，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专靠称扬古人，叙述故籍，其结果只落得“阅尽他宝”，谈不上是继往开来的工作。一般文学如此，传记文学也是如此，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这是一个尝试，成功固然很好，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实际也是一种成功。自己对于失败，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

写作的目标决定，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文学是整个的，在近代的中国，传记文学的意识，也许不免落后，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乃至比较好的作品，如朱熹的《张魏公行状》、黄斡的《朱子行状》的时代也过去了，横在我们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要认识、要了解、要欣赏，但是我们绝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纵使有入主张，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不能想象的谬论。

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我们究竟采取哪一种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一部《约翰逊博士传》成为家传户诵的文章。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和他的许多朋友，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讨论政治，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约翰逊笑也有、骂也有，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蹑手蹑脚，更引起哄堂的狂欢。这是生活，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开“现代传记文学”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作者描写女王的生平。我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从梅尔朋到格兰斯顿和迪斯累利。这里有英国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势。但是，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作者没有冗长的引证，没有烦琐的考订。假如我们甘冒比拟不伦的危险，我们不妨说《女王传》很有《史记》那几篇名著的丰神。这一部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其实不是偶然的事。但是1943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提倡这一类著作的时期。英国人有那种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近世以来那种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莱斯顿传》便是数十万字，一部《迪斯累利传》便是一百几十万字，他们的基础坚固，任何的记载都要有来历，任何的推论都要有根据。在这个情形之下，斯特拉哲排除一切繁重的论证，探赜钩玄，当然立刻使入耳目一新，夺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筑在那个坚固的基础上面。尽管有许多人称道这个写法，但是依我的愚见，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决定不能写成那样的名著。中国人模仿他的写法，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似小说不是小说，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坛，转变的次数不在少处，但是还没有养成谨严的风气。称道斯特拉哲的人虽多，谁能记得这薄薄的一册曾经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仲弓说过：“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朱熹《集注》：“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冶疏矣，而所行又简，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这是说的是政治，怛是同样也适用于文学，没有经过谨严的阶段，不能谈到简易；本来已经简易了，再提倡简易，岂不失之太简而无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但是1943年的中国，不是提倡这种做法的时代和地点。

……

这本书的大体计划是在1941年决定的。次年春间，写成《八代传记文学述论》。今年春间，重行写定《中国文学去击评史大纲》，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过第四种、第五种。在这几年之中，一切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这本书上，实际着笔是从今年1月3日开始，8月6日终了，是为师友琅邪馆撰述第六种。

也许有人看到大传的名称，感觉一点诧异。传记文学里用这两个字，委实是一个创举。“大传”本来是经学中的一个名称，尚书有《尚书大传》，《礼记》也有大传，但是在史传里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不过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的史学发源于经学，一百三十篇的《史记》只是模仿《春秋》的作品：十二本纪模仿十二公，七十列传模仿公羊、毂梁。“传”的原义，有注的意思，所以《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人物加以应有的注释。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名称，那么在传记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大传”，似乎也不算是破例。

几年以来的心力，所成就的只是这本很平常的著作，自己的学力仅仅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无可如何的事。我的希望，本来只是供给一般人一个参考知道西方的传记文学是怎样写法，怎样可以介绍到中国。我只打开园门，使大众认识里面是怎样的园地，以后游览的人多了，栽培花木的也有，修拾园亭的也有，只要园地逐日繁荣，即使打开园门的人被忘却了，他也应当庆幸这一番工作不是没有意义。《法显行传》记法显经过沙河的一节：“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一个茫无边际的境界，我们唯有踏着前人的足迹，作为自己前进的路线。前人对于我们所尽的责任正是我们对于后人所有的义务。无论成功或失败，现在的努力对于后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

我应当趁这个机会，对于远方的两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余年的生活养成我不事家人生产的习惯。我独自漂流异地，难得在寒暑假中回去一次。对日作战以后，我从越南入国，绕到抗战的大后方，从此没有看到故里。家事的处分，儿女的教养，以及环境的应付，一向我不过问，现在更落在一个人的肩上。我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听到居功。尤其在故乡沦陷以后，地方的情形更坏，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天涯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但是我始终没有听到怨恨和愁诉。正因为有人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家庭，我才能把整个的心力对付工作。我自己的成就只有这一点点，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撰述的时候，不能忘怀数千里以外的深闺。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就之中，这是和我共同工作的伴侣。

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现正在作一次国外的旅行。我们的认识远在三十余年以前。我们曾经共同受过小学教师的训导，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之后，在同事十余年之中，又共同欣赏过东湖的初月，乐山的暮钟。在我们同事的中间，他的著作我都曾经看过，我的作品也没有一本不曾经过他的商定。这本书写成的时候，他不及看到，但是最初的计划，曾经和他讨论。从他那里，我得到不少的鼓励，不少的协助；但是以前因为时常见面的关系，没有感觉致谢的必要。现在我得告诉他，万里波涛的重洋，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

努力啊，我愿有更好的成就，报答一般友好的关切。

朱东润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

1943年8月6日

明代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著名学者、晚清改革闯将梁启超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诸葛亮的处境比他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

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著名历史学家、《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的手段，夺取了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网络超人气作家当年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