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之魂》的作者土屋公献作为亲身奔赴战场的一名日本人，而且又是一名律师，决心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前，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解决“战争善后事业”之中。作者在第一部里讲述自己的战争体验及学生时代；第二部陈述其投身的律师事业及司法之使命；第三部是战后补偿问题及其纠葛。

土屋公献是日本著名律师，曾于1943年以学生身份加入过日本海军。《律师之魂》作为其自传，体现了他作为战争亲历者，特别是作为侵略方的战争参与者对战争的反省。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土屋公献在战争中的经历和战后的学生生活；第二部分描述他的律师生涯及他所认识的司法之使命；第三部分讲述他直接参与的战争受害赔偿诉讼，包括“从军慰安妇”、731部队细菌战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诉讼等。土屋公献认为，“律师之魂”就是“维护人权和社会正义”，他以自己的实践履行着“律师之魂”。

绪言

第一部 懂得战争的悲惨与荒谬的一代

 第一章 把生命托付给了战场的青春

 第二章 重新回到学生时代激荡时代的斗争

 第三章 人生转机结婚与通过司法考试

第二部 律师人生

 第四章 身为市民派律师的自豪感

 第五章 坚持司法独立

 第六章 为什么必须实行律师自治制度

 第七章 沉默是大罪

第三部 我与战后赔偿的斗争

 第八章 为了解决“慰安妇”问题

 第九章 731部队细菌战审判

 第十章 重庆大轰炸受害诉讼的意义与最高法院四·二七判决

结语

附 土屋公献反战之歌

战争后期，当局废止了对学徒的延期征兵制度。在此之前，实行对学生延缓征兵的特殊照顾。实际上，同为学生也有不同，文科学生到了20岁就得应征入伍，理科学生则不必入伍。因为理科学生可以直接为战争服务，如医科学生可以当军医，工科学生可以制造武器弹药，因此理科学生就可以不去当兵了。而且，文科学生被认为有些轻狂、懒惰，其中还有人批判战争，因此文科学生不断被送入军队。

1943年，日本已经出现明显的战败征兆。我入伍时的想法是，为了保卫日本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应该上前线，自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熟悉世界史的人应该知道，在那时的日本，即使在学生当中，也有一些人知道日本所发动的战争的愚蠢，对战争进行尖锐的批评。但是，很不幸这些人也作为学徒出阵的成员被送进了军队。他们在军队里十分懊悔、苦恼，可又不得不服从军令，许多人就是在懊悔和苦恼中死去了。

我那时的想法是比较单纯的，只是想强壮的年轻人应该站到前面，庇护后方的老幼病残者，没有什么更深刻的思想。我也曾想过，战争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只能做自己能做的，这是我学徒出阵时的心态。

所以，那时的我对战争没有强烈的质疑，也没有什么烦恼，大不了拼上一条命就是了，什么时候战死也就一了百了了。就这样，从一开始，我就怀着不能生还的念头，心想反正是一个死，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什么烦恼了。

在我面前有两种选择，海军或陆军，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就被陆军招去。我考虑还是海军好一些，就加入了海军。我意识到投身战争结果就是一个死字，但加入陆军恐怕战死后会尸落荒野，而海军则可以与军舰同殉，成为鱼饵。我那时还是经过挺认真的考虑之后加入了海军。

12月，我进入横须贺的武山海兵111当海军二等兵，接受了一个半月的水兵基础训练。我所在队有120人，分8个班，每班15人，由下士官教练负责训练，十分严格。因为我们这些人训练结束后就会晋级为预备生徒，比下士官的军衔还高，所以，遇上好的下士官还好，遇上恶劣的下士官，我们这些二等兵就要受欺负。

上等兵军曹K就是这样的人，不让人吃饭是他的惩罚手段，很是缺德。有一天晚饭吃炖牛肉，学徒们用大碗盛牛肉，小碗盛米饭，小碟装咸菜。可是，K却命令我们“一分钟内吃完”。牛肉很热，我只能吃一口牛肉再吃一口米饭，连1／3都没有吃完哨子就响了起来，K吼着：“停止吃饭！剩下的全部放下！”这时我才发现会想办法的人把牛肉拌在米饭里吃，真后悔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吃法。结果，没有吃完的人只好眼巴巴地搁下了筷子。那时，大家都是处于非常饥饿的状态，有饭却没能填饱肚子怨恨会更大，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出于性格原因，我有时与上级长官也要争个高低。长官命令“这样做！”我认为不对就会抗议或者争辩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应该那样做”。所以我经常被K用擦拭步枪的探条殴打，而且他专打头部，发出砰砰的响声，有时我被打得头破血流，至今头部还有一个大疙瘩。

有一次家属会面时，正是被K殴打的第二天，我特意戴着水兵帽，可是不知什么时候把帽子摘了下来，父亲看见我头上的疙瘩和血斑，就问：“这是怎么啦？”我告诉父亲是长官打的，父亲很生气，表示要和部队说道说道。我说：“算了，要是去说，你走后我更要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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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始了由政府间达成共识的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了突破由于历史问题给两国关系造成的障碍。

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至今仍存在一些重要的障碍。历史问题，主要是历史认识问题，则是最敏感和关键的障碍之一。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间有着两千多年交往的历史，其中以友好往来为主流。虽然这种友好往来拉近了中日两国间的距离，但近代以来由于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那样的不幸，两国间的距离又开始拉大。当然，战争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问题是在冷战开始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一些人同战前一样把战争定位在“自卫战争”及“亚洲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上，用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掀起了战后为侵略战争历史翻案的浪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历史翻案浪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一历史翻案浪潮甚至得到一些日本政治家的支持与纵容，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伤害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这是造成中日两国间历史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以至于影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过，战后60多年来，中日关系中还存在另一个侧面，那就是致力于和平与发展，消除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为谋求两国关系的和平友好与发展，为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为解决历史问题，两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等政治文件，就是两国政治家付出艰辛努力的结果，也是对历史问题进行理智思考的结果。这一结果通过现在中日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得到了充分肯定，是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认真反省和谢罪的日本进步力量一直在努力。战后初期，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主张从政治上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并进行反省，并为此开展了十分活跃的左翼大众运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以军人为中心的国家及军队指导者进行了强烈批评，反省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缺乏反对勇气迎合战争的态度，提出了“悔恨的共同体”概念。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反对美国对越南战争的社会思潮又促使日本年青一代思考日本对中国战争的侵略性与加害性。从8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针对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的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具有正义感和历史反省精神的日本人更没有停止思考与斗争。无论从政治的立场，还是从宗教的立场、市民主义的立场及女权主义的立场，都存在对日本战争加害责任进行追究的思考与活动。这是促进中日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积极因素。

对前一种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我们要毫不妥协地表明不允许对侵略战争的历史进行翻案的立场，因为这是与战争历史相关联的斗争层面的问题。当然，我们强调牢记历史的目的绝不是在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让中日两国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对日本社会思考与反省侵略战争历史的活动，则应当充分肯定其对日本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不同层面产生的影响，不过，由于不同的立场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程度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其内部有时还有十分激烈的争论，把握其整体情况并不容易。历史认识是一个复杂问题，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部，涉及地域、利益、感情等诸多因素，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差异；而在对战争被害与加害具有完全不同体验的两个国家的人民之间，历史认识的差异可能就更大。无论从政府间还是民众层面思考历史认识问题，都需要我们冷静看待不同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对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多元化的状况，对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同的社会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我们需要全面完整地了解，只有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才能推动共同历史研究的进展。

我们在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近代中日两国各自都走过一段相当曲折的道路，深入了解对方对历史和现在的认识，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如果说直至近代初期，中日两国间还可以通过“笔谈”“览其名胜，阅其形势，询其民物，溯其肇始，悉其沿革”，甚至一起吟诗作歌、相互唱和的话，那么，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日之间仅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则已经不可能了。特别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这种原始的交流很难实现深层的沟通。这是因为，近代的中日两国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走了不同的道路，语言文字都有“异化”的过程。面对这一现实，为了了解战后日本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多元化状况，我们一定要潜下心来，深入研究对方。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中日历史研究领域里，通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建立一个相互了解进而达到相互理解的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的民间与政府间在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乃至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方面的积极努力，取得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成功经验。欧洲的经验证明：开展共同的历史研究与创造良好的国际政治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当然，欧洲的实践已经进行了数十年，而东亚的实践现在刚刚开始，任务将非常艰巨。我们希望以中日共同进行历史研究为契机，通过历史学者的共同努力，特别是通过这一套丛书来逐步消除误解，深化相互理解，缩小历史认识上的差异，为发展两国关系创造有利的环境，将东亚的历史经验贡献于世界。让我们为实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

200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