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等领域均有极高建树。《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详细记述作者吴琦幸跟随王先生攻读博士的问学过程、交往经历以及王元化的生平思想，80年代中期以降的学术发展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化史价值。

王元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上开辟新路，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作者吴琦幸师从先生攻读古典文艺理论博士，对先生的学术生涯了解较深。他与病榻上的先生进行了录音访谈，也是希望对其学术人生做一份记录和总结。前后约有十多天，话题围绕着先生的一生遭遇、对人生和人的认识、治学经历、三次反思及对当前学术学风的看法展开。

序一 元化先生的意义 林毓生

序二 元化先生二三事 钱伯城

序三 “学术独立也是人格独立” 林其锬

前言 吴琦幸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1989年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王元化生平学术年表

后记 吴琦幸

先生听完之后说，一个地区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教育，或多或少都会有影响。虽然他们还是黄皮肤黑头发，一百年下来，也就西化了。以前鲁迅在文章中说到的一种西崽相，就是形容旧上海外国洋行中的中国职员。为了饭碗，不要一百年，只要十年二十年就会染得这种习气的。

我想起鲁迅刻画的西崽相：“（他们）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随后谈起读了先生发表的《理论建设与观念更新》一文的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对我的启发很大，基调是解放思想。该文对于列宁的有关哲学上的两条路线问题提出了批评，并且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需要发展的。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敢于独立思考的话，是无法提出这些问题的。上次在深圳听你谈斗争哲学的问题，似乎跟此文有关。

王先生说，这篇文章我已经思考很久了。从当年隔离的时候就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感觉到从马克思到列宁之间的思想是有不同的。最近几年又读了这本书，更加深了认识。

先生说，哲学是一种学术，持有不同观点并不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探讨世界的规律和思想观念的形成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并不应该将异于我的观念就视之为敌对的、错误的。思想、观点都是可以商榷的。等到把这种思想问题概括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时，思想就会被禁锢住，甚至定于一尊，无法达到“百家争鸣”的局面。后果是中国的理论界三十多年来不敢冲破这种禁锢去思考，不敢谈相对立的观点。例如美学的争论，哲学的争论，都无法进行下去。说唯物主义一定是绝对正确的，唯心主义绝对是错误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列宁自己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其中的一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黑格尔等人，都是唯心主义者，他的说法就有矛盾了。

以前我们常常谈到整个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史，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提到过，这是列宁的发明。倘使整个哲学史都必须以唯物唯心来划线，那就势必会引出这样一个结论，从古到今凡唯物主义都是进步的，唯心主义都是落后的或者反动的。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都是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也只是半截唯物主义者。实际E，在当时的唯物主义，恩格斯说过，已经是江河日下，沦为叫卖小贩。当时的唯物主义有布洛赫、伏格特、弗莱肖特这些人不会比唯心主义更高明。由于列宁这种影响，过去的理论研究把一切的现象强行纳入唯物唯心两条路线斗争，凡是需要肯定的历史人物，就是唯物的，凡是反动的，必定是唯心的。“文革”中的肯定法家，贬低儒家，最后法家都是唯物的，儒家都是唯心的。

我说，那么这种路线斗争的讲法是一种实用主义。

先生的文章中说，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立竿见影，不重视理论的基础建设，抓到一句话就把对方全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文革”中提毛泽东思想是顶峰之类，就是把思想看成一成不变的，没有发展的。例如现在提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项基本原理，但这也是发展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本人并没有这样提过。今天我们的经济工作都不能违背它了，不可能退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中去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

我说，《人民日报》能够转载你这篇大胆的解放思想的文章，说明现在处于比较开放的阶段。如果在“文革”年代呢，你的这篇文章就是“大毒草”。

先生说，我们从“文革”之后，就接受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凡可以为我所用的东西，就拿过来使用，而不去考虑上下文和整个思想体系。那个时候提倡所谓的做什么学什么，立竿见影，还有什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任何思想问题，都归之为立场，归之为阶级斗争。斗争不是万灵的，理论是需要多思考的，不是在一面倒的情况下会产生正确的观点的，也不能人云亦云，顺从时代的潮流。理论不能用实用的方式，而是要加强基本功，通读马克思的原著。有的时候，理论的功效往往不是直接的短期的，“文革”中用语录来打语录仗是最突出的实用主义例子。理论只要提出新的看法，只要揭示了某种真相或真理，终会造福人类社会。所以不能压制新的观念，不能用棍子打死新观念新看法，即便是与主流相抵触的观念和看法，也需要并存。

我说，我最不会的是理论的阐发，只会做实实在在的考证研究。最近北京《走向未来》杂志编委会来信，说对我发表的《文化人类学与传统文化》一文很有兴趣，邀请我去开会，希望我就这方面写一本书。但是我也谈不出多少理论来。只知道文化人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了解并举一些文化人类学的比较方法。

P60－62

元化先生的意义

林毓生

元化先生的逝世，我的内心感到极为悲痛。十七年前我们初次见面，发现彼此性格，十分类似；因此，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挚友。

他待我至厚，邀我到上海时，务必和他见面。我和我的夫人祖锦，每次有机会来上海，一定去看望他，并曾两度同游杭州，这是我们最为温馨的记忆。今年年初，我到香港讲学，行装甫卸，即来上海瑞金医院，看望在病中的元化先生。当时，一位热心的朋友教他的助理放一个小小的录音机在元化先生的床头，我们和往常一样自由地交谈，并不觉得任何拘束。后来，根据录音记录，我们分别对于自己的谈话内容做了文字上的润饰，表达的思想并无更动。本来我和祖锦已经安排行程，预定在6月12日再来上海看望他。没想到那次会面却成了我们最后的聚谈，留下来的那份记录，弥足珍惜。

元化先生一生努力与奋斗的意义，正如他的最后谈话记录所显示的那样，是根据理性所蕴涵的自由与责任来探讨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路。这也是上海地下党文委其他成员，孙冶方、顾准，所指出的道路。中国现代史的狂潮，恰恰与这样的主张相驳逆，这是中国现代史的坎坷与他们生命中的坎坷的主因。

面对未来，我们的责任则是，在先贤所指出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下去！

《王元化谈话录》是我1986年跟随王元化先生攻读博士生之后到他去世之前所做的谈话录。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未必非常详细，但却记下了彼时彼地的人与事，思与想。在1986年到1989年从学先生期间，断断续续地录下了他的讲课、讲话。有时候记下的是概要，回到家中重新整理。今次为了完成这部谈话录，找出了二十多年前的日记和学习笔记，并且参考了先生给我的信件和著述。自然对材料作了取舍，并非日记全部。2007年7月在瑞金医院中与先生对谈时，则做了录音和笔记。当时先生病情已经不容乐观，虽然我们都瞒着他，但是他的悟性早就告诉了他时间不多了。他考虑到了自己不久人世，于是，他希望我多花点时间跟他促膝漫谈，整理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谈话录。王先生著述丰富，他的三次反思及一生重要文章，最后融汇成《王元化集》十卷。为什么还要跟我做这样一次谈话，我认为是他临终之年对自己的一生有了新的思考，要用他自己的语言来对三次反思进行归纳。故而他这次谈话的风格是提纲挈领的漫谈，特点是无话不谈，从理论、人情、学风、考证、到历史事件，清晰地画出他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他关于胡风集团的真实看法，也有他对于第三次反思的高屋建瓴式的俯瞰，更有他对于当今学风和学术脉络的精彩分析。遵照他的要求，我没有采用完全对答的方式，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思考，与他对谈，并写下了我的心情和理解。最后两年谈话部分曾以《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出版。今次出版则包含了1986年到2008年的谈话全本。我希望这次完成了先生交给我的最后任务，也是我写的最长的一篇读书报告。

王先生生前最欣赏林毓生先生的“比慢”一说，多少年来我们在接受传统文化或者西方文化时都有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比慢就是要静下心来做一些实质的工作。我也常用这种精神来做这个谈话录。当然比慢并不是比懒，而是一种追求精益求精、摒弃急功近利的治学态度。这是有区别的。我不知道我做到了没有，现在稿子变成了书，就是由读者来评价了。

整理过程中，我又一次地深切感到，王元化和他所代表的一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远离我们。那是怎么样的一代人呢？那就是“五四”以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献身中国现代左翼运动的知识分子，在此后的磨难和坎坷中，始终没有放弃年轻时代的信念，并将之灌注到人生中。王元化是其中最具有反思精神同时也是思想深刻性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一生代表了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心路，从理想、激情、革命到历经建国后的种种坎坷、整肃、平反、重回岗位，最后反思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他们这一代人理想远大，信心十足，对于中国的未来抱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乐观情绪，相信将来一定会是人人都有尊严、思想自由、公平公正的理想世界，“英特耐雄纳尔一定会实现”。王元化青年时代崇拜19世纪欧洲文学作品，尤其喜好20世纪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个性激扬、充满理想和战斗精神，晚年读写俱废时还让助手重新读了该书部分章节，他说又有了新的体会。正是这种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鼓舞着青年王元化走向人生的尽头。很多人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变老，思想也变老。唯有王元化，咬定青山不放松，人书俱老笔愈健。到了临终前，则更上层楼，思想意境扩展到关心着整个人类的命运，他的精神已经升华。

今年是王元化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纪念，我愿将此书作为纪念之一。在我写作本书之前，获得王元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到母校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学活动，并就晚年谈话录的内容与师友们探讨，感慨良多。据我所知，研究和传播元化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近年来不断在各种专业性的杂志和刊物上出现，受到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先生逝后，学生弟子和研究者均以不同方式来纪念和继承先生之学术思想，在各自领域中做出应尽的贡献，使王元化学术思想得到更多的知识人所了解并继承光大，这是值得欣慰的。先生生前并不寂寞，从现在来看，他身后也不寂寞，他曾经希望有更多的后来者将他生前开启的一些课题持续地进行下去，这个愿望正在实现中。

自《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出版之后，不少王元化先生的生前友好和同道者对此书予以关注，除来信给我鼓励之外，还撰写书评，在各种刊物杂志和网上发表，笔者对所有出于真诚探讨的评论者深怀感激。令人感动的是王元化先生的挚友钱伯城先生，年过九十高龄，读了拙作，写出非常有分量的书评，在《东方早报·书评版》发表，令我获益良多，在此特别致谢。另向林毓生宋祖锦老师伉俪、夏中义、蓝云、胡晓明、陆晓光、阚宁辉、王兴康、王为松、陈丹燕、陈建华等诸位致谢。向提供检索资料和研究计划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美中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大王元化研究中心谨致谢忱。感谢责任编辑曹杨和薛羽先生为此书花费心力。

2015年1月31日于洛杉矶白庐

元化先生一生努力与奋斗的意义，正如他最后的谈话记录所显示的那样，是根据理性所蕴涵的自由与责任来探讨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路。

——思想史学者林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