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迪报告》一九七〇年出版，收短篇小说十一篇。第三者、告密小人、崇拜驱使之下的复仇、隐秘的决斗……“故事都是现实主义的”，却恍若梦境。所收《布罗迪报告》，从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得到启发，上呈传教士布罗迪写下的在雅虎人部落生活的报告，报告详尽的细节陈述却营造出一种虚妄之感。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定义明确：“说到头，文学无非是有引导的梦罢了。”

十来个已经去世的人看到了我亲眼看到的情景——长长的刀子捅进一个人的身体，尸体露天横陈——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故事的结局。马内科·乌里亚特并没有杀死敦坎；格斗的是刀子，不是人。两件武器并排沉睡在玻璃柜子里，直到被人触动唤醒。它们醒来时也许十分激动，因此乌里亚特的手在颤抖，敦坎的手也在颤抖。两人——不是他们的武器，而是他们本人——善于格斗，那晚斗得很激烈。他们在茫茫人世互相寻找了多年，终于在他们的高乔先辈已经成灰的时候找到了对方。人的夙怨沉睡在他们的兵刃里，窥伺时机。

物件比人的寿命长。谁知道故事是不是到此结束，谁知道那些物件会不会再次相遇。

《布罗迪报告》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集，收《第三者》、《小人》等作品。

序言

第三者

小人

罗森多·华雷斯的故事

遭遇

胡安·穆拉尼亚

老夫人

决斗

决斗（另篇）

瓜亚基尔

《马可福音》

布罗迪报告

小人

城市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总是有点时代错移。咖啡馆退化成了酒吧；本来通向院子，可以瞥见葡萄架的门厅现在成了尽头有电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来我一直记得塔尔卡瓦诺街附近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书店；一天上午我发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并且听说书店老板堂圣地亚哥‘菲施拜恩已经去世。菲施拜恩是个胖子，我记不太清他的长相，却记得我们长时间的聊天。他镇定自若，常常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说它使犹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别的人那样给捆绑在一个单一的传统、单一的国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种丰富多彩的复杂性和分歧。他还告诉我，当时在编纂一部庞大的巴鲁克·斯宾诺莎作品选集，删去了那些妨碍阅读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的繁芜，给那异想天开的理论增添了虚幻的严谨。他给我看罗森罗思的《犹太神秘主义发凡》的善本，但又不肯卖给我，不过我藏书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韦特的书却是在他店里买的。

一天下午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告诉了我他生活中一个插曲，今天我可以公之于众。当然，有些细节要做些改动。

我要讲一件从未告诉过别人的事。我的妻子安娜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知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现在已恍如隔世。也许可供你作为一篇小说的素材，你当然会加以剪裁。不知道我有没有对你说过，我是恩特雷里奥斯人。我们说不上是犹太高乔，从来就没有犹太高乔。我们是商人和小庄园主。我生在乌尔第纳兰，对那个地方已毫无印象；我父母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店时，我年纪很小。我们家过去几个街区就是马尔多纳多河，再过去是荒地。

卡莱尔说过，人们需要英雄。格罗索写的传记使我崇拜圣马丁，但是我发现他只是一个在智利打过仗的军人，如今成了一座青铜雕像和一个广场的名字。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遇到一个截然不同的英雄：弗朗西斯科‘费拉里，对我们两人都不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据说我们那个区不像科拉雷斯和巴霍那么野，不过每一家杂货铺里都有一帮爱寻衅闹事的闲人。费拉里老是泡在三执政一泰晤士杂货铺。促使我成为他的崇拜者的一件事就发生在那里。我去买一夸特马黛茶。一个留着长头发和胡子的陌生人跑来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费拉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喂，咱们前晚不是在胡利亚娜舞场见过面吗？你是哪里来的？”

“圣克里斯多巴尔，”对方说。

“我有话奉劝，”费拉里暗示说。“你以后别来啦。这儿有些蛮不讲理的人也许会让你不痛快。”

圣克里斯多巴尔来的人一甩胡子走了。或许他并不比对方差劲，但他知道强龙斗不过地头蛇。

从那天下午开始，弗朗西斯科·费拉里成了十五岁的我向往的英雄。他身体壮实，相当高大，仪表堂堂，算是时髦的。他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不久，我们又遇到第二件事。我和母亲、姨妈在一起，我们碰上几个大小伙子，其中一个粗声粗气地对其余的人说：

“放她们过去。老婆娘。”

我不知所措。这时费拉里正好从家里出来，他插手了。他面对那个挑衅的人说：

“你既然想找事，干吗不找我？”

他挨着个儿慢慢地瞅着他们，谁都不吭声。他们知道费拉里。

他耸耸肩膀，向我们打了招呼走了。在离开前，他对我说：

“你如果没事，待会儿去酒店坐坐。”

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妈莎拉说：

“一位绅士，他让夫人们得到尊敬。”

我母亲怕我下不了台，评论说：

“我看是一个容不得别人拿大的光棍。”

P9-12

吉卜林后期创作的短篇小说错综复杂、扣人心弦，同卡夫卡或者詹姆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一八八五年他在拉合尔写的、一八九○年汇编成集的一系列短篇却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其中有不少堪称是精练的杰作，例如《萨德霍家》、《范围之外》、《百愁之门》；我有时思考：一个步入暮年的斫轮老手也可以倚老卖老地模仿有才华的青年人的构思和创作。思考的结果便是这个供读者评说的集子。我不知怎么福至心灵， 会想到写直截了当的短篇小说。我不敢说它们简单；因为世上的文章没有一页、没有一字不是以宇宙为鉴的， 宇宙最显著的属性便是纷纭复杂。我只想说明我一向不是，现在也不是从前所谓的寓言作家、如今称之为有使命的作家。我不存充当伊索的奢望。我写的故事，正如《一千零一夜》里的一样，旨在给人以消遣和感动，不在醒世劝化。这个宗旨并不意味我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我的政治信仰是人所共知的； 我是保守党人，那说明我对一切都抱有怀疑态度，谁都没有指责我是共产党、民族主义者、反犹分子、黑蚁派或罗萨斯派。我相信我们迟早不应该有政府。即使在最艰难的岁月里， 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但我并没有让那些观点影响我的文学创作， 唯有中东六日战争引起的激动是个例外。文学的运作有其神秘之处；我们的意见是短暂的，符合缪斯的纯理论论点， 而不符合爱伦·坡的论点， 爱伦·坡认为，或者假装认为，写诗是智力活动。使我诧异的是，经典作家具有浪漫主义论点，而浪漫主义诗人却具有经典论点。

以篇名作为书名的那篇故事显然受到里梅尔·格列佛最后一次游历的影响，除该篇外，用当前流行的术语来说，本集的故事都是现实主义的。我相信它们符合现实主义文学体裁的所有惯例，对那种体裁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或者已经感到厌倦了。必不可少的虚构中有许多偶然事件，描写十世纪莫尔登战役的盎格鲁– 撒克逊民谣和冰岛传说里就有极好的例子。两篇故事—我不具体指出哪两篇—采用了同样的手法。好奇的读者会发现某些相似之处。有些情节老是纠缠着我，缺少变化已成了我的弱点。

题为《〈马可福音〉》的那篇故事是本集中最精彩的，它的大致情节取自乌戈·拉米雷斯·莫罗尼的一个梦；我根据自己的想象或者理解作了一些变动，可能有损于原意。说到头，文学无非是有引导的梦罢了。

我舍弃了巴罗克式的故作惊人的笔法，也没有采用出人意料的结尾。总之，我宁愿让读者对期望或惊奇有些思想准备。多年来，我认为凭借变化和新奇能写出好的作品；如今我年满七十，我相信已经找到了写作方法。文字变化既不会损害也不会改善内容，除非这些变化能冲淡沉闷，或减轻强调。语言是一种传统，文字是约定俗成的象征；独出心裁的人能做的改变十分有限；我们不妨想想马拉美或者乔伊斯的不同凡响但往往莫测高深的作品。这些合情合理的理由有可能是疲惫的结果。古稀之年使我学会了心甘情愿地继续做我的博尔赫斯。

我对《西班牙皇家词典》（按照保罗·格罗萨克悲观的见解，它的每一个修订的版本都使前一版成为遗憾）和那些烦人的阿根廷方言语词字典一视同仁，不太重视。大洋两岸的人都倾向于强调西班牙和南美语言的区别，试图把它们加以分离。我记得罗伯托‘阿尔特在这方面曾受到责难，说他对黑话切口一无所知，他回答道：“我是在卢罗小镇贫穷的下层社会成长的，确实没有时间去学那些东西。”事实上，黑话切口是短剧作者和探戈词作者开的文学玩笑，郊区居民并不知晓，除非从留声机唱片听到。

我把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安排得比较远，以便更自由地发挥想象。到了一九七〇年，谁还记得巴勒莫或洛马斯郊区上一个世纪末的确切模样呢？尽管难以置信，也有喜欢较真的人。举例说，他们指出马丁‘菲耶罗说的是皮囊不是皮袋，还挑剔说（也许不公平）某一匹名马的毛色应该是金黄带花的。

序言过长，上帝不容。这句话是克维多说的，为了避免迟早会被发现的时代错乱，我还得啰唆一句，我从来不看萧伯纳写的序言。

豪·路·博尔赫斯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九日，布宜诺斯艾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