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明编的这本《匠者仁心(黄树银我做竹编80年)(精)》92岁的黄树银，自从住到东阳城区后，几乎每天都要到儿子的竹编厂看看。黄树银不仅热爱和忠诚东阳竹编事业，还鼓励和支持子女从事工艺美术行业。他的竹编事业由二儿子黄学敏继承，而小儿子黄小明则从事木雕艺术的设计创作，并不断在创新中发展着木雕事业。黄小明大师的木雕创作，从父亲的竹编技艺中获益良多。

黄树银老人已经94岁了，从他正式踏足竹编行业算起，于今已有八十多年。八十多年的光阴中，世事变幻，然而不变的是他对竹子的特殊感情，以及对竹编艺术的执着追求。他的儿子黄小明也一样，对他来说，所有的木雕作品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也是他不断寻求突破、不断追求创新的不竭动力。

《匠者仁心(黄树银我做竹编80年)(精)》为东阳竹编老艺人黄树银口述自传文学，由其儿子黄小明整理编辑而成。浙江东阳的最南部，横亘连绵的群山之中，坐落着一个名叫千祥的古镇。这里土地肥沃，四季分明，拥有着翠绿似海的成片竹林，这些古老的密林竹园像一个守护者，孕育了千祥古镇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1922年的春天，一个名叫“黄树银”的小男孩在这里呱呱坠地，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与竹子的不解情缘。黄树银，今年已经95岁，却做了整整85年竹编，可谓是守望竹编一生。老人有个小孙子，疼爱孙子的他还用桃核做了个花篮。老人说：“现在的小孩子，很多人根本见都没见过祖辈们常用的农具，有的甚至连听都没听过，如果能让他们从小接触到这些缩微版的传统农具，也是一种传承。”

上篇：尚艺——半生游离多坎坷

 10岁无奈学做篾

 “赛场面”被打屁股

 成为半作们的“老司”

 抗战时期的惊心岁月

 在家种田编织药篓

 患上重病幸遇神医

中篇：精工——岁月静好出精品

 费尽周折进竹编社

 接待各地人士考察

 制作国庆献礼作品

 灵活变通创新技艺

 参与创作国宝珍品

下篇：心传——授徒课子承竹艺

 三个徒弟各有所成

 一对儿子分擅竹木

 内美修能有德音

 宁静致远执着专

 他是真正的手艺人

 亦师亦友黄树银

 好人品好手艺

 要留清白在人间

 与世无争勤勉从艺

后记

安享晚年

10岁无奈学做篾

我出生于1922年农历五月十九日，家里世代种田。 ，爹娘生了我们兄妹4人，我是老大。弟弟黄才德比我小3岁，在家种田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早年已经“过辈”(指去世)；两个妹妹嫁在邻近村庄。

隔塘是靠近永康、磐安的山区村，山多田少，土层很薄，土质也差，种不起粮食，只能种番薯、玉米等旱作物，还经常歉收，吃不饱。我的胃病就是小时候留下的病根。山里依(侬，指人)说“穷健”，我能活到90岁上，也算是一种“穷健”。

7岁那年，我娘送我到村里的蒙馆读书，一直读到10岁，相当于初小毕业。当时村里没有高小，读高级小学要到隔壁村的“胡公殿”，要走5里路，还要自带铜罐、木炭，到学校里自己生炉子烧饭。这样一来，就得带大米。可是我们村没有水田，种不了水稻，大米要到外面去买，很金贵。爹娘供我读完初小已经很不容易，再让他们掏钱给我买米，心里过意不去。我看爹娘也很为难，就主动提出：“我不想读书了，给我找个师傅，去学手艺好了。”

我从小就有学手艺的念头。不是我不知道学手艺的辛苦，平时从大人的聊天里，多多少少也能听到学手艺很辛苦；而且农村里手艺人很多，也见过他们做手艺时的苦累。但是，学手艺可以出门。我长到10岁，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千祥。

“出门侬”在我们村里是个很光荣的称号。我小时候快到过年时，村里在外面做手艺的人都要回家来。他们常夸耀自己在外面有白米饭食，还有肉配饭，说得我们小孩子很是“眼孔热”(羡慕)。这些出门侬见到小孩子，都要分几块纸包糖，称作“回乡货”；见到长辈们还要敬支纸烟，称为“出门烟”。村里人称赞他们是“脚踏四方路，口食托盆饭”，跑过码头、见过世面。他们那种风光的样子，很受人敬重。加上东阳人喜欢鼓励后生依出门赚钱，说“在家是条虫，出门是条龙”，认为后生依成年后呆在家里种田，是很没出息的事，还把种田侬称为“田乌龟”。所以我小时候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做个出门侬，到外面食白米饭赚大钱，免得在家吃不饱穿不暖。

再就是，东阳依把职业分成“先生”“老司”“佬”三大类。“先生”是最尊贵的一类，一般称呼脑力劳动的人，如教书先生、郎中先生、风水先生等，需要他们时叫“请先生”。手艺工匠称为“老司”，如木匠老司、篾匠老司等，需要他们时称“供老司”或者“浼老司”，也是比较恭敬的。最低贱的职业称“佬”，被人看不起。我去学手艺，日后也可以被人称为“老司”，做活期间可以被东家一日两餐甚至三餐加点心地“供”着，也很有面子。

看到我这么“垫债”(指小孩子明白事理)，爹娘有点为难，毕竟年纪太小，很多工匠行当像锯板、泥水、打石头等，都需要一定的力气，我吃不消，也没人会收这样低龄的徒弟。一段时间后，爹娘为我找了个做篾的师傅，叫黄培金，本村人。在当时，也只有篾匠和裁缝肯招收我这样的“童工”。这两项手艺对力气的要求不高，对脑子的要求较高。我读过初小，人还灵活，学竹编也算对口。

现在想起来，学竹编是很无奈的选择。因为所有工匠里，篾匠和裁缝是档次最低的，“上代无坟场(无本事)，生出儿子学篾匠，祠堂庙宇当工场”“一世做篾匠，讨不起老婆养不起娘”“篾匠像条龙，越刮越是穷”等行话，都说明了篾匠行当被人看不起。但因为我满脑子都想出门，所以也没考虑更多。

春节时，我被带到师傅家，认过师傅，拜过年，从此就入了师门。

1932年元宵节过后，我告别爹娘，带上几件换洗衣物，打个小包袱，就跟着师傅出门了。那年，我不到10岁。临行前，娘给我包袱里塞进了一包“茶叶米”，嘱咐我到那边后如果水土不服，就用“茶叶米”泡茶喝。“赛场面”被打屁股

当时，我的师傅在兰溪做工，所以我必须跟他到兰溪去学手艺。

那年代没有公路，没有汽车。我和师傅从隔塘出发，过千祥到黄田畈，再到义乌佛堂，翻过太阳岭，一路翻山越岭都靠走路，走的都是古道。这也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走那么远路，我的一双脚走得很痛。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我想叫不敢叫，更不敢哭。只能咬着牙忍着痛，紧跟师傅埋头赶路。本来，从佛堂到兰溪可以坐船，但师傅舍不得掏船钱，我只能继续跟着走。路上我不止一遍地想：原来，出门依不是那么好当的。

一路上，师傅不时告诉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艺先学礼，礼多不吃亏”“小心做工，胆大学艺”……一句句我都记在了脑子里。走了整整两天时间，大约有180里路，我们终于到了兰溪县城师傅所在的房东家里。从此，我在师傅教导下，开始学做篾。

懂行的人都知道，学木雕要练坐功，做竹编要练蹲功。因为当时农村，篾匠活最多的就是打(编)地笠(地簟)、篾席，需要摊开在地上编织，都非常考验篾匠的蹲功。所以我们这个行当有句行话：“站起像和尚，蹲下像鸡娘。”说我们站起来一穷二白像和尚，蹲下来一蹲几小时像母鸡孵小鸡。这是非常看不起篾匠的说法。为了能练好蹲功，每餐饭我都不能吃得过饱，否则蹲不下来。开始学艺的那段日子，我的脚蹲得先是麻，后是痛，每隔几分钟就要站起来。站的次数多了，师傅就要瞪眼。后来，我就暗下决心，不管双脚蹲得如何疼痛都要忍住。

学艺期间，挨骂是经常的事，有时还要挨打。我年纪小，师傅和师兄们都把我当小孩子看待，挨打的次数也比较多。碰到“赛场面”，因年纪小而吃亏，更是被当众打，恨不得地上有条缝可以钻进去。

因为这个缘故，我自己当师傅后，坚决禁止“赛场面”，不让徒弟受我从前的那般罪。

以前，好的篾匠师傅都同时带好几个徒弟、半作。到了一个新地方做生活，首先要让徒弟们“赛场面”，一是侧面向东家夸夸自己的手艺，二是让徒弟们互相竞争提高手艺。P2-7

不久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小明拿来为他父亲黄树银先生编的《匠者仁心——黄树银·我做竹编80年》一书的打印稿，希望我为书写一篇序言的时候，我正要带着博物馆展陈设计考察的团队访问欧洲，不及细翻，匆匆答应下来，心里却以为这只是小明的“尽孝”之举，是在其父耄耋之年接近期颐之岁的时候，做件富有纪念意义的事情来庆贺。

回来后我在时差的失序中开始翻阅，没想到一下子被吸引。我几乎是不间断地在一天内读完了书稿，意识到这位老人的手艺经历正是20世纪中国传统工艺命运的缩影。而他本人的学技悟艺，以及由此达到的竹编艺术的高度，极为典型地反映了一位民间手艺人和工艺美术家的优良品格，是一代手工艺人为谋生刻苦求艺、朴实为人、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代表。

最为吸引我的是书稿的第一部分：黄树银的自述。与许多成名者的自述不同，96岁高龄的黄老先生在饱经沧桑后内心已经接近澄明通达，因此没有得失的怨气和怒气，也没有感叹命运的无常，而以平和的心境回顾曲折和坎坷的往事，读起来有史书般的透彻。这一代手艺人，最初是在农耕社会即将面向工业社会转型的遗绪下，学习手艺安身立命，生活之苦与历史上的手艺人并无二致，但是他们在重要的青年时代不幸遇上长长的战乱，颠沛流离成为常态；1949年以后，手工艺体制或因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工厂而呈现与“旧社会”的个体劳动完全不一样的状态，“适应”这样的体制，并在新中国的消费文化和富有特色的外贸体制下，将手工艺的创作推陈出新，是新而又新的课题，需要不断适应和学习，在生存、家庭、集体、创作、荣誉体制和社会肯定等诸种关系面前，黄老先生以他的严谨和谦逊，不计得失，在竹编艺术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这足以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竹编艺术家的优秀者。

竹编艺术的原材——竹，其谦逊和高风亮节的文化含义，早已得到历代文人的青睐和称赞。而竹之材料，不占良田美地，村边屋后，蓬勃不绝，更是取舍容易，可持续发展。但是“竹编艺术”在传统工艺美术中长期被边缘化，例如著名的木雕产地东阳，竹编工艺相较木雕而言，其实用与美化的结合，其实更为广泛，但其影响和体制重视远不如木雕。黄老先生生于斯长于斯，虽然个人在竹编工艺上成就卓然，但东阳的竹编终未蔚为大观，也是地域和历史的局限了。

黄老先生当得起“大匠”这个词。他在竹编工艺上屡有创新，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他在创作中善于触类旁通，跨越其他艺术门类引进到竹编工艺的表达中，从而在国家工艺美术重大的几次献礼工程中多次建功；他完全没有传统手艺人的保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徒弟，他的家庭是一个优秀手艺人之家的典型，培养了工艺美术的一位“国大师”和一位“省大师”。

“篾”是劈成条的竹片，“篾匠”是传统对竹编工匠的称呼。我小时候在乡村常常见到腰缠竹刀、头戴巾帕的篾匠在山路上安静行走，也常常看见他们在烈日下的晒场里修补地簟和谷筐，也在亲戚家中惊叹过他们家的竹编食盒的美丽和精致。总之，篾匠的“仁”好，是传统手工艺具有“德行”的一种典型。

也鉴于此，黄老先生的高寿是有渊源的，我祝愿他生命之树常青。

杭间2017年8月写于杭州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著名民艺学者)

父亲上了年纪后，与他聊天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从中我可以了解到父亲作为一个手艺人平凡但坚定执着追求的几十年。

父亲90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们一起坐在院子的凉亭里聊天，一向寡言的他向我叙述了那些时代的经历。

父亲从10岁开始，每年正月随师傅走街串巷学艺，到腊月才能回家，一路颠沛流离，即使在躲避战乱期间，也矢志不渝进行竹编创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与成立竹编合作社；国庆十周年时又参与“国礼”创作……学艺的辛酸苦辣，学成后的欣喜快乐，创作过程中的克难攻坚，父亲以平淡的语气娓娓道来，为我勾勒出一位淡泊名利、无欲无求、精益求精的老艺人形象。

那一夜我失眠了，对朝夕相处的老父亲，我竟然了解这么少——父亲才是我作为手艺人的教科书。依稀记得：儿时，父亲用竹编手艺撑起了整个家庭，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对父亲的手艺赞不绝口，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父亲沉甸甸的爱是责任和担当；16岁时，父亲拍着我的肩说：“小明，去学门手艺吧，我为你找好了师傅……”他对子女继承手艺的殷切希望全部写在脸上，让我记忆犹新。

那晚父亲和我约好，第二天要编一幅36角的“福”字给我。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兴致很高地开始编织了，到傍晚时已经编了九成。但是他突然停下来，准备重新起头编织。我诧异地追问原因，父亲淡淡地说：“我编错了一根篾，我要重新起头，重新做一幅给你，我不信我编不好!”说罢，他随手将辛苦一天编织的作品扔进了垃圾桶。我被父亲的气场深深震撼——36角图案的竹编对技术要求极高，除了竹篾尺寸要一致，编织力度更要均匀，稍有用力不均就会走形，依赖的完全是一种心力。而父亲却在接近完工时因为一根篾编错，就直接将其扔进了垃圾桶。这种源于“朴实认真诚为本，酬劳高低勿计较”的“老式做派”，不正是时代所呼唤的“工匠精神”么?

我偷偷地捡回了父亲扔掉的“废品”，用于警示自己、教育子女。

第二天傍晚，父亲将一幅完整的36角“福”字竹编交到了我手上，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好好记录下父亲执着于手艺的“家风”，为父亲出一本口述史!

父亲93岁那年，有一次聊天时说要做个小畚箕给我。做好后，他详细地给我讲解做畚箕的技术要求和难点：应该从哪里起头，起多大比例，取多长的篾合适，前口宽多少，后尾收多少，高度多少，外戗的长度是畚箕底部的周长，“耳朵戗”应该几度斜角好看，等等。我根据父亲的叙述画了几张畚箕平、立、剖面图以及前、后、背等不同角度和位置的图，并将这些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数据在每张图上相应位置标注。这次与父亲的对话，让我对父亲更加肃然起敬，一位93岁高龄的老者对自己从事的手艺相关数据记得如此清晰，这是把对工艺的执着融入到血液里了。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刚开始学习木雕那会儿，经常在晚上练习新的雕刻技法，父亲在一旁做竹编。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中我难免心生疲倦，但看到父亲平静如水地做着竹编，篾刀与双手的配合简直天衣无缝，顿时感受到一种无形的鞭策，疲倦也消失无踪。

如今，我在木雕艺术上小有成就，父亲已经不再需要为了谋生而去做竹编，但是几十年养成的动手习惯，使得他一刻都不愿意停下来，拾掇园子，种植菜蔬，时不时还要做竹编。此时我才发现，竹编已经成了父亲的习惯，对竹编艺术的追求已经渗透到他的生命，他是用生命诠释着一位手艺人对竹编的热爱与追求——这是经历过艰难困苦后依然固守的本心。正如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杭间先生在为父亲书作序时所写“黄老先生当得起‘大匠’这个词”，父亲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他们这一代老匠人的时代担当与责任，更是一种朴素的艺术修为。

本书的出版要特别感谢东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大力协助与支持。感谢俞樟根、周尧柱、何福礼、徐经彬、何大根等人提供素材，他们的叙述让父亲的形象更加立体饱满。感谢东阳日报首席记者吴旭华对我父亲口述历史的采访、记录与整理。感谢杭州瀚智设计对本书的大力协助，他们共同的努力让我有机会全面深刻地“通读”父亲这本书。

谨以此书，献给我96岁的父亲。

黄小明

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