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徐著的这本《一代醇儒话曾巩》定位为文化性与可读性兼具、雅俗共赏、专业圈叫好且读书界叫座的大众读物，既拒绝毫无根据、过度演义、“另类”消费的通俗读物，亦不收录学院气息过重的专业研究性著作，而“中道而行”。基于此种考量，单本著作定位为历史题材的人物传记小说。文字重在营造画面感、情境感，吸引读者回到历史现场。

曾巩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以卓越的文学成就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身儒学世家，却历经种种坎坷和磨难，屡试不第，在家乡躬耕十年，直到年届不惑才考中进士。他仕宦二十余年，下过基层，当过史官，转任七州，官至四品中书舍人，始终勤政务实，清廉奉公。他以儒家思想为根本，重道义，有风骨，敢担当，堪称文章大家、经世能臣、方正醇儒。

徐徐著的这本《一代醇儒话曾巩》以曾巩的生平事迹为主线，穿插讲述其，生所经历的北宋重大政治事件，让读者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了解曾巩坎坷人生，感受他的思想和情感，较好地塑造了曾巩迂阔中有智慧、儒雅中有锋芒、理性中有精深的醇儒形象。时至今日，曾巩的作品、思想和精神依然熠熠闪光，值得世人敬仰和学习。

总序 浩渺苍穹下的璀璨巨星

第一章 儒圣之后，诗礼传家

 一、春风十里

 二、南丰荣亲园

 三、意外落第

 四、结交王安石

 五、冬望

第二章 历经坎坷，不改其志

 一、拜师欧阳修

 二、再次名落孙山

 三、布衣身，卿相心

 四、鬼门关走一遭

 五、醉与醒

 六、躬耕南源

 七、草庐中的书斋

第三章 四十人仕，秉笔直言

 一、京城际会

 二、初任太平州

 三、史馆编书匠

 四、政见分歧

第四章 转任七州，力行善政

 一、兴水利，重生产

 二、清简与清明

 三、变法失败

 四、接力文坛薪火

第五章 文章大家，名垂千古

 一、从心所欲，不逾矩，

 二、理性的光芒

 三、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

后记

第一章儒圣之后，诗礼传家

一、春风十里

早春的江南，仿佛是在一夜之间苏醒的。

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之后，路旁的小草悄悄地从松软的泥土中探出头来，在轻风中摇曳着嫩绿的身姿。野花东一簇西一簇的，自顾自地开放了，鲜黄、淡紫、明红、浅蓝，如少女般羞涩而清新。柳树吐出了鹅黄的嫩芽。南归的燕子啾啾地啼着，在柳枝间轻灵地飞过。若是静下心来，认真地听一听，在燕子的歌声中，分明还听见了生命的喜悦。那是新芽突破寒冬僵硬泥土的崩裂声，是春笋拔节生长的啪啪声，是花朵一瓣瓣舒展开来的呢喃声。 一朝春醒，万物清明。 古老的吁江也在春风中醒来了，清澈的江水欢快地奔流，碧波柔柔地荡漾着，如锦缎一般泛起粼粼的光泽。乌黑光亮的鱼儿在水底悠闲地游动，偶尔浮上水面，像促狭而活泼的孩子，调皮地吐出一串串晶莹的水泡。

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江面上雾气弥漫。盱江南岸的青石码头上，静静地停泊着一艘舳舻木船。船上坐了不少人，有挑担的农夫、行旅的客商，也有书生模样的年轻人。船帆已经高高地扬起，似乎随时就要离岸而发，船夫却还立在船头，朝着岸边的官道不停地张望。有人不耐烦地催促船夫赶紧开船，船夫却不搭理，兀自等待着。

远远的，从雾蒙蒙的小道深处，一前一后走来了两个年轻人，身材清瘦而颀长，穿着青布的长衫，头戴方巾，背着行囊，脚步轻快而急促。走在前面的那个更年轻，眉宇英俊，略带几分稚气，他一路小跑，一个箭步跃上了船头，有一点掩藏不住的兴奋。后面那个年长些，也更沉稳，他步履从容，却毫不迟缓，紧跟着上了船。

“哦，原来是在等曾知县的两位公子啊！”“两位公子这是要去进京赶考吧？”“公子满腹经纶，肯定高中啊！”船上的乡里乡亲纷纷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这两位公子，年轻的那位便是曾巩，同行的是他的兄长，名叫曾晔。两人此行正是从家乡南丰出发，进京去赶考的。当时，他们的父亲曾易占在离南丰不远的信州玉山县任知县。两兄弟年轻英俊，人品纯良，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自然是小有名气。

一阵风吹来，船帆鼓鼓囊囊的，在桅杆上呼呼作响。船夫解开缆绳，使足气力一篙撑去，大船便离了岸，在宽阔的旴江水中扬帆启航了。

盱江是南丰人的母亲河。它位于江西省东部，发源于广昌县境内。在武夷山脉西麓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座名叫血木岭的山峰。最高处的灵华峰海拔近千米，山上怪石嶙峋，且多罅隙，泉水从山石中喷涌而出，汇成山涧小溪，一路奔流——那溪流便是盱江的源头。盱江全长150余公里，自广昌县甘竹镇罗家村流人南丰县境内，沿途接纳众水。光是南丰境内，便汇人了22条支流。一路浩浩荡荡，从南丰县境穿城而过，流经金鱼潭后逶迤北去，再经南城接纳黎川河，经抚州接纳宜黄河、乐安河等，形成抚河，注入鄱阳湖、长江。抚河是江西省的第二大河流，与赣江、信江、饶河、修河并称为“江西五大河流”。这五大河流如同一张绿色的网，蜿蜒曲折，首尾呼应，织出了江西的丰饶和富足。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江西人的故事都离不开这五大河流。那澄净舒缓的江水，是江西人生命的源头，是家，是童年，是梦里的记忆，是灵魂的故乡，也是最初和最终，是根脉和归宿。

因此，关于曾巩的故事，就让我们从盱江开始吧。

那个雾蒙蒙的春天的清晨，是在公元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那一年，曾巩18岁。

头一年秋天，曾巩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州试，此番正要去京城汴梁参加礼部举行的省试。这是他第一次赴考，也是他第一次进京。兄长曾晔比他大10岁，之前参加过两次科举，都落败而归，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自信和雄心。曾巩不一样，他是有理想的，而且也正是不畏天高地厚立下雄心壮志的年纪。未知的人生和前途，在他眼里如同这顺流而下的吁江水一样，在春风中一日千里，生机蓬勃。

船舱内逼仄窄小，举止局促，不免有点气闷。曾哗性格外向，喜交谈，遇上熟悉的同乡和学友，便侃侃而谈。曾巩性情内敛，生来好静，在舱内呆得枯燥，便独自走到了舱外。他立于船头，极目远眺，只见江面上烟水苍茫，两岸的稻田、菜地、果园、树林一片绿油油的。更远处，水的尽头，是连绵起伏的群山。P9-11

浩渺苍穹下的璀璨巨星——“人文江西丛书·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总序

对于江西历史文化之繁盛与文化名人之频出，我经历了一个由疑到信、由纸上感知到实地认同的过程。

少时诵读《古文观止》，念到唐代王勃的千古名文《滕王阁序》，对于其中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驰”等佳句，总以为那不过是才子王勃接受地主盛情款待之后的客套之言、觥筹交错间的答谢之词，当不得真，所以一笑置之。及至读书稍多，翻看广为传颂的中华文化经典，我发现自己的目光总是会碰到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汤显祖等等文化巨人的名字。他们或开宗立派，或登峰造极，建构起了中华强健雄浑、源远流长的文心学脉，在不同的文化层面上、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为华夏文明的进程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而最让我讶异的是——他们都是与我的家乡湖北一江之隔的江西人！有时，江西老表甚至一改他们惯常的低调，抑制不住地自豪宣示自己的“济济多士”。如宋代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就曾得意地说：“区区彼江西，其产多材贤。”南宋的李道传给前辈杨万里作谥告，开头就说：“窃观国朝文章之士，特盛于江西。”他怕别人狐疑，干脆列出证据：“如欧阳文忠公、王文公、集贤殿学士刘公兄弟、中书舍人曾公兄弟、李公泰伯、刘公恕、黄公庭坚，其大者，古文经术足以名世；其余则博学多识，见于议论、溢于辞章者，亦皆各自名家。求之他方，未有若是其众者。”此外还多有“人物之盛甲于东南”等等说法。你会说，这是宋代这一特殊时期的文化涌喷现象吧。实则不然。即使到了常常被人们认为衰败、落后的近代，江西亦有其光采夺目之处，如詹天佑、陈官恪、傅抱石、邹韬奋、胡先骕等。1948年4月，当时的学术圣殿——国立中央研究院严格推选出中国第一届81名院士。当年9月24日，学术大师胡适先生在日记中以列表的形式统计出“各省分配”表，其中江西仅次于人文渊薮江浙与风气渐开的广东，位居第四，达7人之多。而对于自己的老家安徽，胡适则幽幽地表达“只有我一人”的遗憾。2010年，我有缘来到江西工作，对江西古代风流辈出的特点，则更是由原来的纸上认识，深化为实地的切身感受。因为分管文化与旅游，我得以走遍了江西全部县域。在广袤的山川大地间行走，经常邂逅古代文化名人的旧居故地等等与他们密切相关的文化遗存。千载之下，流风所及，这些文化先贤，仍然给江西大地以深远的人文影响。山川秀美，人才辈出，优美的自然风光与悠久的人文历史相得益彰，用“钟灵毓秀”一词来形容江右大地，再贴切不过了。江西向来与楚相联，我这个楚人，足之所至，日久情生，由了解到感佩，不能自已，对江西这方土地的历史人文，日益生出无上的敬意与温隋。

关于江西群星璀璨的文化名人现象，研究的大方之家极多，成果宏富。有两点，我以为值得特别指出：

其一是，江西古代文化名人存在集中涌现的现象，出现了诸多典型的家族与群体。这并非偶然，而有江西地理与历史方面的原因。江西自古就被称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江西这方“形胜之区”，成为中原文化南下进程中理想的人文沉积区。自秦汉至赵宋，江西这方温润、开放的土地，至少接纳了晋室衣冠南渡、唐代安史之乱后中原文明南迁、宋代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等多次南迁的精英文化族群，吸纳外来先进文化而加以本地教育的孵化与沉积，以至于哺育出了诸多文化世家。因开放而创造，这值得我们关注，更给了我们诸多来自历史深处的启示。

其二是，江西文化名人，与江西文化创造互为表里，深蓄厚积。我曾经总结出冠绝华夏的江西十大文化现象，即书院文化、陶瓷文化、茶业文化、药业文化、稻作文化、造纸文化、矿冶文化、风水文化、宗教文化、商帮文化。所谓人文，即意味着文化的背后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在进行文化创造，也吸取文明教化。风流辈出的江西文化名人，与厚重突出的江西文化现象相辅相成，人文合一。

照古观今，继往开来，历史文化名人需要致敬与追怀，更需要传承与弘扬。在分管江西文化工作时，作为一名管理工作者，尽己所能，我做过一些工作，也足以欣慰地取得了一些为社会所认同的成绩。在以文字来推介与宣传江西历史文化方面，我主编了《江西风景独好旅游文化丛书》十卷本，撰写了文化大散文《风流江西》，最近又与知名历史学家方志远教授合撰了普及性的《江西人文读本》。随着实践、思考与写作的深入，我越来越意识到，文化中最为终极的力量，无疑来自于“人”这一核心。山川因人而有精气神，文化赖人而得以创造与发展。有鉴于此，我欣然接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的邀请，主编了这套“人文江西丛书·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我们试图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既反对毫无根据，过度演义，也拒绝学院式、专业考证性著作，希望以一种文化性与可读性兼具、雅俗共赏、既为专业圈叫好且读书界叫座的大众传记读物的方式，在集群式记录江西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功、贡献等基础上，展示他们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与风采；待人物传记成熟后，进而在“人文江西丛书”的板块下推出“文化形态系列”图书(如书院、陶瓷、古村、禅宗等突出之江西文化形态或者代表性文化符号)、“地域文化系列”图书(如红色文化、庐陵文化、临川文化、客家文化等特色独具之地域性亚文化板块)等，由此人、物、文化纵横合一，呈现出江西人文历史的丰富内涵，从人文的角度接续历史深处的精神动力，建构江西地域文化认同感，大力传播江西文化，服务于当代江西社会经济的建设与发展。  近年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不仅在本色当行的少儿专业出版中屡创新高，还“破门而出”，努力“跨界”，提出“以少儿出版安身，以重大题材立命”的自我定位，推出了诸如《瓷上中国》《千古悲摧帝王侯——海昏侯刘贺的前世今生》《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等广为人们称道的江西文化题材著作。我相信，“人文江西丛书·历史文化名人传记系列”图书，能在这一领域锦上添花。

上述文字，既表达我对江西历史文化名人现象的一点思考，也以此作为丛书推出的“开场锣鼓”。

万一，我是说万一，时光逆流，穿越回了宋代，你最想见谁？

这一点，作为一名江西人，可选项实在是太多了。宋代的江西名贤辈出，群星璀璨，照亮了中国的大半个天空。如果你想拜师修学，以文载道，可以去见欧阳修。庐陵欧阳修是北宋当之无愧的文坛盟主，他一向乐于提携后进放手让青年学子出人头地。如果你想建功立业，经世济民，可以去见王安石。为了富国强兵的变法大业，“拗相公”王安石用人从来大刀阔斧不拘一格。如果你想吟诗赏画，研习书法，可以去见黄庭坚。他是大诗人、大书法家，随便留张纸片给你恐怕也是价值连城。如果你想辩理问道，格物致知，可以去见朱熹。理学家朱熹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与“孑L孟”并驾齐驱的儒家圣贤。如果你想金戈铁马，精忠报国，可以去见文天祥。文天祥以状元之身投笔从戎，起兵抗元，终至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当然，如果你只是想闲情逸致，吹笛唱曲，可以去见姜白石。他终生未仕，浪迹江湖，在波心冷月间空负一片深情。那么，你会想见曾巩吗？位列“唐宋八大家”的南丰先生曾子固，在你的心目中会排第几呢？你会去他隐于乡间的茅舍中听他一本正经地谈文论道吗？

曾有朋友笑说，曾巩应当是个“理科生”，喜欢他的文章的人，多半是某大学土木工程系的。玩笑之中，带着几分调侃。的确，曾巩是理性的，他冷静而端正，纯良而坚毅，就像化学元素中的铂，性质稳定，耐腐蚀，不绚丽，不张扬，却自有其高贵之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曾几何时，我们恋慕浮华更胜于简朴，喜爱纷繁更胜于单纯，迷惑于放浪形骸更胜于克制律己。对于被过多的戏剧化文艺腔宠坏了的眼花缭乱的我们来说，纯正反而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因为稀缺，尤显高贵。

或许，在时代的浮躁和喧嚣中，我们更应该呼唤理性。

曾巩的理性源自他的人生经历。曾经，他也是一位翩翩少年公子，出身儒学世家，祖辈数代为官，家学渊源深厚。他天资聪慧，幼读诗书，年少时即以文扬名。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18岁之后，他的命运逆转，父亲被诬丢官，赋闲在家。他自己屡试不第，又重病一场差点死去。而后，父亲意外病逝，家中一贫如洗，作为家中次子，他毅然挑起了大家庭的生活重担，母亲、兄长和侄儿、四个弟弟、九个妹妹，全都依靠他照顾。他在乡下种了十年田，赡养老人，抚育弟妹，自己到了32岁才娶妻成家，39岁时才重新参加科考，得中进士人仕途。而且在他的教育培养下，几个弟弟、妹夫、侄儿都学业有成，科举及第，三弟曾布日后还位居宰辅。曾巩仕宦二十余年，下过基层，当过史官，外放十二年转任七州，60多岁时重回朝堂，官至四品中书舍人，虽然算不上显赫，但始终勤政清廉，忧国忧民。面对人生的不遂意、不平坦和不风光，他始终是理性的。正如美国哲学家罗伯特·诺奇克所说：“理性使我们获取更多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行为、情绪以及掌控世界。它使人能够改造自我，进而从实际及象征意义上超越动物的状态。”理性使曾巩超越自我，完成自我。

在曾巩的心中，端端正正摆放着的，是儒者的道义和担当，是君子的旷达和正气。这是他为人、为官的原则，也是他为文、为学的标准。他以文传世。然而，他的文章写得好，首先是因为他的心是端正的，因为他的思想是醇厚的。他的心中始终装着他人、装着家国、装着历史。与天下的兴亡和历史的弘阔相比，个人的苦难和不幸显得多么的渺小，多么的微不足道。正是这种理智和清醒，让曾巩没有沉沦，没有酸腐，没有变成牢骚满腹的愤青或是庸碌无为的遗老。在最深的痛苦中，往往蕴藉着最高的希望。贫寒、病苦、挫折、失败、诋毁、打击、艰难、忧患，这是命运的不公平，也是人生宝贵的财富。六十五年的人生，不算漫长，曾巩用他的生命历程，诠释了儒家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踏踏实实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风景，终成文章大家、经世能臣、方正醇儒，在北宋的灿烂星空中发出了独特的光芒。

不忘初心，不改其志，不畏流俗。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曾巩和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等这些彪炳史册的人物一道，经历、见证乃至书写了北宋王朝的历史。儒学复兴、古文运动、庆历新政、熙宁变法、新旧党争、西北战事……岁月沧桑，风起云涌之中，曾巩以他坚定的步伐、伟岸的身姿走在这个时代，也走进了历史。

逆境成全了他，时代造就了他。

写作这本《一代醇儒话曾巩》的过程，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精神上的洗礼。我不仅在曾巩的诗文中领略了文章的奥妙，在他的人生历程中感受了北宋的人文风貌，更在他的生平事迹中获得了信念和力量。感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给了我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认真阅读并借鉴了曾巩研究专家宋友贤先生的《曾巩传》、罗伽禄先生的《曾巩家族》以及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的《王安石传》、王水照先生与崔铭女士合著的《欧阳修传》等书籍，受益良多。初稿完成后，专家和编辑在审读过程中，对于曾巩的生平事迹、诗文评价、行谊交往等方面给了我很多专业的意见，指出了不少疏漏舛误之处，让我得以反复修改完善。对于专家的意见，我基本上都采纳了。只是关于曾巩第一次进京参加科考的时间以及与王安石第一次见面的时问，专家指出有目前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说法是在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另一种说法是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我的初稿是采信了第一种说法的，而专家意见则倾向于后一种说法。考虑到这两种说法目前仍属学术探讨的范畴，各有见仁见智之处，而曾王的行谊交往是本书的主线之一，如果改动初次见面时间，那么曾王此后交往中的一些细节都与之产生了矛盾，因此，思虑再三之后，我仍然保留了初稿中的说法。至于孰是孰非，且留待聪明的读者批评指正，错漏之处，也希望读者海涵。

时至今日，曾巩的作品、思想和精神依然如同精金美玉般熠熠闪光，值得世人敬仰和学习。只可惜我天资愚钝、学养不够，无法诠释先贤大家的精深与博大；加之笔力有限，难免留下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本书若是能给读者起到些抛砖引玉的作用，便也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