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马副镇长
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镇政府大院里没有人，萤在铝盆里搓衣服，先是听到杨树叶子在风里响，啪啦啪啦，像是鬼拍手，后来又听到呻吟声，心里就觉得发潮。呻吟声似乎越来越大，是从马副镇长的房间里发出来的，走近去隔了窗缝往里一看，马副镇长是从床上跌到了地上，痛苦地在那里翻滚。萤赶紧叫人，只有门房的许老汉和伙房的刘婶，三人抬开门进去，桌子上有安眠片空瓶子，才知道马副镇长这是在自杀哩，立即就往镇卫生院背。
马副镇长是救活了，却被诊断患了抑郁症，终日要吃一大把药。待病慢慢好起来，马副镇长才开始给人讲他当时怎样的痛苦，觉得死才是解脱，所以就详细谋划着一套又一套死的方案：一定死在生日过后，这样阳寿是完整的，亲戚朋友都来了，也可以是最后一次看看亲戚朋友，也好让亲戚朋友最后集中看自己一面。上吊吧，不能用草绳，必须是布带子，布带子绵软，也只能在房间里不能在野外的树上，在野外鸟儿会啄吃眼睛的。但上吊舌头要吐出来，死相是十分难看，听说绳子挂得方位正确了舌头就不出来，而自己又哪里知道什么方位是正确的呢？这事无法请教。爬到房顶上往下跳？镇政府最高的房子只有两层，跳下去能不能死呢？如果不死，只是瘫着，那太丢人，而且想再死就无能为力了。从镇西街村的石桥往下跳，死是肯定能死的，可桥下满是石头，头先落地，脑浆或许四溅，或许脑袋壅进腔子，成殓时做个木头吗？棉花头吗？将给亲戚朋友留下多么不好的印象。那就吃安眠药，糊糊涂涂睡一觉，睡觉中就死了。于是他决定吃安眠药，吃了半瓶安眠药，穿了新袜子新裤子还有一双新鞋，上床蒙了被子就睡下了。他先还睡着在想谁谁欠了他二百元钱，他还借了谁的铜火盆没有还，他藏在家里北墙窑窝里的五百元钱还没给老婆交代，还得让老婆千万要纳详，和儿媳搞好关系。他这么想着，要爬起来写遗书，但还没有爬起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一觉醒来，他以为已经死了，还在说：咋不见郭有才和李北建呢，狗日的也不来迎接？！这时候就肚子里翻江倒海地难受，想喝水，又没力气，从床上翻腾着跌下来。
萤问门房许老汉：郭有才是谁，李北建又是谁？许老汉说：郭有才是原办公室主任，因经济问题被审查的第三天半夜，在院子的银杏树上吊死的，他死后银杏树就伐了，卖给他家，他家给他做了棺材。李北建是以前的一个副镇长，元老海领人阻止隧道开凿后，书记镇长双双调离，他当上了镇长，可刚上任三个月就得肝癌死了。人都说李北建命薄，只能是副科级，给他个正科级他就托不起了。
萤从那以后，没事就在她的房间里读书。别人让她喝酒她不去；别人打牌的时候喊她去支个腿儿，她也不去。大家就说她还没脱学生皮，后来又议论她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该来镇政府工作。或许她来镇政府工作是临时的，过渡的，踏过跳板就要调到县城去了。可她竟然没有调走，还一直待在镇政府。待在镇政府里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萤读了好多的书。读到一本古典诗词，诗词里有了描写萤火虫的话：萤虫生腐草。心里就不舒服，另一本书上说人的名字是重要的，别人叫你的名字那是如在念咒，自己写自己名字那是如在画符，怎么就叫个萤，是个虫子，还生于腐草？她便产生了改名的想法。但改个什么名为好，又一时想不出来。
马副镇长病好后，让萤到他主管的计生办里当干事。红堡子村有个妇女，已经生过两个女孩了还不结扎，一直潜逃在外。一天上午村长报来消息那妇女又回村了，马副镇长就带了她和另外三个人，还有卫生院的一个医生，赶去抓人。到了红堡子村天已黄昏，那户人家的门却锁着，再敲也没动静。村长说：难道全家又都跑了？马副镇长有经验，看见屋旁的地里还放着一把锄，门前的篱笆上夹着一撮葱，就大声说：人不在呀？人不在了把猪拉走！提了棍打得猪在圈里吱哇，果然窗子开了，扑出来了那家老汉。马副镇长说：你还给我耍花花招呀？！让人就从窗子进去。屋里那妇女的丈夫不在，只有她和婆婆。婆婆就磕头，头磕得咚咚响。进去的人不理会这些，将那妇女压倒在炕上就做手术。媳妇在屋子里杀猪一样地喊，公公就在猪圈里打猪，嫌猪叫唤了他才出来的。他又抽自己脸，说自己不应该出来管猪，拉猪就拉猪吧，一头猪能抵住孙子吗？媳妇还在屋叫，这公公就疯了，拿头来撞马副镇长，马副镇长一闪身，他头撞在墙上，额颅往下流血，喊：我有两个孙女我没有孙子啊，你们让我将来成绝死鬼呀？！就晕了过去。萤赶紧说：马镇长，他人死啦！马副镇长也慌了，说：你试试他鼻孔。萤试了鼻孔，鼻孔里还出气。马副镇长就说：人就恁容易死？！又朝屋里喊：完了没？屋里人说：完了！屋里人出来，医生抓把苞谷叶擦手上的血，马副镇长说：烧些棉花套子，给他头上的窟窿敷上，甭让流血。萤在檐下的背篓里寻着件破棉袄，掏出一把套子絮，交给了那个医生，说她要上厕所，就走到了屋后。
萤并没有进厕所，而在屋后的麦草垛下坐了。她是见过也动手拉过村里的妇女去镇卫生院做结扎手术，但从来没有经过到人家家来做结扎的，心里就特别慌，捂着心口坐了很长时间。马副镇长在门前的场子上喊：萤呢，萤干事呢？萤就站起来要到门前去，却看见麦草垛旁的草丛里飞过了一只萤火虫。不知怎么，萤讨厌了萤火虫，也怨恨这个时候飞什么呀飞！但萤火虫还在飞，忽高忽低，青白色的光一点一点地在草丛里、树枝中明灭不已。萤突然想：啊它这是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吗？于是，第二天，她就宣布将萤改名为带灯。P14-16
进入六十岁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别人说今年得给你过个大寿了；很丢人的，怎么就到六十了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们已经在饭店订了宴席，就是不去，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喘息。其实逃避时间正是衰老的表现，我都觉得可笑了。于是，在母亲的遗像前叩头，感念着母亲给我的生命，说我并不是害怕衰老，只是不耐烦宴席上长久吃喝和顺嘴而出的祝词，况且我现在还茁壮，六十年里并没有做成一两件事情，还是留着八十九十时再庆贺吧。我又在佛前焚香，佛总是在转化我，把一只蛹变成了彩蝶，把一颗籽变出了大树，今年头发又掉了许多，露骨的牙也坏了两颗，那就快赐给我力量吧，我母亲在晚年时常梦见捡了一篮鸡蛋，我企望着让带灯活灵活现于纸上吧，补偿性地使我完成又一部作品。
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带灯忙活。我是多么喜欢夏天啊，几十年来，我的每一部长篇作品几乎都是在冬天里酝酿，在夏天里完满，别人在脑子昏昏，脾气变坏，热得恨不得把皮剥下来凉快，我乐见草木旺盛，蚊虫飞舞，意气纵横地在写作中欢悦。这一点，我很骄傲，自诩这不是冬虫夏草吗，冬天里眠得像一条虫，夏天里却是绿草，要开出一朵花了。
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时我披了牛皮。记得当年父亲告诉我，他十多岁在西安考学，考过还没张榜时流浪街头，一老人介绍他去一个地方可以有饭吃，到了那个地方，却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送他去延安当兵。我父亲的观念里当兵不好，而且国民党整天宣传延安是共产党的集聚地，共产党是土匪，他就没有去。我埋怨父亲，你要去了，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干子弟了。父亲还讲，他考上了学又毕业后，在西安教书，那时五袋洋面可以买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买了，西安开始解放，城里响了枪声，他就跑回了老家丹凤。我当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里人吗，又何苦让我挣扎了十九年后才做了城里人！当我在农村时，我的境遇糟透了，父亲有了历史问题，母亲害病，我又没力气，报名参军当兵呀，体检的人拿着玻璃棍儿把我身子所有部位都戳着看了，结果没有当成；第二年又招地质工人，去报了名，当天晚上村支书就在报名册上把我的名字划掉了；隔了一年又招养路工，就是拿着锨把公路边的水渠里铲沙土垫路面的坑坑洼洼，人家还是不要我；后来想当民办教师也没选上，再后一个民办女教师要生孩子呀，需要个代理的，那次希望最大，我已经去修理了一支钢笔，却仍是让邻村的另一人掉了包。那段日子，几次大正午的在犁过的稻田里犯蒙，不辨了方向，转来转去寻不到田埂，村里人都说那是鬼迷糊了，让我顶着簸箕，拿桃木条子打着驱鬼。十几年后提起这些往事，有长者说：这一切都在为你当作家写农村创造条件呀，如赶羊，所有的岔道都堵了，就让羊顺着一条道儿往沟脑去么！我想也是。
在陕西作家协会的一次会上，我做过这样的发言：如果陕西还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吧，主要是出了一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这些作家又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后经提拔，户口转到了城里，由业余写作变为专业作家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已没条件了，应该多鼓励年轻的作家拓宽思路，写更广泛的题材。我这么说着，但我还得写农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几十年的习惯了，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走得开，我就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说不清的一种牵挂，是那里的人，还是那里的山水？在那里不需要穿正装，用不着应酬，跑疲得在一根绳索上，我愿意到那儿脚就到那儿，饭时了随便去个农户恳求给做一顿饭，天黑了见着旅馆就敲门。一年一年地去，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我仍是要往农村里跑，真的如蝴蝶是花的鬼魂总去土丘的草丛。就在前年，我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去了一趟甘肃的定西。收获总是大的，当然这并不是指创作而言，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春天的到来哪里仅仅见麦苗拔节，地气涌动，万物复苏，土里有各种各样颜色呈现了草木花卉和庄稼。就在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更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的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泼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里，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她又领着我走村串寨，去给那特困户办低保，也去堵截和训斥上访人，她能拽着牛尾巴上山，还要采到山花了，把一朵别在头上，买土蜂蜜，摘山果子，她跑累了，说你坐在这儿看风景吧，我去打个盹，她跑到一草窝里蜷身而卧就睡着了，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那衫子上的花的图案里花全活了，从身子上长上来在风中摇曳鲜艳。从她那儿的深山里回来不久，我又回了一趟我的老家，老家正在修了一条铁路又修高速公路，还有一座大的工厂被引进落户，而也发生了一场为在河里淘沙惹起的特大恶性群殴事件，死亡和伤残了好多人，这些人我都认识，自然我会走动双方家族协助处理着遗留问题，在村口路旁与众人议论起来就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事情远还没有结束，那个在大深山里的乡政府女干部，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她每天都给我发信，每次信都是几百字或上千字，说她的工作和生活，说她的追求和向往，她似乎什么都不避讳，欢乐、悲伤、愤怒、苦闷，如我在老家的那个侄女，给你嘎嘎嘎地抖着身子笑得没死没活了，又破口大骂那走路偷吃路边禾苗的牛和那长着黄瓜嘴就是不肯吃食的猪。她竟然定期给我寄东西，比如五味子果，鲜茵陈、核桃、蜂蜜，还有一包又一包乡政府下发给村寨的文件、通知、报表、工作规划、上访材料、救灾名册、领导讲稿，有一次可能是疏忽了吧，文件里还夹了一份她因工作失误而所写的检查草稿。
当我在看电视里的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我冲动了写《带灯》。
在写《带灯》过程，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的沟峪。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这种想法令一些朋友嘲笑，说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自己卖着蒸馍却管别人盖楼。我说：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或许我是共产党员吧。那年四川大地震后十多天里，我睡在床上总觉得床动，走在路上总觉得路面发软，害怕着地震，却又盼望余震快来，惶惶不可终日。
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飞来，他们只有两双手呀，两双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磨擦的危险性。在我接触过的乡镇干部中，你同情着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喝恶水，坐萝卜，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力要跳出乡镇，由科级升迁副处，或到县城去寻个轻省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鸡，张口骂人，脾气暴戾。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我们可恨着那些贪官污吏，但又想，房子是砖瓦土坯所建，必有大梁和柱子，这些人天生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想，自然不会去为自己的私欲而积财盗名好色和轻薄敷衍，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就是民族的精美。
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为佛。现在地藏菩萨依然还在做菩萨，我从庙里请回来一尊，给它献花供水焚香。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土地神，印象里胡子那么长个头那么小一股烟一冒就从地里钻出来，而现在觉得它是神，了不起的神，最亲近的神，从文物市场上买回来一尊，不，也是请回来的，在它的香炉里放了五色粮食。
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了我太多的悲愤和忧伤，而我要写的《带灯》却一定是文学的，这就使我在动笔之前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之前不大理会酝酿这个词，当我与一位八0后的女青年闲谈时，问她昨天晚上怎么没参加一个聚会呢？她说：我睡眠不好，九点钟就要酝酿睡觉了。我问：酝酿睡觉？怎么个酝酿？！她说：我得洗澡，洗完澡听音乐，音乐听着去泡一杯咖啡，然后看书，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看着看着我就困了，闭上眼就轻轻走向床，躺在那里才睡着了。酝酿还要做那么多的程序，在写《带灯》时我就学着她的样，也做了许多工作。
我做的工作之一是摊开了关于带灯的那么多的材料，思索着书中的带灯应该生长个什么模样呢，她是怎样的品格和面目而区别于以前的《秦腔》、《高兴》、《古炉》，甚或更早的《废都》、《浮躁》、《高老庄》？好心的朋友知道我要写《带灯》了，说：写了那么多了，怎么还写？是呀，我是写了那么多还要写，是证明我还能写吗？是要进一步以丰富而满足虚荣吗？我在审问着自己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在呢喃着，我以为是我家的狗，后来看见窗子开了道缝，又以为是挤进来的风，似乎那声音在说：写了几十年了，你也年纪大了，如果还要写，你就要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我吓得一身的冷汗，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那个声音又响：那你还浪费什么纸张呢？去抱你家的外孙吧！我说：可我丢不下笔，笔已经是我的手了，我能把手剁了吗？那声音最后说了一句：突破那么一点点提高那么一点点也不行吗？那时我突然想到一位诗人的话：白云开口说话，你的天空就下雨了。我伏在书桌上痛哭。
这件事或许是一种幻觉，却真实地发生过，我的自信受到严重打击，关于带灯的一大堆材料又打包搁置起来。过了春节，接着又生病住院，半年过后，心总不甘，死灰复燃，再次打开关于带灯的一大堆材料，我说：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看见了那么个好东西，能偷到手的是贼，惦记着也是贼么。
于是，我又做了另一件工作。其实也是在琢磨。
我琢磨的是，已经好多年了，所到之处，看到和听到的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在写作，在纸质材料上写，在电脑网络上写，作品数量如海潮涌来，但社会的舆论中却越来越多的哀叹文学出现了困境，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是人类出现了困境。这种困境早已出现，只是我们还在封闭的环境里仅仅为着生存挣扎时未能顾及到，而我们的文学也就自愉自慰自乐着。当改革开放国家开始强盛人民开始富裕后，才举头四顾知道了海阔天空，而社会发展又出现了瓶颈，改革急待于进一步深化，再看我们的文学是那样的尴尬和无奈。我们差不多学会了一句话：作品要有现代意识。那么，现代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当下中国的作家又怎么在写作中体现和完成呢？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而地球上大多数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顺着潮流去才是。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强大使他们自信，他们当然要保护他们的国家利益，但不能不承认他们仍在考虑着人类的出路，他们有这种意识，所以他们四处干涉和指点，到南极，到火星，于是他们的文学也多有未来的题材，多有地球毁灭和重找人类栖身地的题材。而我们呢，因为贫穷先关心着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久久以来，导致着我们的文学都是现实问题的题材，或是增加自己的虚荣，去回忆祖先曾经的光荣与骄傲。我们的文学多是历史的现实的内容，这对不对呢？是对的，而且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可能还得写这些。当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盼望的是得到面包，而不是盼望神从天而降，即便盼望神从天而降那也是盼望神拿着面包而来。但是，到了今日，我们的文学虽然还在关注着叙写着现实和历史，又怎样才具有现代意识，人类意识呢？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这恐怕我们也写不好，却能做到的是清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我们的生存和文学也将是远景大光明，对人类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也将是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我从来身体不好，我的体育活动就是热情的观看电视转播的所有体育比赛。在终于开笔写起《带灯》，逢着了欧洲杯，当我一场又一场欣赏着巴塞罗那队的足球，突然有一天想：哈，他们的踢法是不是和我《秦腔》、《古炉》的写法近似呢？啊,是近似。传统的踢法里，这得有后卫、中场、前锋，讲究的三条线如何保持距离，中场特别要腰硬，前锋得边路传中，等等等等。巴塞罗那则是所有人都是防守者和进攻者，进攻时就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而眼花缭乱地华丽，一切都在耐烦着显得毫不经意了，突然球就踢入网中。这样的消解了传统的阵型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我是那样地惊喜和兴奋。和我一同看球的是一个搞批评的朋友，他总是不认可我《秦腔》、《古炉》的写法，我说：你瞧呀，瞧呀，他们又进球了！他们不是总能进球吗？！
《秦腔》、《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想再那样写了，《带灯》是不适那种写法，我也得变变，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那怎么写呢？其实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写得时间长了，又浸淫其中，你总能寻到一种适合于你要写的内容的写法，如冬天必然寻到是棉衣毛裤，夏天必然寻到短裤体恤，你的笔是握自己手里，却老觉得有什么力量在掌控了你的胳膊。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何况我是陕西南部人，生我着我的地方属秦头楚尾，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有看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令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可这稍微地转身就何等地艰难，写《带灯》时力不从心，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点，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
就在《带灯》写到一半，天津的一个文友来到了西安，她见了我说：怎么还写呀？我说：鸡不下蛋它憋啊！她返回天津后在报上写了关于我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我名字里的凹字，倒对我有了启发。以前有人说这个凹字，说是谷是牝是盆是坑是砚是元宝，她却说是火山口。她这说的有趣，并不是她在夸我了我才说有趣，觉得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火山口。社会是火山口，创作是火山口。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溶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我常常有些迷信，生活中总以什么暗示着而求得给予自己自信和力量，看到文友的文章后，我将一个巨大的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摆在了桌上，它几乎占满了整个桌面。当年我是以它像个凹字而购置的，现在我将它看作了火山口敬供，但愿我的写作能如此。
带灯说，天热得像是把人拎起来拧水，这个夏天里写完了《带灯》。稿子交给了别人去复印，又托付别人将它送去杂志社和出版社，我就再不理会这个文学的带灯长成什么样子，腿长不长，能否跑远，有没有翅，是鸡翅还是鹰翅，飞得高吗？我全不管了，抽身而去农村了。我希望这一段隐在农村，恢复我农民的本性，吃五谷，喝泉水，吸农村的地气，晒农村的太阳，等待新的写作欲望的冲动，让天使和魔鬼再一次敲门。
这是一个人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我想要日月平顺，每晚如带灯一样关心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咀嚼着天气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间的万千变化。
王静安说：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贾平凹
2012.8.14日
序言：传统的再生
一直很喜欢贾平凹的小说。其实，贾平凹不仅小说写得好，而且他的散文已卓然成家，甚至他的文人书画也具有很高的美誉度。当然，自从《废都》问世以来，贾平凹就是一个饱含争议的作家，但这并不影响中外文学界对于贾平凹整体文学创作成就的正面评价。虽然贾平凹四十年来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确也存在着某些艺术缺憾，但这种缺憾却正是作家艺术探索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单纯的对贾平凹的艺术创作与文学成就再做赘述，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我愿借为《带灯》作序的机会和读者们探讨一下贾平凹创作中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贾平凹在《带灯》的创作中是如何对中国文学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艺术转化的。我觉得这是《带灯》的价值重心之所在，也是贾平凹文学创作价值之所在！
多年以来，贾平凹从未简单地充当西方文学的传声筒，他显然不满足于做外国文学的中国翻版，而是孜孜不倦地行走在中与西、古与今的文学会通或艺术融合的道路上，而且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文学业绩。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艺术井喷的奇观，《带灯》就是其中格外耀亮的一部。这部新世纪中国长篇杰作不仅在精神底蕴上，而且在叙事方式上深深地打下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烙印。毫无疑问，《带灯》也是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这种传统更多地来自于西方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再生，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仅仅拥有西方现代文学精神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在模仿或借鉴西方文学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学传统，而是要努力探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艺术化合。从《带灯》的精神底蕴来看，贾平凹并未简单地秉持纯粹的现代性立场，而是站在反思现代性或现代性反思的立场上来思考当下中国乡村的现代性城镇化进程。比如作家笔下的樱镇，面对着汹涌而来的现代化狂流，樱镇的山民不仅承受着因外出打工而患下的隐性疾病的折磨，而且他们申诉无门、上访无用，甚至新一轮的樱镇大开发已经到来，污染工业开始在樱镇扎根扩散，因经济开发而引起的家族械斗也席卷而来……这样的书写中凝结着贾平凹郁结于胸的无尽乡愁，这是一个农民后裔的知识分子乡村情结，却时常被人目之为文化保守主义冲动。其实贾平凹并非是一个固执的现代化反对者，他的创作素来不从主观理念出发，而是严格忠实于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内在生命体验，他既不愿袭用由来已久的启蒙现代性叙事模式，径直地批判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愚昧和喑哑，也不愿曲意逢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叙事模式，而是试图超越这两种彼此抵牾的主观叙事模式，尽力站在客观而超脱的立场上悲悯众生、体恤万物，这就是《带灯》的乡村叙事精神底蕴之所在。追根溯源，《带灯》中的悲悯情怀虽然也与西方现代人道主义或基督教精神有关，但更多地仍然来自于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化，比如儒家的仁爱情怀，道家的齐物论，佛家（禅宗）的众生平等思想，尤其是贾平凹所喜爱的老子名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更是深深地影响着他写作中的精神姿态。可见贾平凹是有意识地在创作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悲悯精神来化解百年中国激进的现代性叙事冲动，这直接导致了一种误解，有人说像《带灯》这样的小说缺乏批判精神，显得不够深刻，而究其实，批判就包含在悲悯之中，客观而超脱的悲悯往往凌驾于主观而激烈的批判之上。更何况，《带灯》中并非没有现代批判意识，作者对樱镇社会综合治安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乱象的客观写实其实蕴含着强大的批判力量，只不过这种批判不是金刚怒目式的而是意在言外式的而已。尤其是对于元家和薛家两大家族势力在樱镇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文化透视，更是隐含了作者对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社会文化心理遗存的高度警觉！
从叙事方式上看，《带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同样显得渊源有自，颇有来路。首先当然是写实传统的转化。中国明清时期以《金瓶梅》和《红楼梦》为代表的世情小说标志着中国古典写实主义叙事艺术的高度成熟。贾平凹对明清世情小说的传承与创化可谓由来已久，《带灯》的创作虽然有了新的艺术诉求，但对写实传统依旧坚守，这是贾平凹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艺术的关键或枢纽。和《秦腔》、《古炉》等相仿，《带灯》尽管有意借鉴了西汉时期“史的文章的风格”，许多段落明显在追求简约刚劲的史笔风骨，但不能否认的是，占据文本中心的依旧还是《秦腔》以来的日常生活细节流的写法，这是一种高度精密细致、深刻幽微的写实主义形态，作者力图以此对当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进行全息式的观照，洞幽烛微、刻骨铭心，直抵日常生活和世道人心的纹路与肌理。这种写实技法如显微镜或放大镜，作家以此所呈现的浮世绘或众生相具有极高的分辨率，堪称是一种“微现实主义”或“微写实主义”，它是对新时期中国文坛一度勃兴的“新写实主义”的艺术深化。在《带灯》中，贾平凹对樱镇乡政府种种蝇营狗苟的基层管理生活的忠实记录和描摹，以及他对樱镇街道上各具形相的日常市井人生的不厌其烦的讲述，尤其是对樱镇辖区内众多小山村里凡俗家庭境况的现场直击或微观察，无不把他一直推崇的日常生活细节流的写法推到了极致。虽然小说中也重点写到了上级领导视察、山洪暴发、家族械斗等大的突发事件，但《带灯》并不是一部情节性的小说，它不依靠情节推动故事的发展，而是仰仗细节的流动呈现日常生活的演化。在转化古典写实传统的同时，贾平凹在《带灯》中还坚持吸纳古典史传传统的滋养。二者的艺术关联性在于，作家正是通过精细微妙的日常生活写实来雕刻生动的底层人物群体形象，而为当代中国的小人物群体写史立传，已然成了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的一大追求。《带灯》里有三个底层小人物系列：一个是带灯、竹子、书记、镇长、马副镇长、白仁宝、刘秀珍、侯干事等人为代表的基层乡镇干部系列，一个是元家兄弟、薛家兄弟、张膏药、陈大夫、黄老八、马连翘等人为代表的乡镇小市民系列，再一个是山区乡村里的上访人物系列，其中又可分为带灯的“老伙计”系列，即六斤、陈艾娃、刘慧芹、李存存等人为代表的忍辱负重的底层妇女系列，和一直与带灯作斗争的“老上访户”系列，如王后生、王随风、朱召财等人。虽然贾平凹在《带灯》中精雕细刻的现实底层小人物群像尚未到达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刻画上层贵族人物群像的那种高妙境界，但凭心而论，《带灯》里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小人物群像的刻画依旧体现了贾平凹深湛高超的写实功力，这种艺术本领绝非泛泛之辈可以自由掌控。贾平凹对这些小人物的群体形象塑造不仅穷形尽相，而且直抵心性与灵魂，相信读者自有会心公断。
谈到《带灯》的艺术新变有一点不能不提，这就是贾平凹着意在小说创作中引入了屈子《离骚》的抒情传统。《带灯》中女主人公带灯写给知识分子官员元天亮的二三十封手机短信尤其引人瞩目，这些抒情文本被作者有机地穿插在小说叙事文本的主体结构之中，如同庞大的叙事主干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枝枝叶叶，显得枝繁叶茂，艺术生机盎然。不仅如此，这些抒情短信无不写得华美丰瞻、流光溢彩，充满了骈词俪句，让人恍然大悟现代白话版的楚辞再世，而且其中充满了山乡自然风光的描绘，足以让元天亮追忆起故乡的花草树木、奇珍异宝，也足以让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起屈子开创的香草美人抒情传统。不同之处在于，屈子笔下的香草美人抒情传统中隐含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忠君思维，香草意味着臣属，美人代表着君王，香草之于美人隐含了主与仆的权力话语关系，而到了贾平凹的笔下，这种政治权力话语关系被悄然置换成了另一种宗教性的神与人的关系。如带灯短信中所言，“我的心突然觉得我是进了你庙里的尼姑”，“让我在你的庙中静心地修行，边修边行”。这似乎印证了带灯与元天亮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宗教性关系，前者是朝圣者，后者是神一般存在。然而，带灯的短信中又说：“你是我在城里的神，我是你在山里的庙。”这似乎又意味着他们之间的位置是可以置换的，他们彼此都是对方的神，或曰互相都是对方的朝圣者，他们之间在精神上其实是平等的对话关系。如果撇开外在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不谈，他们都是精神脱俗之人，但又都难免在浊世中随波逐流，带灯的屈辱和元天亮的罪恶（利用权力给家乡引进污染工业）并不是他们外在的清高所能掩盖的。只不过在带灯的抒情短信中元天亮近乎是一个虚化的形象，这个虚化的人物和带灯虚化的抒情一道，以虚击实，直接嵌入小说文本的写实主干结构之中，实现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处理方式还是值得赞赏的。值得补充的是，带灯的抒情短信在叙事性别上也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带灯》的叙事主干是男性叙述中的社会写实文本，那么作为叙事枝叶而存在的抒情短信文本则属于典型的女性私人化叙述范畴。二者之间不是性别对抗的紧张关系，而是性别对话的互渗关系。带灯的女性私人化叙述对小说叙事主干的渗透不仅表现在带灯与竹子之间近乎超性别的“姐妹情谊”上，而且还表现在带灯与樱镇众多山村里的“老伙计”或者“铁伙计”之间的“妇女情谊”上，她们与带灯之间情同手足，甚至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繁密的女性同性叙事在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叙事进程中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委实值得读者好好玩味。
最后还得说说神话传统。贾平凹号称当代鬼才，其小说深受中国古代志怪小说影响，而志怪小说直接脱胎于上古神话传说，其流风遗响至今不绝。相对于《废都》里那头会思考的奶牛，《秦腔》里能通灵的疯子，《老生》里的老巫师或老唱师，《带灯》里的人物身上的神话或魔幻色彩其实并不强烈，但作者还是在小说结尾中抹下了浓墨重彩的神奇灵异一笔。小说的下部名曰“幽灵”，写遭到人生沉重打击的女主人公带灯出了幻觉，她患上了夜游症，和樱镇的疯子为伍；她喜爱的埙也不翼而飞；她身上先是长满了皮虱，终至于落满了萤火虫，此时的带灯如佛，全身散发着神奇耀亮的光晕。这是典型的现代神话叙事，带灯由凡俗的女人变成了超验的女神，而超脱了肉身凡胎的女神不再匍匐于现实的苦难而在精神上高翔远引，只是苦了她的尘世同伴竹子，竹子不得不忍受着上访钉子户王后生的嘲弄，为了讨回带灯的公道而踏上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上访路。所以《带灯》的底色还是灰色的，带灯的人生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悲怆和荒诞，这是所有的神话或魔幻色彩都掩饰不住的。对于小说骨子里的悲凉，相信读者会感同身受。
说了这么多，深恐遭遇“佛头着粪”之讥。好在平凹先生佛心似海，当不会计较我的饶舌。我依稀记得十几年前孤身去西安“大堂”拜访他的情景，那时的他正沉浸于《秦腔》的深度写作之中，而那时的我却并不知晓他正在悄然开启着属于自己的文学时代。权以此序，向“文坛劳模”平凹先生致敬！
李遇春
2015年6月20日，序于武昌桂子山
一位容貌美丽却有点孤芳自赏的女大学生萤，来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工作，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给自己改名为“带灯”，意为带着一盏灯在夜里巡行。
带灯她主要负责处理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每天面对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纠缠麻烦。有的人利益受侵害却不知如何维权，也有人为了一棵树上访十几年……
虽然带灯每天都要面对生活里无休止的纠纷，忍受精神世界中的干涸，但是她从未放弃过内心的追求。即使是在最绝望的时刻，她也会带上一本书，坐到镇子外面的山坡上，去看看远处山，想想书里的人。然而她却始终无法改变，那些来自命运里孤独和痛苦对她的轮番折磨。
《带灯（精）》一书中的个人苦难里包含了作者贾平凹对乡镇干部这一群体尴尬现状的同情；也体现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可困境；同时，这也是对时代的感叹和反思。
《带灯（精）》一书是花甲之年的贾平凹写作生涯首次转型之作，也是又一次自我突破：贾氏过往的小说中也有现实的因素，但像本书这样强烈的充满了现实关切的，则唯此所独占。不管是文字风格以及写作方式，本书都改变了他小说以往的一贯风格。全书不仅在文字风格上变得流畅明快，在情节内容和主题上更是接近当代人的生活和情感。更加无法忽视的是小说中虚实相间处理的全新突破。
本书也是贾平凹首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作品：《带灯》是贾平凹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在小说中，众多的男性都是为女主人公带灯的需要而设置。不仅如此，带灯这个女性也明显不同于贾氏以往笔下的女性，她身上体现了更多超越女性的一些人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