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或私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人思考,就是一种独白,与自己对话。另外,人的趣味与学养对思考的影响甚大,见得多、识得广,则想得深、思得透。与感觉相比,思想是一个随意而合理的过程,用康德的话说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文明人摆脱不掉的精神享受或精神折磨。但《思在途中》作者徐圻不认为思考只属于特定的人群,作者也不觉得人只应该“高级”、“高雅”、“高尚”地进行思索.那样的话会弄得人很累;既然思考的对象如此丰富多彩,思考起来就不应该设置高限和底线。另外,大部分思考仅仅是“想事儿”,即考虑、想象、反省、回味、感悟等等,不管想明白还是想不明白,想完了就算,用不着说给别人听。但有的思考却是要付诸交流的,得向别人表述或表达,得让别人对你有所了解、理解,或认同、附和,或批评、反驳,等等。这就离不开语言、文字、逻辑、修辞,或有感而发,或条分缕析;或信笔所至,或言之凿凿;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
徐圻编著的《思在途中》介绍:人只要健康地活着,就要“想事儿”,即正常地思考。思考是有讲究的,作者以为有两点决定了思考的质量,一是思考的对象,二是思考的方式。
任何思考都不是凭空的,都具有指向性或针对性,都是关于某种对象的。所谓对象,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有的紧迫,有的从容;有的有趣,有的乏味;有的就在当下,有的关乎未来;有的转瞬即逝,有的恒久悠远,等等。思考对象的层次越是多样,思考者的想象力、洞察力、辨析力就越强。
沉甸甸的历史——关于三中全会前30年的回顾与反思
对于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了解历史、懂得历史、回味历史、反思历史,应该是一个必备的功课。这当然不是说,只有在重大历史节点、重要纪念日的时候才来突击性地重温一下历史,而是说,历史(包括历史事件、历史文献、历史故事、历史教科书等)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习历史的意义绝不在于沉湎于过去,恰恰相反,其意义在于启迪现在和昭示未来。意大利著名历史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家李泽厚(上世纪80年代西方人曾称他为“中国唯一可以称为哲学家的人”)也曾说过:从孔子到现在,整个一部中国思想史无非是两个东西:要么是“我注《六经》”,要么是“《六经》注我”(这话原出于宋代哲学家陆九渊)。作为儒家经典的《六经》,千百年来支配了中国思想界,凡是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人就不能不知道这《六经》。在这里,李泽厚描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史观:要么一切全都根据孑L、孟学说来治国、治学、治家、治人,这就是“我注《六经》”;要么利用孑L、孟学说来阐释、发挥自己的新思想、新见解,这就是“《六经》注我”。克罗齐和李泽厚这两个大思想家说这一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全部的历史,不管是编年史还是专门史、思想史,都是以现代人、当代人的视角、立场来解读的,都是为现实服务的。
我自己对这个历史观是深信不疑的。当我们在叙述某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在“客观地”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实际上我们是以现在的立场、趣味,根据当下的要求、价值,让历史来为我们正在做或准备做的事情服务。不要相信有真正“客观”的历史——克罗齐是这个意思;中国思想史就是“《六经》注我”的历史——李泽厚是这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了解、思考我们的历史,固然是有趣的,但更是有用的,有时甚至是沉重的。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3年的历程。时光如梭,弹指一挥间!不仅我的父母这一辈人是在党的旗帜下走完或即将走完他们的一生,而且我自己这辈人,即大部分已年过半百、经历了新中国大部分风风雨雨的“革命第二代”,也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走到今天的。毫无疑问,我这一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的历史上,在思想上、感情上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我的父辈们对党根本不会有怀疑,他们是执着的也是盲目的革命者。在他们的生涯中,经历了党的伟大和辉煌,亦即胡锦涛所说的开天辟地、改天换地、感天动地的历史巨变;在他们的生涯中,也经历了党由于最高领导层的失误而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但无论如何,他们这一辈人对党的认同是从来不曾动摇过的,党正确的时候他们衷心拥护,党犯错误的时候他们也衷心拥护,不管他们本人正在意气风发、凯歌行进,还是正在遭受身心的打击与摧残。这就是老一辈革命者出于直觉和朴素情感对党的认知。
我的下一代人,即今天的80后、90后们,则正好相反。他们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他们从小所接触到的,已经是一个“个体至上,权威不威”的环境,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与市场经济相生相伴的东西。尽管在学校里,传统的历史、政治和道德仍然在传授,但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这些年轻人的脑子里、心田里,那是没有多少人持乐观态度的。把这一代人说成是没有信仰、没有原则、只知利害、只认得失的一代人,当然过头了一点,但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那么回事。对他们这一代人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究竟怎么看,是一个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问题。不管怎么说,他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价值走向,是关乎国家、民族走向的带根本性的大事,而现在的状况是让人乐观不起来的。我认为,30多年来,我们国家不管取得了多么巨大的物质技术成就,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发言权不管增长了多少倍,中国人整体的精神面貌、中国人的基本道德水准、中国人的言行在国际上的口碑,是非常让人尴尬和担忧的。惟其如此,介于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我们这一代人,是最有感触的一代人!因为只有我们这一代人,即以前经常讲的“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这一代人,才真正对建党90年、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历程,对中国共产党有过的辉煌和犯过的错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1978年为分界线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有着直接的或间接的、感性的或理性的、直觉的或分析的、历史的或现实的感受和理解。P3-5
几年前我出了一本集子《仰望与关切》。在那本书里我说过,2000年是我个人履历的一个节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以理论学术研究与教学为主要职业的人;在此之后,我成了一个实际工作者,我原来的专业成了附带的工作。但不管是处在哪种工作状态,我对社会和人文环境、历史和现实状况、人际和自我境遇,总是留意观察、乐意思考、着意表达。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着。进入21世纪以来,我陆续地对我思考的结果进行梳理,结集出版了三本书,现在这是第四本。我想,今后只要没有不可抗拒的原因,我的这种状态还会持续下去,我的观察和思考不会因为我的具体工作的变化而减缓。对我来说,思考是一种“行进”状态。这就是我这本新集子取名《思在途中》的缘由。
关于思考这件事,我谈一点感受。
人只要健康地活着,就要“想事儿”,即正常地思考。思考是有讲究的,我以为有两点决定了思考的质量,一是思考的对象,二是思考的方式。
任何思考都不是凭空的,都具有指向性或针对性,都是关于某种对象的。所谓对象,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有的紧迫,有的从容;有的有趣,有的乏味;有的就在当下,有的关乎未来;有的转瞬即逝,有的恒久悠远,等等。思考对象的层次越是多样,思考者的想象力、洞察力、辨析力就越强。
就思考的方式来说,我认为人的思想应该是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我的意思是:人固然不可能超越自己的阅历、学识、感受、想象来进行思考,但是,怎样去思考,即思考的维度、角度、力度、深度,以及思考的起点、目的、习惯、偏好、过程等等,是不应该限制的,也是限制不了的。思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或私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人思考,就是一种独白,与自己对话。另外,人的趣味与学养对思考的影响甚大,见得多、识得广,则想得深、思得透。与感觉相比,思想是一个随意而合理的过程,用康德的话说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文明人摆脱不掉的精神享受或精神折磨。但我不认为思考只属于特定的人群,我也不觉得人只应该“高级”、“高雅”、“高尚”地进行思索,那样的话会弄得人很累;既然思考的对象如此丰富多彩,思考起来就不应该设置高限和底线。另外,大部分思考仅仅是“想事儿”,即考虑、想象、反省、回味、感悟等等,不管想明白还是想不明白,想完了就算,用不着说给别人听。但有的思考却是要付诸交流的,得向别人表述或表达,得让别人对你有所了解、理解,或认同、附和,或批评、反驳,等等。这就离不开语言、文字、逻辑、修辞,或有感而发,或条分缕析;或信笔所至,或言之凿凿;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
所有这些,都应该在各种印刷物——书、报、刊等等——中得到展现。由思考引发阅读,再从阅读回到思考,循环往复,生生不已,这是自从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以来人们一直习以为常的精神生活方式。我本人是非常认同也非常习惯这种方式的,我通过读书来了解和理解别人的思考,也乐于把自己的思考付诸文字来让别人了解和理解。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文字是观念的符号,而语言、文字对思想、观念的传达,我认为,是只能由“白纸黑字”来承载的。对我来说,用视频、电脑等来呈现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只能是“半成品”,最终还得印制在书籍或报刊上。此外,不管当今的电子信息或数字传送手段已经多么发达了,我主要还是通过纸质的书籍、报刊来知晓别人的想法和看法的。
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读图时代、大数据时代,“读书”这个概念的内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现在中国每年出版各类图书25万种,每天就有700种新书上架,这个规模是非常可观的。现在突出的问题不是书,而是读;不是有没有书读,而是有多少人读书;不是书有没有讲述了内容,而是书有没有阐述了思想。不过我坚信,文明社会必定是由越来越多的思者和读者组成的。只要思考和语言是严谨的、真切的,就不会没有交流;只要书籍富于思想内涵并且具有可读性,就不会失去读者。而要实现这些,最开始的工作愈发必不可少,那就是观察与探索——关于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神秘多彩的世界,关于我们这个纷繁复杂、爱恨情仇的社会,关于我们这些活色生香、性格纷呈的个人——的观照与探究、思与反思。这样一种人文现象永远是一个过程,永远行走在有趣而恼人的人生旅途中。
徐圻
201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