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一只耗子得癌症而死亡演变成罗马遭哥特人全面洗劫，我向你发誓，导致我们这个小小的四人团体分崩离析的原因就是一桩与此类似的不可想象的事件。假如你正好看见我们围坐在某家俱乐部前面的一张小桌旁喝下午茶，看微型高尔夫球比赛，不妨说就在霍姆伯格吧，按照人之常情，你可能会说我们是座无比安全的城堡，如果你愿意这么想，不妨认为我们是一艘漂泊在蓝色大海上，挂着白帆的高高的大船，恐怕是上帝允许人类的头脑所能构想的最雄伟、最美丽、最安全的事物。哪里能找到比这更好的避风港？哪儿还有更好的？
永久？稳定？我无法相信它已成为过去。我无法相信那漫长、宁静的生活，那犹如跳小步舞的生活，在我们认识九年零六个星期结束前灾难性的四天里消失殆尽。没错，我绝不妄发虚言，我们的亲密关系就像一场小步舞曲，只因为在任何可能的场合，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去哪里，在哪里坐下，我们会一致选定哪张桌子。我们可以起身就走，四个人不约而同，谁都不曾接到任何信号，总是去听库尔管弦乐队的演奏，而乐队总是在舒适的阳光天演奏，或者，如果碰到雨天，就在毫不起眼的避雨处演奏。不，真的，这样的生活不会就此结束。你无法消灭心中的小步舞曲。你可以合上曲谱本，关上大键琴；在壁橱和衣柜里，耗子可以毁掉洁白锦缎华服。暴徒可以洗劫凡尔赛宫；特里亚农宫会倒塌，可是小步舞曲——小步舞曲本身肯定会慢慢传到最遥远的星辰，甚至就像我们海森浴场的小步舞曲至今还在跳着。难道就没有什么天堂，古老美丽的舞蹈、古老优雅的亲密友情在那里恒久不断？难道没有什么极乐世界，四处弥漫着若有若无动人的乐声，即使落入烦恼的尘世，却仍然有着敏感、颤抖和永恒的灵魂？
不，上帝做证，绝非如此！生活不是我们跳的小步舞；它是一座监狱——里面关满了惊声尖叫、歇斯底里的病人，他们被捆绑起来，免得喊叫声盖过我们沿着陶努斯瓦尔德林荫大道行驶的马车车轮发出的隆隆声。
但是，我以神圣的造物主的名义发誓，生活是真真实实的。它是真实的阳光，真实的音乐，是石海豚嘴里喷出的真实的水花。因为，如果在我看来，我们四个趣味相同，欲念一致的人，共同行动——或者，不，不行动——一致同意坐在这里或者那儿，难道这还不够真实吗？如果九年来，我拥有一只漂亮但心儿烂透的大苹果，直到九年零六个星期差四天时才发现它烂了，难道说我九年来拥有一只漂亮的大苹果不对吗？对爱德华·阿什伯纳姆，对他的妻子利奥诺拉和可怜的亲爱的弗洛伦斯来说，这件事可能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想想这事儿，我们的四方楼至少有两条支柱腐烂了，我却没有想到这会威胁到它的安全，这难道不多少有点儿离奇吗？至今我都没有明明白白地想到，虽然他们两个其实都已死去。我不知道……（P6-8）
译后记：不确定性的四重奏
杨向荣
人性的微妙谜团被不计其数的作家设计侦探过，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好兵》中的侦探显得有点别致。他不仅披露了侦探的内容，重点在于还呈现了并不完美的侦探形式或过程。任何侦探书里都得有个聪明绝顶，经过千辛万苦的脑力劳动解决貌似不能解决的问题的侦探，这本书的侦探不在书里，而在书外，那就是聪明绝顶的作家本人。从勘探人性微妙这个角度而言，我觉得《好兵》好像是对人性幽暗诸相几近无果的侦探。书中的四个主要人物暂时相聚一堂，作家拿着聪慧的手术刀研究和侦破他们之间互相纠缠的人性与情感乱麻，可作家留给我们的感觉却是既完成了解剖，又留下太多未完成的线索，造成空前的不确定效果。这部小说不仅创作方法精致，对人物心理复杂性的探究也深入了到非常微妙的境界。
小说开篇叙述者就声称这是他听到过的最悲伤的故事，读完全书后我们得知，悲伤的表面的原因在于四个主要人物中有两个男女自杀，跟他们有关的一个年轻妻子突发心脏病而亡，幸存者中一个姑娘疯狂，一个女人精神崩溃，一个男人遭到致命的打击。真正让人悲伤的是无辜的纯真者梅西·梅登和南希的结局。作者大概暗示了她们的命运就是纯真的命运。叙述者道威尔的妻子疑似得了心脏病，利奥诺拉的丈夫也得了心脏病，他们各自陪护病人定期到德国温泉小城瑙海姆疗养，在当地旅馆相识，从此成为亲密无间的好朋友，这样的友好关系维持了九年，期间，在温文尔雅的交往中，流动着通奸、背叛、情欲泛滥、欺骗、情感谋杀等等汹涌的暗流。这些暗流藏得如此之深，貌似心地纯洁如圣人的叙述者道威尔几乎一寸一寸地甄别清楚，可见其隐藏之深邃和厘清难度之大，而他叙述秩序的顿挫也与逐渐发现这些暗流的过程的颠三倒四的真实进程相称配。
这部现代主义经典最显眼的成就当属写作方法。无论用了何种方法，它都没有用现实主义或者自然主义编年体的方法。如果小说中描写的两对夫妇的精神世界是作家研究与呈现的对象，如果把这个对象看成一张圆盘，作家在呈现他们的精神世界时，并没有按照他们的世界活动时的时间顺序和空间秩序来呈现，而是根据作家自己的标准把顺序打乱，把秩序拆解，然后重组，犹如把圆盘剪成诸多面积不均匀的扇形，再把这些扇形有序地打乱，而后工工整整地重新拼贴成一个所谓主观意识主导下修复过的新圆盘。我们不禁要问，在呈现复杂流变的生活与精神世界时，我们想象当中最原始的那个世界真实呢，还是经过裁剪后的那个世界更真实？这个问题在纯粹唯物主义世界观范畴原本不难回答，现代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却启发我们有胆量发出这个质疑。测不准原理告诉大家，我们恐怕永远不知道未经测量干扰之前的那个对象的原始状态是什么，被观测对象呈现在观察者面前的结果都是受到观察行为干扰的状态。这样看来，经过作家剪裁过的世界反而是我们能得到的唯一可供呈现的世界。作家把四个人物之间的外部活动与情感的内部活动发生的时空在叙述时进行的重组，或许反而最接近可观测的状态。这是我们在读这部小说时需要的心理准备，不然会对作家几近任性的时空切换感到凌乱，以为是叙述者任凭意识流驱使自言自语，其实这样的貌似凌乱或者自由切换是精心而为。它另立叙述逻辑，但仍然是逻辑。作家意识到自己要侦破的人性活动展开的复杂性用我们习惯了的时空顺序不足以有力呈现时，就选择了在那个年代多少有点石破天惊的新手法。叙述者道威尔先生以见证者的口吻在英国乡下一个老宅子里对一个似有若无，从不提问只默默聆听的听众讲述他和妻子弗洛伦斯、阿什伯纳姆上尉与妻子利奥诺拉四个人之间发生和经历的往事。他的叙述遵从作家的旨意，完全打破读者习惯了的时空顺序，时而把靠后发生的事情提到前面，时而把最早发生的事情放在稍后来说，这种错序又来得不知不觉，稍不留心我们就不知身在何处何时了。
……
福特在回忆好友康拉德的文章中曾批评英国长篇小说失之过于直接，在现实生活中，你逐渐跟别人熟悉的过程从来不会那么直接，而是从细节入手逐渐获得整体印象，逐渐发现隐秘，要想在小说中表现复杂甚至多面性人物，就不能按照他工作和生活的编年顺序从头到尾来展开，首先要抓住他给人最强烈的印象，然后再向后来回反复探究。他还说，生活并不叙述，而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制造印象。道威尔对阿什伯纳姆的叙述采用的就是这种创作理念。
那个年代的很多文学大家都由衷地欣赏《好兵》。诗人埃兹拉·庞德说，福特的散文艺术即诗歌的艺术，而且坚决摒弃陈词滥调。约瑟夫·康拉德声称自己在写东西的时刻克制着不要看《好兵》，担心受到影响。丽贝卡·韦斯特曾说，《好兵》的出版为此后发表的一半小说奠定了模式。这个略微夸张的说法反映了《好兵》在写作方法上的开创性意义。凯瑟琳·安·波特则说福特的影响不可限量，他甚至影响了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的作家们。格雷厄姆·格林在1962年写的文章中说，将近四十年间，他不知道多少次重读《好兵》，每次都有新的让人钦佩的发现。
《好兵》的翻译有点偶然。我去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胡晓舟那里想要几本社里早些年出的我的短篇集《果园之火》，见到了正在集团开会的总编辑韩敬群先生。韩总谈起他正在看英文版《好兵》，说这是部在国内有些被忽视的现代经典，然后看我能不能翻译。这本书的大名已经久闻，韩总的文学目光我毫不怀疑，几乎当场答应。随后，韩总就把他正在看的那本英文版《好兵》寄给我。于是《好兵》成为我做梦都没想过要翻译却翻译出来的小说。它的文字和心思如此缜密精致，而叙述的确定性又如此难以捉摸，无论从技艺和理念哪个方面看都让人开眼，作为读者我非常感激韩总的推荐。英文原著作者对平常词语微妙意义率性发挥，口语和智性句子交融，总担心原本该模糊含混的地方却译得过于清楚，或者反之。诸多难度可想而知。本书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张蓉燕老师早年的译本，谨向拓荒者致敬！责编江汀反复审读译稿，不辞辛劳，十分感激！
2017年12月于南京鼓楼
致斯特拉·福特的信
我亲爱的斯特拉：
我向来觉得这本书是我最好的作品——无论如何视之为我战前最好的作品。从动笔开写到我的下部小说问世，其间几乎相去十年，所以，从那以后无论我写了什么，都可看作出自另一个不同的人——你的人之手的作品。因为显然，没有你给我生存下去的激励，我大概不太可能活过战争岁月，同样，更加确凿的是，没有你鞭策我去写作，我可能不会再写。凑巧的是，不知什么古怪原因使然，《好兵》几乎是我的著作中唯一没有题献给某人的作品：命运大概挑中它，让它等待十年，才等来此刻，让我将它献给你。
我把自己现在的一切都归功于你：我把写《好兵》时的自己归功于毫无目标和反复无常的生活际遇。直到1913年12月17日我坐下来开始动笔写作时，用一个赛马训练的术语来说，我还没有打算拉展自己全力以赴呢。部分原因在于，我总是固守这样一个信念，即——无论别的作家是怎么样——如果我要写一部小说能够很在意地坚持到四十岁以后才写，那么我最起码不会在四十岁之前写的；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绝不想跟其他作家竞争，他们对别人的赏识承认以及由此带来的东西的要求和需求都远甚于我。我从来不曾真正试着把自己对写作的全部认识放进我的任何一部小说中去。我漫无边际地写了许多书——数量浩大——但它们本质上都是拼贴，是我极其珍惜的文字的片段或者杰作的片段拼贴。可我始终对写作如痴如醉——醉心于写作理应进行的方式，而且，要么有时独自一人，要么有时在康拉德的友情陪伴下，那时甚至对如何选词造句，如何经营小说的结构，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研究。
所以，在四十岁那天，我坐下来，想看看自己能做什么——就这样《好兵》诞生了。我刻意希望它是自己最后的作品。那时我经常想——我不知道现在我依然不这样去想——无论谁，写出一部作品就足矣。《好兵》完成的时候，至少伦敦，甚或整个世界，更加生机勃勃的新兴作家处于主导地位。那是一个文学上的立体派、旋涡主义、意象派以及那个青春的十年间其他恣意突进、喧嚣吵闹的年轻人组成的激情年代。所以，我自视为鳗鲡，钻进大海深处，生下幼子，然后死去——或者自视为大海雀，抵达早已划定的地盘，产下自己的蛋后也不妨死去。因此，我在一本叫《鸫乌》的杂志的专栏上登了一个告别文学的正式声明——那本杂志犹如可怜的小海雀，也因产卵而死去。此后，我准备站在一边，去支持我们的好朋友——你的以及我的——埃兹拉、艾略特、温德姆·刘易斯、H.D.，以及其他吵吵嚷嚷的年轻作家们，那时他们正在叩敲文学之门。
但是，更激烈的喧嚣在围攻伦敦和整个世界，直到那时，伦敦和整个世界似乎仍然躺在那些征服者高傲的脚下；立体主义、旋涡主义、意象主义等在隆隆枪声中绝对没有平等发声的机会，可是我又从自己的空洞中走出来，鼓起勇气在你那些感人、精致、美丽的作品旁边，放上几部我的作品。
然而，对我来说，《好兵》仍然是我的大海雀产下的蛋，属于不会再有子嗣的某个种族，因为它写于很久之前，如果我对它稍加看重，可能也算不上过于自负吧。我想，对作家的这点虚荣不值得过度责难，如果他取出十年前的一部旧作，惊叫道：“老天啊，那时我写得这么好吗？”因为这通常意味着他再也没有写出过这么好的作品，很少有人嫉妒心强烈得会责备一座死火山的自鸣得意。既然如此，那就随它好了。最近，我被迫要对这部作品重新进行严格的审视，因为我得把它翻译成法语，这迫使我要对它严加留意，用心程度要远超任何细致入微的阅读活动。那么我可以惠允自己说，我对自己在写作此书时投入使用的结构，以及错综复杂的关联和交叉关联深感惊诧。其实也不必惊讶，因为尽管我用比较快的速度把它写出来了，但在我心中孕育了整整十年。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我从爱德华·阿什伯纳姆本人那里听到的，除非其他知道的人都不在人世，不然我是无法去写的。所以，那些年我把它深藏在自己内心，时时刻刻都在思量琢磨着。
那时我有一个巨大的野心：要让我的这部英国小说具有莫泊桑的《如死一般强》在法国文学中那样的地位。一天，我如愿以偿了，因为凑巧去一家公司，碰到一个热情炽烈的年轻崇拜者，兴奋地喊叫：“天哪，《好兵》是用英语写的最好的小说！”我的朋友约翰·罗德克对我的作品向来持适度赞赏态度，对此，他清晰又慢吞吞地说：“哦，没错。是的，不过你漏掉一个词。它是用英语写的最好的法国式小说！”
对此——我要把自己的赞赏献给我钟爱的法兰西大师和更出色的作家们——我将把自己的这部作品交给读者评说。但我还想就书名费几句口舌。这部作品我本来取名《最悲伤的故事》，但是直到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降临头顶，“好兵”这个名字还没有问世，菜恩先生就写信、发电报来纠缠骚扰我——那时我在忙别的工作！——想改书名，他说在那样的日子，这样的书名会让书卖不好。一天.我正在参加检阅，收到莱恩先生发来的最后一封恳求电报，这封电报已经付过回复资费，我抓过回电单，用很不耐烦的讽刺腔调写道：“亲爱的莱恩，何不就叫《好兵》呢？……”令我恐怖的是，六个月后，这本书出版了，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事已至此，我的后悔从未消停过，可是，自战争以来，我得到太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在读这本书，用的是这个书名，乃至我犹豫不决，不想再变书名，害怕招致迷惑。如果战争期间有机会，我会毫不犹豫换掉书名，因为我只得到两个证据，有人曾听说过这本书。一次是，我遇到团里成功请假的副官，看上去脸色非常难看。我说：“老天啊，伙计，你是怎么了？”他答道：“噢，我前天忙着结婚，今天一直在读《好兵》来着。”
另一次，我又在接受检阅，当时正在切尔西的卫兵方阵中接受常规操练检查。由于要在半打戴红帽圈儿的年老的大人物面前操练，我紧张得动作僵硬，弄得周围的伙计无望地陷入窘境，就像H.M.科尔斯特雷卫兵团的绅士兵们那样不知所措。其间我僵硬地站在那里。注意到其中一个老红帽圈儿走近我的后背，对着我的耳朵清清楚楚地说：“是你说的《好兵》吧？”这样看来，有人替莱恩先生报了仇。无论如何，我终于明白，讥讽是一把双刃剑。
我亲爱的斯特拉，你本来可以不止一次地听我讲述这些故事。可是，现在重洋将我们阻隔两方，我只好把这些故事写在这里，写在给你的信中，你见到我之前就会读到，希望这些故事以你听着熟悉——乃至非常虔诚的声调产生的幻觉给你带来些许快乐。所以，我真诚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希望你一并接受这本书的特别献词以及本版的共同献词。
你的F.H.福特
纽约，1927年1月9日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著的《好兵(精)》讲述的是爱德华·阿什伯纳姆，一位不折不扣的好兵，完美的英国绅士。利奥诺拉，爱德华的完美妻子。约翰·道威尔和弗洛伦斯，一对来自美国的富有夫妇。他们四人在疗养地相识，一起享受着文明的生活，这看起来十分和谐。但很快地，本书口述者的话语开始逆转，表象让位于冷酷而悲哀的真实。弗洛伦斯死于自杀，紧随其后的是爱德华·阿什伯纳姆。而我们知道的是，这个关于好兵的毁灭故事，由约翰·道威尔之口说出。但道威尔就是诚实的吗？也许，他正是那位“不可靠的叙事者”。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著的《好兵(精)》名列兰登书屋评选的“20世纪百部英语小说”。
“不可靠叙事者”讲述“悲伤的故事”，“用英语写成的好的法国式小说”，本书是福特的代表作品，是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中的杰作，它与《尤利西斯》和《荒原》一道被视为突破性的实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