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学者威尔·杜兰特夫妇用时四十余年写就的巨著,基本上涵盖了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史”。
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杜威、季羡林、汤一介等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这是一部“文明大典”,而与一般的史书有别;这是一部颇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著作,而与“流水账”式的史书有别。
精装修订版,每册改动达上万处;内文有近百幅精美插图,图文并茂。
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的《东方的遗产(权威修订版)(精)/世界文明史》是“世界文明史”系列之一,讲述了东方的古老文明,如苏美尔、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介绍了他们在耕种、工业、运输、贸易、政府、道德、宗教、科学、哲学、文字、艺术等方面的文化遗产。本书是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被誉为“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
威尔·杜兰特著,台湾幼狮文化译的《东方的遗产(权威修订版)(精)/世界文明史》讲述了亚洲是古老的文明之地,是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是现代文明之源。《世界文明史》以《东方的遗产》开卷,梳理文明的建立所需要的条件。
数千年历史,地球上最大洲蕴藏最灿烂的文明,在威尔·杜兰特的笔下得以重现。耕种、工业、运输、贸易、政府、道德、宗教、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是构成文明的几个要素,亦是东方世界赐给西方遗产的一部分……
第一章 文明的条件
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经济的供应、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及对知识与艺术的追求。动乱终结之时即是文明的起点,因为一旦恐惧被克服,好奇心与进行建设的欲望不受约束,人们自然便会产生进一步了解并改善生活的冲动。
某些因素形成了文明,这些因素可能激励文明,也可能阻碍文明的发展。
首先是地质条件。文明诞生在冰河时代的一个中间期:冰河融化的水流,随时都可能再度高涨,流水夹杂着坚冰石块,摧毁了人们辛勤的成果,将人们的生活空间逼限于地球的某一狭窄部分。我们建立了城镇,但魔鬼般的地震又可能摇耸双肩,使我们无一幸免地遭受灾害。
其次是地理条件。热带的炽热和蔓延遍地的寄生植物都是文明的劲敌。懒散与疾病,早熟与夭折,也转移了人们生活中创造文明的精力,使人们专注于饥饿与再生,以致不能进行艺术与心灵的创作。雨水是必需品,因为水是生活的媒介,甚至比阳光更重要。自然界这种难以理解的任性,可能使一度工业繁荣的王国沦为枯竭的地域,如亚述的首都尼尼微(Nineveh)或巴比伦即是如此,但也可能使一些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的城镇,迅速成长与富庶起来,如大不列颠、美国华盛顿州西北城市或太平洋海岸的普吉湾(Puget Sound)海峡各城市即是如此。土壤肥沃,则适于种粮食与谷物;河流交错、沿海多天然良港,则便于商船停泊。假如具备了以上一切条件,又位于世界通商要道,如雅典或迦太基、佛罗伦萨或威尼斯——虽然仅凭地理条件绝对不能产生文明——更易于接受文化,其文明也更加充实。
经济条件更为重要。一个民族可以拥有典章制度和崇高的伦理法规,甚而有如美洲的印第安人,对少数技艺有其独到的见解。但是,假如这些民族停留在狩猎时期,或者一个民族只依靠狩猎的成果而存在时,则绝不会从野蛮进入文明。如阿拉伯游牧民族贝都因(Bedouins)的苗裔,他们格外聪敏与活跃,更能表现其勇敢、大方、高贵的气质。但是,假如没有最起码的文化的必需条件——粮食的不虞匮乏,则其智慧将在狩猎的冒险与交易的诡诈中消失殆尽,不会有花边彩衣、礼仪与雅致、艺术与享乐等属于文明的事物遗留下来。农耕是文化的第一种形式,是人们定居后,为了不可知的未来而耕作储粮,使人们有时间与理性成为文明人。因此,我们构筑房合、庙宇及学校;发明生产工具;豢养狗、驴、猪等牲畜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学习并改善工作的方法与程序;保持长久的寿命;将祖先在精神与伦理方面的传统,加以充实与健全后,再留传到下一代。
文化激发农耕业,而文明又促进城市的成长。一方面,文明是礼仪的习惯;另一方面,礼仪又可能仅是市民们表现在言谈与思想上的高尚气质。财富与智慧聚集在城市,但财富与智慧仍然产生于乡村。在城市,发明与工商业的兴起,使物质与精神生活都得以提升。在城市,商人们频频接触,交换货物与意见。在繁复的交易中,各方相辅相成的心智交织,加强并激发了创造力。在城市,有些人未从事实物的制造,却“生产”了科学与哲学、文学与艺术。文明在农合里播种,但只在城市里开花。
文明没有种族的限制。任何大陆和任何肤色的人种都可以产生文明: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德里,在古埃及的孟斐斯城还是在巴比伦,在意大利的拉韦纳(Ravenna)还是在伦敦,在秘鲁还是在中美洲的尤卡坦(Yucatan)半岛。文明不是由伟大的种族创造的,相反,伟大的文明创造了民族。地理环境与经济条件创造某种文化,而文化又创造了某种典型。英国人没有创造不列颠文明,而是文明创造了英国人。如果英国人带着不列颠文明,不论他来到何处,即使到西非洲蒂姆巴克图城(Timbuktu),他穿戴整齐赴宴,这也不是他在那里重新创造了文明,而他自己也会承认,即使当地的文明是不可思议的神秘,也不会影响他的心灵。(P3-4)
差不多在20年前,我就不揣翦陋地想写一本《世界文明史》,现在我总算实现了这一心愿的一部分,完成了这第一卷。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我想尽我心力之能及,把人类的文化遗产——如在其原因、特性与成果方面,在发明的进步方面,在经济组织的变动方面,在政府组织的尝试方面,在宗教的热情方面,在伦理与礼仪的盛衰方面,在文学的精华方面,在科学的发展方面,在哲学的智慧方面,以及在艺术的成就方面,都能依时代并用默察方法有条理地进行叙述。不要说我这一企图是如何地荒唐,也不必说这一观念是如何不自量力。因为我花了好几年的工夫,仅仅完成五分之一,而我已明显地感觉到,只靠一人的心力,只靠一人的有生之年,是难以完成这一工作的。但是,我还是梦想完成此工作,虽然或许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对于那些热爱哲学的人,可能多少有些用处,因为他们对于事物总想作一全面了解:在时间上,他们想透过历史去追求远景、统一与领悟;在空间上,他们又想透过科学去实现这远景、统一与领悟。
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分类历史写作法——如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音乐史、艺术史等——对人类整体生活的批判都有欠公正。历史的写作,一定要经纬兼顾,分析与综论并用。同时,最理想的历史纂述应设法把每一时代的每一国家的文化、组织、变动与路线等整个错综复杂的现象,都加以综述。然而,知识的积累已将历史分成无数孤立的专史,像科学就是一例。而且一般拘谨的学者,他们也把自己局限于某一领域而不愿从任何整体观点来写历史,不管是从整个物质世界着眼,还是从我们人类过去的生活着眼,他们都不愿这么做。因为论述范围广,错误的几率也就多,因此,任何人要把他的精力放在历史综述上,势将变成悲剧的箭靶,受到无数专史学者的围攻与抨击。5000年前,古埃及人普塔霍特普(Ptahhotep)就说过:“你应想到,在议会中你可能会受到专家怎样的攻击,最笨的人才无所不谈。”《世界文明史》涉及面广,无所不及,对每一方面都难窥全豹,因此,它必须承担每一位理论批评家毫不客气的指责。像哲学一样,这种冒险是没有理由求谅于人的,最多博得个愚勇之名而已。但是,我也希望像哲学一样,这本《世界文明史》永远能诱导出一点进取的精神,使我们能冲进文明史的致命深处。
《世界文明史》计划共出5卷,每卷内容如下:
第1卷《我们的东方遗产》:从埃及与近东方面叙述到亚历山大之死为止;在印度、中国与日本方面则写到目前为止;另加一篇导论,将文明的性质与条件略加叙述。
第2卷《我们的古典遗产》:叙述希腊、罗马以及在希腊与罗马统治下的近东文明史。
第3卷《我们的中古遗产》:叙述天主教与封建制度下的欧洲、东罗马帝国的文明,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在亚洲、非洲与西班牙的情形,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过。
第4卷《我们的欧洲遗产》:叙述从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为止的欧洲各国的文化史。
第5卷《我们的现代遗产》:叙述由拿破仑即位到目前为止的欧洲史,包括发明与政治、科学与哲学、宗教与伦理、文学与艺术各方面。
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的最古老的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的文明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亨利·梅恩爵士(Sir HenryMaine)却误以为古希腊罗马文化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已。当此时——即当欧洲文明优势迅速结束时,当亚洲复苏日渐扩大时,以及20世纪的主题似乎注定是东西方之间卷入全面冲突时——我们传统历史之本位主义,叙述史必始自希腊,把亚洲也归人此线之内,不仅是学术上的谬误,而且也可说是前途与智慧上的致命败笔。未来要面对太平洋,只有如此,才能由那一地区而获得对历史的理解。
但是一个西方学者怎样才能对东方从不理解进而到理解呢?我是花了8年时间,研究并亲自到东方旅行才仅仅获得这一点知识而著成本书,而这也不过是多一点证据而已。因为对一个西方学者而言,即使耗尽毕生精力来钻研东方微妙的特性与奥秘,也是不够的。因此,本书中的每一章或每一节,都可能冒犯了东方文明而使热爱东方文明并对东方文明获有秘传的人士为之惊愕。例如:在论耶和华(Yahveh)的那几页中,恐将需要请犹太正教徒用他古老的全部容忍德性来加以曲谅。关于印度哲学部分,习形而上学的印度教徒恐也将悲叹作者的一知半解,乱写一通。关于远东部分,中国与日本的贤哲之士可能要纵声大笑,讥我在丰富的远东文学与思想宝藏中,却选这一点东西,实在是短而无当。在论犹太的一章中,有些贻误已承哈佛大学沃尔夫森教授(Harry Wolfson)予以改正。波士顿美术学院的库马拉斯瓦米博士(Dr.Ananda Coomaraswamy),对印度部分也费了不少心机,给予校订,不过对于结论部分可能存在的任何错误,则由我负全责,与库马拉斯瓦米博士无涉。华盛顿大学著名的东方学者高恩教授(H.H.Gowen),他的东方知识似乎取之不尽,助我对中国与日本的那几章,也校正了不少不可原谅的错误。索克思先生(Mr.GeorgeSokolsky)对于远东现代史部分,也给以不少指正。虽然如此,必将仍有贻误,如果专家学者以及读者对于本书有任何进一步的校正,请予公开指教,以便本书再版时有加以改正的机会。不过,任何一个对著作深感厌倦的作者,都可能对13世纪的一位中国学者戴侗的话产生共鸣,他在《六书故》(History of Chinese Writing,成书于13世纪)一书中有这样几句话:假如我等到完美无疵再出书,则我这本书恐将永无完成之日。(原文为:“欲于待,则书之成未有日也。”)
因为这些传闻时代的历史,所论乃遥远的事物,只有世界公民对此会产生兴趣,因此,这种昂贵的书是不易普遍流行的,故这一套书的出版,可能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延缓出版时间。但是,假如这种综论式的历史工作受到欢迎,则又可能使其工作不致中断,则第2卷在1940年秋就可望问世,而其余各卷,只要财力许可,其后每隔5年也可陆续出版。如果每卷都能如期出版,则没有什么事能令我更轻松愉快的了。只要时间与环境许可,我将尽快地写作,我希望有几个同代人愿意和我一起学习到老,我也希望这一套书能有助于我们的孩子,使他们之中有几个能领会并且能享受到他们继承的无尽宝藏之乐。
威尔·杜兰特
1935年3月于纽约大尼克城
威尔·杜兰特夫妇共同撰写了11卷本的《世界文明史》,该书使他们成为当前著名的通俗哲学史学家、历史学家。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体裁新颖,说理充分,雄辩有力,见解独特。……此书真正的精华在于它如何叙述当代人的思想,这是一套值得大力推荐的好书。
——《纽约时报》
西方学者称威尔·杜兰特的《世界文明史》是一部把无羁的热情和横溢的才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文化史的不朽巨著。台湾学者誉之为“20世纪的《史记》,人类文明的《离骚》”是很有见地的,决不是溢美之辞。因为它具有独立而深刻的见解,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哲学家的真知灼见。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历史的教训》,它集中表达了杜兰特博士对文明史的独到见解。
杜兰特博士心胸如海,妙笔生花,见识超凡,极富冒险精神,他冒着专门史家的各种批评,一往无前地冲进了人类文明的致命深处。他成功了,我很敬佩他。
——北大教授、著名学者 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