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克洛德·西蒙著的《四次讲座》收录的每一篇讲座都是根据打字稿整理的，打字稿上有编号、注文，有时候还有一页手写的文字作为补充，而那些手写稿上，引文的来源全都仔细地抄写下来，因而单独放置于另处。表示引文的口头强调语被取消了：引号的使用足以明示读者。出于对打字稿本忠实性的考虑，对克洛德·西蒙所引用的版本，注解中都指出了参照文献，我们在括号中，标明了与一种更为新近的和更容易得到版本的相对参照。最后，作家本人的藏书有时也有助于我们明确某一句在原文语境之外所选引语的来源。

由克洛德·西蒙著的《四次讲座》收集在本书中的作于1980年到1993年之间的四次讲座，从四个对象出发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记忆、诗意和写作。在它们之间，众多的回声或反复的参照构成合唱，让人们相当清楚地听到，它们的作者并没有把讲座这一实践活动不得不有所侧重表达的那些关注截然分割开来。

前言

大教堂鱼(1980年) 

“脱离开所有的花束”(1982年)

写作(1989年) 

文学与记忆(1993年) 

附录：克洛德·西蒙

确实，出于语言的唯一能力，这条盛在了一个盘子中的白烧鱼，突然被剥离了它在日常世界中的空间和时间环境(普鲁斯特所特别指明的餐刀、餐叉，大约于1900年在一家旅馆中吃的一顿午餐)，而被转移到了一个具有完全不同维度(深深的海底，原始时代，生命的开端，关于建造、自然、规划、建筑、大教堂的概念)的范围内。

因此，一下子，描写已经显现出，它以充满活力的方式在运作，并让它自身成为了故事情节。

然而，假如人们再多带一份认真来检查这篇文字，他们就会问自己，它在作品的普通结构中的功能是不是(我在此重提一下特尼扬诺夫的定义：“我把它的那种可能性，它在同一体系中与其他种种成分发生关联，并由此而跟整个体系发生关联的那个可能性，叫作自成体系的文学作品中某一成分的建设性功能。”(U)……他们就会因此而问自己，这一描绘的功能是不是比它乍一看来的那样具有一种更大的幅度，以至于恰如特尼扬诺夫所说的，达到了与它在其中似乎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地位的“整个体系”“发生关联”的地步。

让我们尝试着稍稍走向前一点。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一描写是由某一种导言开始的，或者，假如人们更愿意那样说的话，是由下列的一种“到位”开始的：

“说到我，为了能爱上巴尔贝克，为了保留住我那置身于大地之尽头的想法，我竭力朝最远的地方望去，只看到大海(……)只有当餐桌上摆上来一条大鱼的那个日子，我才会把目光低垂下来注视它”，等等。

为什么有这一“帽子”，它在影射什么，在这一描写本身所构成的微体系中，它的“功能”又会是什么?

假如人们想了解答案，那就必须后退好几页去找参照，让那位年轻的马塞尔体验到的强烈失望出现在记忆中，当年轻的马塞尔跳下从巴黎来的火车后，他便怀着一种青春躁动的热情，匆匆赶去看斯万曾经跟他说过那么多次的著名的巴尔贝克教堂，他的脑子始终就把它想象为“其基座迎接着大海的波浪激起的最后一线飞沫”，然而，它竟然远非如此：

“它矗立在一座广场上，两条有轨电车的线路从这里分岔，对面是一家咖啡馆，门口的金字招牌上写着‘台球’一词，而它大门口的圣母雕像(……)现在已经褪减成了它本身的石头外表了(……)，脸上接受半抹夕阳的照耀一一很快地，再过几小时，就将接受路灯光线的照耀了一一另外的半抹光芒则被贴现银行的办公楼接受去了，与此同时，它还跟一家信贷公司的分理处一起被那家糕点铺厨房间的奇怪气味所缭绕(……)。”①

好端端的一个美梦就这样崩溃了!

巴尔贝克的教堂并不是斯万和勒格朗丹②的话语在年轻的马塞尔头脑中矗立起来的那一座。

由此，在描写鱼儿的一开头，才有这一导论性的“帽子”：“为了能爱上巴尔贝克，为了保留住我那置身于大地之尽头的想法……”因为，普鲁斯特写道：“跟这个现实中的巴尔贝克最不像的，莫过于我如此经常地梦见的那一个了。”

然而(我们马上就将被带往的地方正是这里，我们将到这里来询问自己我们所尝试着要研究的“体系”的真正维度)，这最后一句话(“跟这个现实中的巴尔贝克最不像的，莫过于我如此经常地梦见的那一个了。”)还当真并不出现在以《在少女花影下》为标题的这整整一部作品的著名篇章中，而是处在题目为“地之名：名”的另一个文本的第二段一开头，它的位置很是怪异，作为《去斯万家那边》第二部分的附录。

我并不是研究普鲁斯特的专家(我不过是其作品的热心读者)，我不敢声称在这方面带来了一种永无差错的解释。

P8-11

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常常阐明了他作为作家的思考，同时还有他经过了长时间沉思的阅读。趁好几次作讲座的机会，他阐述了这一特殊的工作，它就跟他不断挑战的一种文学理论、一种哲学思想同样细致。他的每一次“谈话”(他自己这样定义)都变成了下一次的基本材料，就仿佛作家自己在不停地精心提炼他眼中始终未完成的一个话语。

如此说来，本书收集的于1980年到1993年之间的四次讲座，是一些最终的重写，标志着一些始终十分深刻的思考中最深思熟虑的一点，而它们是从四个对象出发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记忆、诗意和写作。在它们之间，众多的回声或反复的参照构成合唱，让人们相当清楚地听到，它们的作者并没有把讲座这一实践活动不得不有所侧重表达的那些关注截然分割开来。

这里的每一篇讲座都是根据打字稿整理的，打字稿上有编号、注文，有时候还有一页手写的文字作为补充，而那些手写稿上，引文的来源全都仔细地抄写下来，因而单独放置于别处。表示引文的口头强调语被取消了：引号的使用足以明示读者。出于对打字稿本忠实性的考虑，对克洛德．西蒙所引用的版本，注解中都指出了参照文献，我们在括号中，标明了与一种更为新近的和更容易得到版本的相对参照。最后，作家本人的藏书有时也帮助我们明确某一句选自原文语境之外的引语的来源。

蕾娅·西蒙(Rea Simon)有求必应地为我们开放了作家的档案和藏书：我为此衷心地感谢她，我更感谢她始终给予的支持，以及为这本书的原则而提供的便利。

克洛德．西蒙的小说常常阐明了他作为作家的思考，同时还有他经过了长时间沉思的阅读。趁好几次作讲座的机会，他阐述了这一特殊的工作，它就跟他不断挑战的一种文学理论、一种哲学思想同样细致。他的每一次“谈话” (他自己这样定义)都变成了下一次的基本材料，就仿佛作家自己在不停地精心提炼着他眼中始终未完成的一个话语。

——帕特里克·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