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创建了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汇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梁志刚先生的《我的老师季羡林》一书,从先生的为人到他的学术成就尽囊其中,现在我倒想将这本书推荐给诸位先生以及广大读者,翻一翻对诸位先生和读者会有所裨益的。
梁志刚先生的《我的老师季羡林》记述了我国学术界一代宗师季羡林98岁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人生。域建树卓著,堪称我国学术界一代宗师。2009年7月11日因病逝世,享年98岁。季羡林98岁的人士路途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本书摄取季羡林早年求学的精彩片断,含季羡林1946年留学回国直至谢世前长达60年的教学、科研经历,对季羡林20世纪90年代后期失去亲人后的多事之秋以及本世纪长达8年的病房客话都有涉猎,突出反映了季老对中国20世纪学术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及一代学界泰斗对人生、社会、家庭的感悟和对爱情、友情、亲情的守望,展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格魅力。
缘起:我永远的先生
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教过我的老师有数十位。他们传授知识,教我做人,使我终身受益,我从内心感谢他们。在这些老师里面,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季羡林先生。
1962年,我在河北一个县城上高中,读到一篇散文,题目是《春满燕园》。文章风格清新俊逸,文中的北大校园湖光塔影、姹紫嫣红、书声琅琅、春光常驻,我被深深吸引了,心底萌生了对燕园的憧憬,同时牢牢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季羡林。
两年后,我如愿以偿考进北大。在东语系迎新会上,第一次见到系主任季羡林教授。他和我想象的模样大不相同:瘦高身材,50出头年纪,慈眉善目,并不风流倜傥;穿着既非西装革履,也非潇洒的长衫,而是一身半旧的蓝咔叽布中山装;讲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没有什么惊人之语,只是说,一个大学生需要12个农民来养活,而我们的同龄人100人才有一个能上大学,说明我们的机会难得,担子很重。要求我们热爱所学专业,刻苦学习,学成报国。总之,没有一点我所想象的名教授“派头”,心里不禁感到一丝失望。
当时季先生给梵文班高年级同学教课,与低年级同学接触不多。但有两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时隔几十年,依然历历在目:第一件事是开学不久,系学生会通知,没有脸盆的同学,可以领一个。那时候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久,有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同学,是打赤脚走进校园的,买不起两元一个的白搪瓷脸盆,只好用五毛钱一个的瓦盆洗脸。季先生知道了,自掏腰包买了几十个脸盆送到学生会。我虽然没有去领脸盆,但心里暖暖的。第二件事是有一年国庆节,我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见到毛主席,兴奋得不得了。晚上回来听同宿舍同学说,他们看了电视转播,而且是在季先生家里!我着实吃惊不小。要知道,那时候电视机可是个稀罕物儿。记得未名湖岛亭的教工俱乐部有一台,学生是不让看的,我就有过混进去看电视被轰出来的经历。季先生叫一群大孩子到自己家里看电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据此我认定季先生是好人,好领导,能在这样的老师门下求学是我的福分。
正当我一门心思求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来了。我想“紧跟”,却总也跟不上。弄得晕头转向,北都找不着了。学校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派。季先生虽然“靠边站”了,但没有被打倒,自然就成了两派都争取的对象。他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反对倒行逆施,因此惹祸上身。季先生被抓进牛棚,受尽折磨和凌辱。我们同情他,去找乔冠华、去找范文澜,他们都说季先生是好人,是国宝,应该保护。可是在那个年代,有谁能够保护先生呢?
经过一年多炼狱般的折磨,九死一生的季先生终于“半解放”了。1969年秋天,先生和我们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一起被下放到京郊延庆县新华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一起顶着星星出早操,一起蹲在场院里啃窝头喝稀粥,白天一起挖防空洞,往麦子地里挑粪。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里,年近六旬的季先生顶着凛冽的北风,穿一件单薄的旧棉袄,腰里系根草绳,脸冻得铁青,胡子茬和眉毛上结满白霜。夜里,他和几个男生挤在一个土炕上,炕上的跳蚤不分谁是先生,谁是学生,夜夜骚扰,谁都无法安卧。就在这样的冬天,我听见先生低声吟诵雪莱的诗句:
既然冬天到了,
春天还会远吗?
“九·一三”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虽然尚未结束,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毕业以后回母校进修,季先生还戴着几顶“帽子”,给我们开了两门课:英语和印度概况。先生10岁开始学习英文,水平极高,印度学又是他的主要专长,可是先生备课却一丝不苟。英语是一种世界性语言,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们对同一个单词有不同的读音,甚至含义也有差异。为了把这些细微的差别讲清楚,他请教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外教。在讲翻译技巧时,他在黑板上画了两个部分重合的圆圈,说:汉语和外语单词的含义并非一一对应,仅重合部分可以相通,所以要从上下文的意思注意词义辨析,同学们一目了然,戏称他画的圆圈为“季羡林大饼”。印度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印度学内容浩如烟海,当时没有教材,季先生利用有限的时间,提纲挈领,把印度主要历史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社会现状讲得一清二楚,表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非凡功力。季先生讲课形象生动,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听季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同学们每周都盼着听他的课。P2-4
梁志刚先生通过网络发来他的大作《我的老师季羡林》让我为其写几句话,我未敢贸然应诺。当我仔细读完书稿之后,我的心受到强烈震动,那种一吐为快的欲望被志刚师弟的妙笔引将出来,那就非写几句不可了。
志刚是比我晚几年进入北大东方语言学系的同学,专攻印地语,我属于梵文巴利文专业。我和志刚同属于印度学科,季羡林先生是印度学知名教授,教授梵文、巴利文、印度历史、印度文化,乃至英语。先生是我们名副其实的授业老师,故志刚称先生为“我的老师”。时下,北大原东方语言系——现在的外语学院、全北京大学师生,乃至社会上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受到先生教诲,称或尊先生为师是情理中事。但有一种怪现象,有些明明与先生毫不相干的人,却挖空心思与先生扯上关系,宣称是先生的“入门弟子”,值得人们警惕。
志刚师弟与季先生为师为友,且私交甚笃,对先生的了解比常人要深广,他笔下的季先生自然要生动、鲜活、雄厚。在他的著作中有关先生的学术和思想贡献的内容比相关的其他著作用墨更丰、更浓。他的文笔质朴畅达,结构严谨,史料丰富,引证翔实,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了解和研究季羡林先生难得的传记体著作。
我在这里想补充一点自己的体会。
说起季羡林先生,他无疑是现代中国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学术大师,越到晚年,名气越大,几乎为其所累。从外表看,怎么也看不出他是一个留学德国的大学问家,在国内从不见他西装革履的打扮,一生只穿褪了色的中山装和布鞋,让初次见到他的人,会以为他是一位学校的工友。甚至一位刚入校的新生在校门口见到他,误以为是看门的老大爷,请他帮自己看行李。这位“老大爷”和颜悦色地应诺了。第二天在迎新大会上,这位同学看到“老大爷”竞坐在主席台上,经介绍得知他就是东方语言系的主任,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让人肃然起敬。
凡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有“即之也温”的感觉,而对上级绝没有阿谀之气。记得20世纪60年代,蒋南翔当教育部部长时期,请一批教授到教育部开会,蒋部长却姗姗来迟。季羡林先生肃然开口道:你一个人迟到1c分钟,在座的每人10分钟,加起来浪费了大家多少时间?蒋部长不得不合笑致歉。散会后,他乘坐的旧伏尔加行于前,蒋部长的车行于后,始终没有超越。
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同志带着几位领导到北大13号公寓拜访季羡林先生。李副总理见面寒暄之后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季羡林先生不慌不忙扔出一句:“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过后,我到先生家里看望他。说起李副总理来访一事,先生坐在沙发上神采奕奕地复述当时的情景: “我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
我问:“有后面那句吗?”
“没有,没有。”他开心地笑了。
季老就是这样一位质朴率真、对人宽厚、敢于直言的老人。凡是与其接触过的无不感到他的诚挚、率直和温存。
在学术上,先生越到晚年,成果越丰,对国家的贡献越大。先生逝世后,为他出版的全集就有30卷。梁志刚的《我的老师季羡林》也可以当作季先生全集的导论来读,因为里面涉及先生的不少著作,当然,并不是面面俱到。季羡林先生的专著对中国乃至世界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别具一格的散文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他崇尚的东方天人合一论为国家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所吸纳,他在80年代提出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及“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的论断也正在被证实。他以睿智的目光审视中国几十年的文化史,指出几十年来,中国的史类著作都充斥着浓厚的教条和以论代史的弊端,并大声疾呼:中国通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必须重写。
在文艺理论上,先生不赞同思想性第一的观点,提出艺术性第一的主张。他曾在其文章中说:“根据我个人的浅见,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艺术性绝对不能忽视,甚至无视,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这样的作品绝不会为读者所接受。有一些文学作品,思想性十分模糊,但艺术性极高,照样会成为名作而流传千古,李义山的许多无题诗就属于这一类。”
先生常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例,说明思想性虽然模糊,但由于很高的艺术性,依然成为名句,为后人传唱千古不衰。可惜的是,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忽略了作品艺术性的分析。就连李白和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文学史的作者对他们之间艺术风格的差异也只是草草说上几句。很少言之有物,遑论其他诗人。
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思想性第一”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定论,谁表示怀疑,谁就会招惹麻烦。十年浩劫之后,季羡林先声夺人,首先对其质疑,并表示了自己的主张。
季羡林先生可以说是对中国做出了大贡献的学者。温家宝同志称赞季羡林先生是中国的大智慧,是“人中麟凤”。正如“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礼赞中评委们所说:
“季羡林创建了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是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老不仅学贯中西,融汇古今,而且在道德品格上同样融合了中外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恕道,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坚毅的气节和情操;西方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尊重个性和人格平等观念,开放创新的意识,这些优秀传统都凝聚、融汇在季老身上。所以,他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和榜样。”
这一赞誉也传达了广大民众的心声。然而,随着公众的赞扬声,也会随之泛起几声不和谐的音调。我认为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常言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季羡林先生也不例外。听听不同声音对于我们这些弟子,乃至广大读者来说是有益处的。但有的议论却罔顾事实,有的则带有强烈的政治偏见,对先生极尽矮化、丑化之能事。这不仅给先生以伤害,也给广大读者以伤害。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精通印度吠陀梵语、古典梵语、混合梵语、巴利文、吐火罗语(A、B)、德语、英语,能读法语、斯拉夫语、日语等,其汉语也有深厚功底。他在读清华时就是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被誉为清华四剑客之一,颇受恩师陈寅恪的影响,立志于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后赴德于哥廷根师从瓦尔德施米特和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吐火罗语。当时在德国有不少中国留学生,有的是真去念书的,有的纨绔子弟是去混招牌的。季先生很看不起后者,故在与导师Waldschmidt教授讨论他的博士论文时说:“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我在国内时就十分瞧不起那一些在国外靠中国老祖宗老子、庄子等的威名写出论文,回国后又靠西方诸大师的威名两头吓唬人的所谓学者。”于是导师给了他一个论题:(《(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这是根难啃的骨头,他啃下来了,获得优等,并在德国的一个国家级刊物发表。印度经典里一个词尾matha居然在西方希腊语中也存在,这一发现引起学术界不小的轰动。回国后,根据国内的条件,除教书外,其研究课题所涉主要有中印文化关系史、中西文化关系史、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之外还有翻译和文学创作等,并获得了丰硕成果。
梁志刚先生的《我的老师季羡林》一书,从先生的为人到他的学术成就尽囊其中,现在我倒想将这本书推荐给诸位先生以及广大读者,翻一翻对诸位先生和读者会有所裨益的。
是为序。
张保胜
科学家说,组成这个世界的不是物质,而是能量。季羡林的肉体消失了,但是能量继续在发光发热。他的一生埋有多处伏笔,我预料,在未来的岁月,他的大名还会长久为人传颂。
——卞毓方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聊城大学季羡林学院名誉院长、著名散文作家)
志刚师弟与季先生为师为友。且私交甚笃,对先生的了解比常人要深广,他笔下的季先生自然要生动、鲜活、雄厚。在他的著作中有关先生学术和思想贡献的内容比相关的其他著作用墨更丰、更浓。他的书。文笔质朴畅达、结构严谨、史料丰富、引证翔实,为我们提供了一部了解和研究季羡林先生难得的传记体著作。
——张保胜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梵学家、季羡林先生首批嫡传弟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