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质
如今距离埃德蒙·伯克第一次获得下院议席，已经过去了将近100年；我们最后一次聆听他在重大公共问题上的发言，已是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这位足以列席英国最杰出精英行列的人物在他去世后，甚至还在他生前，所拥有各种评价就已经趋于极端。托利党赞美他是欧洲的救世主。辉格党将其斥为自己党派的毁灭者。一位无党派的致辞人则称他为“有史以来思想最为深刻和全面的政治哲学家”。另一个更出名的作家认为，伯克“与其说是一位深邃和微妙的思想家，不如说是卓越而有远见的雄辩家”。对伯克的著作，有人认为，“如果你意在理解和维护这个幸运岛国的超凡政体，驳斥或明或暗，或出于恶意或因为误解的政治反对派，就需要无比深入地研究他的作品”。然而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伯克的书中很难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或立场，作品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更有甚者认为伯克属于“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且是除弗朗西斯·培根以外，亲自投身于英国政治活动的最杰出思想家”。不过，令人讶异的是，说这句话的人后来竟又认为，这位“伟大的人物”“杰出思想家”，在写作他那些获得最广泛赞誉和崇敬的篇章时实际上已精神错乱了。
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都不难理解，也都很值得仔细审视：一方面因为它们对于理解英国18世纪下半叶的政治生态甚有助益；另一方面，英国19世纪下半叶政治观点的演绎也脱离不了它们的莫大影响。
一个世纪以前，英国政坛正陷入停顿的僵局。辉格党统治了这个国家70余年。1688年光荣革命标志着诺曼征服以来王权和贵族的政治博弈最终落幕。类似的斗争在当时的西欧各国均普遍存在。这是封建制度走向腐朽没落的必然结果。昔日，得益于这一制度，欧洲成功地抵御了北方的蛮族和东方的土耳其人，如今，它已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但英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征服者威廉虽然建立了英国国王的无上权威，但在愤怒失势的盎格鲁一萨克逊贵族中，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联盟。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之一，是王权与贵族势力的较量被加速和提前了，英国贵族有能力质疑、挑战国王的权威。而相同的斗争在法国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王权在对大贵族势力不断地打击和削弱中壮大了自己。另一个结果是英格兰的平民作为被征服者，普遍同情盎格鲁一萨克逊贵族组成的反对派联盟，并将王权视作被诺曼人征服与压迫的屈辱象征，因此当贵族与国王发生冲突之际，他们普遍选择站在贵族一边对抗国王。这种态度逐渐变成了传统，当国王试图在全国推广令人厌恶的宗教至上主义政策时，反抗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生命力，即使在英国内战(1638—1651)期间，贵族变节，倒向了他们长久以来所对抗的国王，大众也不曾因此屈服。贵族立场的转变是西欧中世纪社会体系走向瓦解的过程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例如，在法国，国王曾借由平民的帮助，将桀骜的贵族打翻在地，后来却又能与贵族联手，对抗第三等级。在英国，当贵族发现，王权已经对他们的利益构不成威胁，也转而支持它，以共同对抗原本的盟友——不断增长的平民势力。不过詹姆斯二世再次加强君主权威的行动，使贵族又回到讨好民众、获取支持的立场上：他们已经敏感地意识到，30年前他们为之奋战的保守君主已非同路人，真诚地顺应民众要求自由的呼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贵族仍然固守内战中的立场，坚决捍卫王权，但大多数贵族更加务实，也更了解如何维系自身权益，他们的睿智远见得到了长期而可观的回报。
但是时过境迁，曾经引领贵族投身革命的少数无私的领袖已经不在了，随着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长久以来作为党派信条和口号的无私原则和信念。革命中延续下来的家族，或早或晚都不可避免地转变成寡头政治集团。詹姆斯党早已分崩离析，无法构成威胁，贵族议员也已忘了继续戴上迎合大众的假面具。如今，“天赋王权”已经扩展成了“天赋贵族权”，国家政坛上充斥着贵族帮派之间对权位、金钱的争吵，充斥着卑鄙的自私自利和尔虞我诈，他们对国家的福祉却无动于衷，古往今来寡头政体所具有的问题在这里都应有尽有。流逝的时光、稳固的地位，迅速剥去了贵族辉格党人身上的些许粉饰，使他们看上去已和托利党别无二致。所有的政府部门和系统，其有效运转本有赖于少而精的雇员，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却都会变成臃肿可怕的社会负担，这样的政府也就无怪乎会被置于大众激烈要求革命的风口浪尖了。P1-3
18世纪下半叶是欧洲的旧秩序逐步瓦解，最终分崩离析，社会步人现代文明的大变革、大转折时代。在英国政坛，内有君主、贵族和民众尚未分出胜负的三方博弈，外有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冲击。如何面对和回应这些时代挑战，是当时政治家们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埃德蒙·伯克给出的答案是“在宪政体系的每一部分，在整个体制所依托的原则前，都有分寸的止步”“判断某个命题前，必须考虑其所处的具体情境；一件事的是非对错应视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和影响而定，政治决策正确与否也只取决于它的效果和影响。”
在《论经济改革》中，他反对君主干预政府和议会的专权行为；米德尔塞克斯选举危机和《论课税于美洲》中，他反对议会脱离实际，唯我独尊的霸道；在反对议会改革和为认信政策辩护时，他又反对民意置宗教传统和社会稳定于不顾。
伯克这种追求政治平衡，立足于传统，一切从现实情势出发的政治智慧，对讲究中庸之道、实事求是的中国人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如今，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的关键时期，伯克这样一位保守主义的奠基人，被国人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正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启示我们，要尊重历史和传统，从民族先辈的制度、法律、文化、思维和生活方式之中汲取智慧，立足于现实指导社会实践，这对于目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领域寻求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具有极为切合实际的参考借鉴意义。
本书的作者约翰·莫雷则是对民国知识分子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他在很多问题上都与伯克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莫雷曾在他的《论妥协》一书中表示“追寻至高真理的决心必须首先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和伯克“除非真理已显而易见，确凿无疑，否则我会坚决选择和睦稳定”的态度大相径庭，这恐怕也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在世界观上的最大分歧。
为真理百折不回的人生固然值得钦佩，然而，政治却是一门最需要妥协的艺术。作为政客的莫雷，立场并不激进，他承认个人见解必须与主流社会的意见、习俗、制度妥协，用自以为是的真理压制异见，也是思想专制。伯克对离经叛道的自由会带来无政府主义或者纵欲享乐主义的担心也并非无的放矢。
莫雷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政治立场：“性格让我成为谨慎的辉格党，教育让我成为自由党，观察和阅历又让我成为彻底的激进党。”这或许正是在本书中，莫雷对伯克极为推崇和敬仰，即使批判他的观点，也能充分理解其立场而避免求全责备的原因吧。
欣赏不同时空下，人类智慧精英们之间思想的碰撞，正是阅读历史的一大乐趣，愿读者也能和我一样，享受这种乐趣。
本书根据麦克米兰公司1867年版本翻译。原书仅在目录中列出小标题，正文中则省略不标。因此，译者在正文相应位置以“*”作为标记，供读者参考。此外，译者注释和原书注释混合编号，列于每页之下，以便读者检阅。作者原注后加
“原注”字样。
刘戎
2017年7月27日
本书的某些章节曾经刊载于《双周评论》杂志，我已经对其中不成熟的段落作了大幅修改。其余部分，包括完整的最后两章，如今是第一次出版。
毋庸置疑，本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关于埃德蒙·伯克的个人传记。这位政治人物的生平已经广为人知，并且有着详尽的记载可供查阅，此时再要求读者不厌其烦、脚踏实地地予以回顾，未免显得多余。麦克奈特先生的杰出作品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伯克的个人经历、职业生涯等我们所能希望知道的一切。但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们对每一位著名政治家所持的看法都需要不断地予以修正，正如我们对他参与的事件的评价，对于社会进步的定义，对于一切历史意义的认知，都会发生变化。
在充满感性、富有文采的作者的生花妙笔下，人物传记也许是散文创作最高端的形式。我认为，英国文学史上真正堪称杰作的传记，用10根手指大致也能数过来。但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的生平都足以激发这种高层次的文艺创作。传记作家在审视他的创作对象时，必须尽可能抛弃那些习以为常、无关紧要的材料，以带给读者崭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鲜明人物形象。历史研究角度的写作则不同，作者取乎其下，并不追求思考中的核心人物的再现，而是关注对主人公所处位置各方关系的评论，及其对所在时代的主要课题所作出的贡献。至少，这是本书以下章节所遵循的思路。
《埃德蒙·伯克评传》围绕一系列具体历史事件展开，把伯克的政治思想放置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品评。本书作者约翰·莫雷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在很多问题上与保守主义的伯克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传记中对伯克的推崇和敬仰，以及“同情之理解”。
《埃德蒙·伯克评传》是作者约翰·莫雷《柏克传》姊妹篇，共分为6个部分，包括了柏克在各个时期的思想演变，以及他对美国独立，对经济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两本书需要比对，方可对柏克的政治思想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作者在每一部分中都有论述当时世界形势的内容，这对了解当时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提供了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