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衡、丁淯清、王留全编著的《尹心田见闻录(跟随冯玉祥将军见闻录)(精)》介绍了，尹心田，抗日将领，从冯玉祥的传令员到国民政府正式授衔的陆军少将，跟随冯玉祥24年。尹心田，1903年4月12日生于河南南阳，1922年投军冯玉祥部，1923年调至冯身边工作，1926年随冯赴苏联访问，并奉命留苏学习军事，主修炮兵，当时和刘伯承、左权都是同学。1928年回国后，在冯身边担任各种要职，直至第三绥靖区少将高参。尹心田自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方特科，成为中共特殊战线中一员后，从未暴露其秘密身份，一直在冯玉祥身边和原西北军部队中为党工作。直至1948年底，掩护中共另外两位特别党员何基沣、张克侠于徐州贾汪率部起义后，回到革命队伍。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三野军政大学、南京军事学院等院校教员、教授。

尹家衡、丁淯清、王留全编著的《尹心田见闻录(跟随冯玉祥将军见闻录)(精)》是尹罡等尹家后人为纪念尹心田老人，根据老人的回忆录音整理而成。全书正文共计十一章，主要讲述了尹心田老人一生的主要经历，包括年轻时如何从军，到苏联留学的的经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以及1949年后大学教书育人的经历。本书从一个“世纪老人”的视角，为读者还原了一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

序(一)

序(二)

引子

第一章 第一次见到冯玉祥将军

 一、河南来了新督军

(一)第一次听说冯玉祥这个名字

(二)冯将军就任河南省督军

 二、第一次见到冯玉祥将军

(一)冯将军点验新兵

(二)初次印象终生未变

第二章 来到冯将军身边。参加“首都革命”(北京政变)

 一、入学兵团及马弁风波

(一)入学兵团

(二)马弁风波

(三)冯将军派我单独执行的第一次任务

 二、“首都革命”(北京政变)前后

(一)随冯将军参加“首都革命”(北京政变)

(二)把李彦青当反面教员

(三)“首都革命”(北京政变)中的几个历史事件

(四)政变逸事

 三、陪同李德全探望病中的孙中山先生

(一)第一次探望

(二)第二次探望

(三)第三次探望

第三章 冯将军就任西北边防督办

 一、冯将军与李大钊交往密切

 二、冯将军与“黄埔奇人”宣侠父

 三、冯将军与苏联的合作

 四、冯将军联合郭松龄

 五、冯将军捍卫民族尊严的几件往事

(一)取消洋人在华特权

(二)痛斥日本驻华武官

(三)没收英国商人非法资产

(四)办事讲原则，对苏联顾问也不例外

(五)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民主，维护民族尊严

(六)冯将军并不盲目排外

第四章 陪同冯将军访问苏联

 一、冯将军访苏历史背景

 二、访苏途中见闻

 三、抵达莫斯科

 四、冯将军命我留在苏联学习

第五章 从五原誓师到徐州会议

 一、五原誓师

 二、李大钊同志牺牲

 三、郑州会议与宁汉合流

 四、两位历史亲历者话当年

 五、冯将军与鲍罗廷

(一)鲍罗廷其人

(二)冯将军与鲍罗廷的论战

(三)鲍罗廷的悲惨晚年

第六章 中原大战

 一、留学归来，我回到冯将军身边

(一)到家了

(二)归国后的“第一课”

(三)浦口擒贼

 二、中原大战前夕，冯将军在南京的几件往事

(一)“豪华庄园”真相

(二)“请别临渴掘井”

(三)公务员加薪风波

(四)给刘纪文送“贺礼”

 三、艰难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一)冯将军辞职离宁

(二)艰难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三)游子首次返故乡

 四、中原大战记事

(一)大战未起，“壮士断臂”

(二)随冯将军入晋

(三)中原大战

(四)我在北平安了家

第七章 冯将军隐居峪道河

 一、报国志难酬迁坟尽孝心

 二、“你是楚霸王，但我可不是虞姬!”

 三、影响冯将军后半生的两次重要会谈

(一)冯将军与中共代表的第一次会谈

(二)冯将军与中共代表第二次会谈

 四、白区里的“红色堡垒”——汾阳军校

第八章 冯将军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一、时代背景

 二、冯将军准备在察哈尔举旗抗日

(一)实践诺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二)汾阳军校成了抗日同盟军主力

(三)冯将军与方振武将军、吉鸿昌将军合作

(四)各方大力支持冯将军举旗抗日

 三、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及其不朽功勋

 四、抗日同盟军失败原因及教训

(一)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原因

(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是搞垮抗日同盟军的主要原因

 五、冯将军指示我安排烈士后事

第九章 为抗日冯将军再赴南京

 一、冯将军第二次隐居泰山

(一)刻苦学习，“读书救国”

(二)身居泰山，放眼世界，洞若观火

(三)冯将军派我去陕北

 二、为抗日冯将军再赴南京

(一)力促国共秘密会谈、合作抗日

(二)秘密会见，中共代表肖明

(三)营救“七君子”和共产党人

(四)“西安事变”，惊心动魄的两周

(五)冯将军首先提出“持久的游击战”

第十章 冯将军在抗战时期的几件往事

 一、冯将军是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模范

 二、枪决要塞司令蔡继伦

 三、指示鹿钟麟退出河北

 四、让日本鬼子为咱们宣传前线的胜利

 五、以“退”为进，坚持抗战

 六、策反伪军，遭蒋介石愚弄

 七、期盼国共第三次合作

第十一章 不是“结语”

 附录尹心田遗作摘选

 我的家世和童年

 求学南阳，参加“五四”运动

 我的留学苏联经历

 对冯玉祥将军发动“首都革命”(北京政变)的再认识

 “持久的游击战”是战胜日寇的法宝

 历史上的白江口之战

 王翦灭楚及其历史意义

 武汉会战及其历史教训

 书中有关历史人物简介

后记

第二章来到冯将军身边，参加“首都革命”(北京政变)

一、入学兵团及马弁风波

(一)入学兵团

那次点名后没几天，我的连长董文富突然将我和同我一批参加陆军十一师的另外两名新兵(一个叫黄德全，一个叫郝鹏举)，叫到连部，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心中也有些忐忑。哪知，董连长开口就说：“恭喜你们啦！师长来点名时，在我们连里就看中了你们三个人，决定调你们进学兵团。”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冯玉祥将军一向重视对士兵的训练与培养，他在第十六混成旅时期，就曾经建立过学兵连，即十六混成旅有名的“模范连”。将部队中他所发现的认为有培养前途的士兵，集中到学兵连里，进行有计划的军事、文化、素质培养，并派他认为有前途的老兵和中下级军官，担任“模范连”的连、排、班长。从“模范连”毕业后，将这些人分配到所属的各个连队或机关中，作为骨干力量使用。冯将军手下的许多西北军得力干将，如吉鸿昌、梁冠英、冯治安、王丕襄、王治邦、冯兴贤、田金凯、刘振三、孙桐萱、孙玉田、许长林、吴化文等人，都是从十六混成旅“模范连”出来的。而当年“模范连”的连长，就是冯将军手下的“大将”李鸣钟，当过排长的有韩复榘、过之纲，宋西瀚等人，当过班长和教习的有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石友三、葛金章等人。

冯将军的部队扩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后，学兵连也扩大为学兵团，但性质不变。当时，冯将军亲兼学兵团团长，主持学兵团工作的副团长是石敬亭，学兵团下设两个营，一个是步兵营(1、2、3、4连)，一个是混成营(5、6、7、8连，分别是骑兵连、炮兵连、工乓连和辎重连)。

我和黄德全、郝鹏举三人第二天就来到驻防于开封演武厅的学兵团报到。我和郝鹏举分到了炮兵连，排长是董振堂，连长是辛海岑，营长是张自忠，黄德全分到了步兵连。

关于黄德全，后来还有一段改名的逸事。那是到了1924年以后，冯玉祥将军在第一位妻子刘德贞病逝、与李德全女士结婚后，黄德全就被大家戏称为“冯夫人”，后来，连冯将军也知道了。黄德全当时感到十分尴尬，坚决要求改名，从那以后就改名为黄樵松。

当时，和我同时(或先后)被冯将军选入学兵团的，还有张金瑞、陈天秩、苏进、王子亮、张培哲、王恩九、司玉贵、刘昌义、黎广诗、戴守义、邓德堂、米文和、刘汝珍、池峰城、张岚峰等人，其中，张金瑞、苏进是我在炮兵连中同班的战友，张培哲也分配在炮兵连，但不同班。

进入学兵团后，有两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第一件：

1922年10月的一个早晨，天高云淡，秋高气爽。河南开封市演武厅的小校场上，整齐排列着1000多名身着灰色军服的士兵，这便是我们“陆军第十一师”学兵团的全体人员。

检阅台上，冯将军的参谋长兼学兵团副团长石敬亭训话结束后，指着站在台右侧一位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对大家说：“现在，我来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冯将军请来的随军总牧师余心清先生(冯将军当时信基督教，有“基督将军”之称)，大家欢迎余先生布道。”当时我就站在台下第一排，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余心清先生，余先生虽身为随军总牧师，但他的讲话实在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除了第一句话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孙，无论富贵与贫贱，都是平等的”以外，接下来讲的，都是我们士兵们熟悉和关心的事。他从赵倜(前河南督军)祸国殃民谈起，论述中国贫弱的根源，实实在在地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时事和政治教育课。在以后的历次“布道”中，余心清从不像一般牧师那样，讲“圣经”、讲“天国”，而是大讲世界革命潮流，大讲中国人民的苦难，大讲革命军人救国救民的重任。他每次“布道”都深入浅出，侃侃而谈，有事实、有理论，语言生动活泼，深受听众欢迎。在当时的西北军中，提起“红色牧师”余心清，尽人皆知，连冯将军也夸奖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

当时，余心清先生很受冯将军的尊重和信任，余和冯相识、相知，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922年5月，冯将军刚请余心清任随军牧师不久，开封某学校校长刘某，以自己是安徽人(同乡)和基督徒(教友)的双重资格，请求新任“河南督军”的冯将军出任该校“董事长”。冯爽快回答：“办学是好事，我乐意帮忙，等我调查一下再答复。”于是，冯马上请也是同乡和教友的余心清去了解该校情况。余心清调查后发现，这个刘某是开“学店”的，学校的职员都是刘某的亲戚子侄，他以“办学”为名，骗取钱财，误人子弟，乌烟瘴气，充斥学校。冯将军听后大为恼火，立即通知省教育厅勒令该校停办。事后，余心清还为如何办教育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余心清的办事能力以及对教育工作的清晰思路，深得冯将军赞赏，当即委托他开办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同时，为解决随军子弟就学问题，还创办了“培德学校”——这是余心清涉足教育之始。

从那时起，我就和余心清先生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第二件：

也是在1922年10月底，当时，美国的《时代周刊》举行一次中国当代名人选举，该周刊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等地，共发了近四万张选票，由时代周刊的读者们(主要是知识分子、企业界人士和政府公务人员)，推选当时“最伟大的中国人”，结果，在当选的12人中，孙中山先生名列第一，冯玉祥将军名列第二，《时代周刊》还在其封面上分别刊登了孙中山先生和冯玉祥先生的大幅照片。这件事，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中国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大地提高了孙中山和冯将军在我心目中的地位。P18-20

序

(一)

王晓荣

我对尹心田的了解，源自于对冯玉祥的研究，特别是对冯玉祥在20世纪30年代初领导的察哈尔抗日的研究。

我与察哈尔抗日这段历史结缘，说起来挺有意思。1996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有幸跟随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读博士二年级期间，在一次与陈先生的交谈中，我得知“察哈尔抗日这段历史似乎还有些问题”，于是就有意无意地翻看了一些常见的资料和著述，隐约感觉到其中的可疑之处，之后又找来其他一些资料进行追根溯源。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想进一步探询真相的愿望，一方面是那些悬而未解的疑团引起了我的探询冲动和研究兴趣，另一方面在粗看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历史真相被掩盖，特别是对察哈尔抗日期间一些历史当事人不公平遭遇的同情，让我有些放不下。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这方面尽一份力量，因此决定以“察哈尔抗日”作为研究对象来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其后就开始奔波于北京、南京、天津、陕西，特别是河北保定、石家庄、张家口等地。在这个“走南闯北”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其中隐藏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呈现出谜中有谜的情形，而我的研究兴趣和劲头也随之越来越强烈。在尽最大努力掌握文献资料和了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终以《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为题目写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通过博士论文的撰写，我认识到察哈尔抗日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民族抗日潮流激荡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复杂交错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又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政局的一个缩影。博士毕业后，我没有急于将博士论文出版面世，是因为我深知察哈尔抗日所牵涉的人物和事件非常复杂，有的还挺敏感，因此就有意识地想通过冷却、沉淀来检验我那些理性的叙述和分析以及在研究过程中所产生的直觉和推断。到200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鉴于察哈尔抗日是诸多抗日事件中研究薄弱的一个领域，因此在一些关注该成果人士的积极建议下，我在对原文进行修改校对的基础上仍以某种忐忑的心情交付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当年9月上市发行后所得到的社会反响，让我大出意外，同时也应接不暇。我不断地收到一些读者、学者和历史当事人或其后代的来电、来函，有些人还辗转亲自前来见面。特别没想到的是，我在研究过程中曾经努力搜罗口述资料，但除了与张家口当地一些老人的访谈外，很想寻找历史参与者或其后代的愿望却没能实现，这让我一直深感遗憾。但等书出版面世后，这些“活资料’’则纷纷“冒”了出来，就在当年秋天，几位抗日同盟军将士的后代来西安找到我，其中，尹心田的儿子尹家衡先生很快引起我的关注。一见面，家衡先生就急切地围绕抗日同盟军问题与我交谈，我坦率陈述自己的研究所得，家衡先生也就其父尹心田生前所述滔滔不绝。双方交谈中，有沟通询问，也有相互印证，当然也有新的发现。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他让我当初因为没有找到抗日同盟军将士及其后代的遗憾在瞬间变成了万幸；而对于家衡先生来说，悲喜交集，情绪失控，泪流满面，已经足以说明一切。当时场景让我深受触动，同时也很担心，因为70多岁的家衡先生疾病缠身药不离口，他得悉拙著之后引发的记忆、怀念和感慨与激动，他因为求证心切而连夜阅读并批注拙著，他在见面之后又连续讲话，让我生怕他的身体生出意外。通过几次交流，我们双方各有所获，同时也共有所得，那就是尹心田生前就察哈尔抗日相关问题所忆述内容的真实性得到确切印证。

当时就听家衡先生说，其父尹心田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接受过河南省南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的专访(尹心田籍贯河南南阳)，讲述他一生的经历。有关方面在对他的回忆做过初步整理后，摘要发表于南阳市政协所编辑出版的《南阳文史资料》(第八辑，1992年10月出版)中。到2003年，在南京市有关单位举办纪念尹心田百年诞辰活动后，南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尹心田的家属又将尹心田的回忆资料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形成这部口述史的完整文本。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跟随冯玉祥将军见闻录》，对人们了解冯玉祥及其部队，研究那时候的中国社会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首先，其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尹心田根据自己亲历、亲见、亲闻所述的“三亲”史料。冯玉祥的人生富有传奇色彩，学界已有不少人为其著书立说，但依据“三亲”史料者并不多见。尹心田不仅亲历、亲见、亲闻，而且拥有非常难得的特殊身份，从1922年志投冯玉祥的“陆军十一师”，直到1946年冯玉祥出国赴美考察之前，其间从初当冯玉祥的“传令员”，到最后成为国民政府正式授衔的“陆军少将”，前后跟随冯玉祥长达24年。而尹心田一个更为难得的身份是，他在中原大战结束后的1931年，便被中国共产党北方特科发展为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中共特别党员。这种身份和经历，使他系统了解了冯玉祥的滦州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讨伐张勋复辟、阻止段祺瑞“武力统一”，亲身见证和投入了发动“北京政变”(史称“首都革命”，以下统称“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驱逐末代皇帝溥仪、访问苏联、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哈尔失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反对美国援蒋内战等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冯玉祥主导或参与的上述事件，正是发生在中华大地内忧外患、政党林立、战乱频繁、国人在探索富国强兵路上举步维艰、在传承与开拓之间举目迷茫的时代。尹心田不仅是冯玉祥上述重大活动的亲历者、见证人，他自己也经历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时代风云，他所忆述的人物和事件弥足珍贵。其次，正是由于有这种特殊身份和经历，尹心田在口述历史时，对相关史实做了有针对性的鉴别和辨误。在对冯玉祥生平和事件的回忆中，其他著述说过的，他不再重复或简说，其他著述有误的，他则予以匡正。例如，关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一事，有人曾写文章说，冯玉祥将军亲自拜会过孙中山先生。由于当时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受冯玉祥委托三次前往北京铁狮子胡同探望孙中山都是尹心田陪同去的，所以，尹心田在回忆中明确指出：“这与历史事实不符。冯将军虽然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并在首都政变后亲自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政，共商国是，但二人从未谋面。”至于其他著述叙述不详或是认识不够的事件，尹心田不仅详说，甚至还亲自撰写专文予以说明。例如，关于察哈尔抗战和抗日同盟军的问题，他不仅详述历史，而且还严肃沉重地指出，当年导致察哈尔抗日失败及抗日同盟军解散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日、蒋、汪的阻挠和破坏，另一方面，真正从内部搞垮抗日同盟军的，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通过抗日同盟军前委书记柯庆施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再如，关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问题，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于这一历史事件不仅研究不够，而且评价也偏低。为了探寻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原因，剖析“北京政变”的历史影响并总结历史教训，他还与人合作撰写了《对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的再认识》一文。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尹心田尤其注重对那些鲜为人知的事件详加描述，比如，冯玉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前后与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交往，与“黄埔奇人”宣侠父的交往，与苏联的交往与合作，与中共代表的多次会谈，创建汾阳军官学校，察哈尔举旗抗日及其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以及抗战期间营救民主人士“七君子”和狱中共产党员，等等。

尹心田口述的《跟随冯玉祥将军见闻录》一书，为冯玉祥研究乃至民国史研究领域增添了难得的重要史料。

2014年7月于西安

(王晓荣，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专著《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

后记

王留全

抗日将军尹心田先生口述的《跟随冯玉祥将军见闻录》，整理编纂历时十年，今日终于出版问世，所有参与编辑者都深感欣慰，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

本书宗旨，书前“两序”已经言明。作为后记，本文在此要说的话是：十年间，本书数易其稿，有幸与国内多位专家、教授、学者、朋友相识相知，并与多家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相交相往，其深情厚谊令人终生难忘，特借此文致敬致谢。

记得本书初稿完成后，由于我们几个编者都是缺乏历史专业知识的外行，对于本书中所涉及的中国近代史，没有多少研究，特别是关于察哈尔抗日的史料，更难寻觅。正在为难之际，恰逢陕西师范大学王晓荣教授《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一书正式出版。我们读后，对尹心田口述史编纂过程中原本不甚清楚的一些历史问题，有了寻找答案的方向，欣喜之余，决定赴西安向王教授登门求教。见到王教授后，我们才知道她是一位如此年轻的现代史专业博士，她所写的《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专著，本是她的博士毕业论文，历数年锤炼才公开出版。为请王晓荣教授斧正，我们先后三赴西安，每次她都详斟细琢，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大的有时代背景、人物评价，小的到一个标点符号的运用，学风之严谨，令人由衷钦敬。

王教授不仅热诚地给我们介绍了她的研究成果及心得，而且还热心地为我们介绍了两位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一位是她的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先生，另一位是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吴家林先生，我们决定请他们三位做编辑本书的顾问。我们十分荣幸，承蒙三位专家不弃，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聘请。在与三位顾问良师的接触中，每次会面(包括座谈会)都如同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先生们那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风范，深刻地印在我们心中。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三位顾问学风的严谨，知识的渊博，态度的谦虚，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例如，尹心Et在回忆中谈到冯将军曾在莫斯科会见过中共的领导人蔡和森、瞿秋白等，这是一句普通的话，我们谁也没有去认真核实考证过，也不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学风严谨、知识渊博的陈铁健先生，在看完书稿后，即向我们指出，根据冯将军到莫斯科的时间推算，他不可能在莫斯科见过瞿秋白，因为那段时间瞿秋白根本不在莫斯科。陈先生学术功底之深，不得不令我们钦佩。当我们和吴家林先生第一次就察哈尔抗日时期的历史进行交谈时，他不仅自己细谈，还就有关问题向我们推荐去找某某人或找什么文章对本书进行补充。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我们还有幸结识了一位苦心研究冯玉祥及西北军的“专家”杨保森先生(河南省驻马店市林业局副局长、中国近代史业余研究者、《西北军将领录》和《西北军人物谱》等书的作者)。他欣然答应我们的邀约，参加编纂工作。他利用自己丰富的书摘，为本书撰写了四万余字的相关历史人物注释，其废寝忘食、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感动。

山东泰山学院的蒋铁生教授，是《冯玉祥年谱》一书的作者。当我们访问他时，他激动地对我们说：“冯玉祥将军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物，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人物，我是通过研究冯玉祥将军的生平，一步步加深了对他的认识。他的一生，确实令人钦佩。我也是通过研究冯玉祥，才认识了尹心田先生。冯玉祥的一生闪光点很多，特别是从察哈尔抗日以后做的许多事情。在这些闪光点中，常常出现尹心田先生的身影。据我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冯玉祥将军的日记中，‘尹心田’这三个字就出现了近百次。”蒋铁生教授还热情地把他的多本专著赠予我们，这些专著成了我们编纂本书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我们编纂本书的过程中，蒋教授不仅十分关注，而且给了我们许多实际帮助，甚至包括亲自为我们审阅、修改书稿，并在审阅书稿后欣然赋七律“藏头诗”一首：“尹伊谋略历代传，心底无私天地宽。田在南阳龙虎地，先辈积德育大贤。生逢乱世投光明，千难万险斗日顽。古今征战几人回，名存中华美梦圆。”将这首诗中每句的第一个字相连，恰是“尹心田先生千古名”。蒋教授的文采实在令人称羡。

还有几位已届耄耋之年的原西北军老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尤令人感动。

开国将军、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学院(现国防大学)院长的陶汉章，是当年“汾阳军校”中年龄最小的学员。第一次访问他时，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您记得尹心田这个人吗？”陶老当即回答：“当然记得！他不但是我的老师，还是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在以后的谈话中，陶老深情地对我们说：“老教育长(指尹心田)可是个很好的人，他受到那么大的冤枉(指在党内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但还照样一辈子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真是难得啊！”接着，他又十分感慨地说：“我们党在历史上所犯的多次‘左’倾错误，真不知道残害了多少好人！”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商丘军分区司令、离休老干部郭永照，也是尹心田的学生。当我们告诉他，我们正在整理尹老的谈话录音，准备出书时，他连声说：“功德无量、功德无量。”我们是在2007年访问郭老的，那年他已98岁高龄，但思维敏捷，口齿清晰。当我们请他在访问记录上签名时，他坚持说：“光签个名能行吗？我给你们写几个字吧！”说罢，请他的老伴扶他坐在书桌前，郭老稍作思考后，提起毛笔，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里，竟然一气呵成了如下题词：

尹心田同志青年投笔从戎，参加共产党，追求光明。中年投身抗日，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老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做贡献。临终捐献遗体，造福社会。他的高风亮节，永远光照后人。

郭永照(印)九十八岁

二零零七·六·一四

郭老的题词，可以说是对尹心田先生光辉一生最简明扼要、最实事求是的总结。当郭老伏案疾书时，我们抓拍了此张照片，作为留念。若非我们当时亲眼目睹，真难以相信，这位年近百岁的老“西北军”，竟有如此深厚的文学和书法功底！

由于本书涉及中国近代史人物和事件较多，尹心田先生口述录音有些不详之处需要进一步了解和补正，特别是核实口述史中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及当时的客观环境，是一件非常繁杂、细致而又耗费精力的工作。为此，我们先后走访了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张家口市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民主党派博物馆，拜谒了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喜峰口抗战纪念馆，还参加过淮安周恩来纪念馆、泰山冯玉祥纪念馆及宜城张自忠纪念馆、，湖北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部”旧址纪念馆等所举办的纪念活动，受到了这些单位领导和同志们的热情接待，也收到了他们为我们提供的珍贵文字和图片资料多件。我们与这些单位的交往虽然不多，但其认真负责、细致周到的工作精神和对我们相待如宾、相交如友的态度都留下了至今难忘的美好回忆，特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在本书编纂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许多专家、教授、历史工作者、业余近代史研究者的大力支持，他们有：金戈、彭训厚、蔡峰、郭景兴、孙立根、宁根全、张量、段晓微、唐小辉、方军、樊建川、贾晓明、闫红霞、喻溟、周建平、邓俊生、陈长庚、夏继诚、蒋维权等，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为了更好的落实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我们还走访了大量在本书中所提到的历史人物的后代，这些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后代们，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有的还把家传的珍藏文物和资料展示给我们，让我们上了一堂堂丰富生动的历史课，也让我们对当年曾拥有四十万大军、在神州大地上叱咤风云的西北军及其统帅冯玉祥将军，有了更多的了解。几乎每位“西北军”的后人，都有感人的生动故事。例如，当我们访问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时，她正在办公室里工作，身着一件普通医务工作者穿的白大褂。但是，当她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立即说道：“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访问，这是关乎到如何把革命老前辈的功勋传承下去的大事情，我要换上军装接待你们。”在访谈过程中，冯理达谦虚地说：“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父亲早有评价，我不用多说了。但是，我要把我所知道的尹心田的情况，详细告诉你们。”访问结束时，冯理达深情地说：“我从小就喊他尹叔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我给你们写几个字留念吧。”说完后，便当场给我们写了一幅大字：

纪念尹心田叔叔，学习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冯理达(印)

二○○七年五月于北京

为表示她对尹心田的深刻怀念之情，在写完字后，她对陪着我们前去访问的尹心田的儿子尹家衡、尹家征和尹家鹏说：“咱们几个合个影留念吧。”于是，留下了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在编纂过程中，我们还得到许多西北军后代的大力支持，他们是：余华心、冯文二、冯文中、冯丹龙、李惠兰、佟兵、熊一娣、吉瑞芝、吉天力、赵学芬、张廉云、宣平、苏莉、冯炳如、冯洁、冯强、张洁芳、张权、张木、何纹、何瑗、何钢、陈道镕、过靖瑶、过传良、王端美、杨万里、吕植中、张炳华、张炳麟、闫绣文、邰可明、刘宇、周维、周伯祥、黄蔚君、张良栋、常川玉、赵铁奇、王润民、吴乃陵、袁树芳、肖亚林、张克修、郭孟玉、贾展宁、贾元瑗、贾立如、屈令婉、陈建华、张兴奎、张建群、陶乐、高敦嗣、何燕儒、王光华、王光沪、孙幼菊、孙一平等，在此谨向所有被访问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为本书的后记，不能忘记将尹心田先生家人及其亲朋故友的辛劳记上一笔，他(她)们实际是本书编辑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可以说是骨干力量。他们齐心协力，推举家衡、家征、家鹏三兄弟为编辑组外出调查访问的联络员，他们先后广泛收集、整理了多批尹心田先生的遗文、遗物、遗照、亲友回忆文章和外调资料，深受编辑组称赞。

尹老在晚年，由于年事已高，已经不爱说话，常常独自坐在沙发上假寐。为防止老先生老年痴呆，家衡一有空便回家和尹老聊天，他在聊天中发现，每当谈到过去的历史时，尹老便会兴奋起来，滔滔不绝地讲述往事，而且记忆清晰，叙述条理分明。在不知不觉中，家衡也从父亲的回忆里获得了大量史料，这些史料为本书充实了许多精彩内容。

更难得的是，在本书编纂过程中，尹老的第三代也表现不俗，让我们感到十分钦佩。他们数十人“集体上阵”积极参与资料收集整理、文稿校勘等各项工作，成绩斐然。他(她)们不负冯玉祥将军和尹心田先生生前的教诲，无愧为老西北军的后代。

有感尹心田先生的光辉人生及良好家风，我们想到一副富含修齐家训与寄望兴家的民间古传名联“礼乐百年承燕翼，诗书千载荷龙光”。此联寓意是：一个家庭的永久幸福与昌隆，需要依靠礼与乐两种精神去传承，也需要依靠道和德两种文气去延续。家能如此，国亦然如此，我们愿以此联精神与尹心田家人和国人共勉：让冯玉祥将军与尹心田先生爱国爱民、锲而不舍的正义精神和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正直风范，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潮中永放光芒。

在编纂本书过程中，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去搜集、核实有关历史事件的时代背景、时间、地点、人物等资料，但难免还有疏漏之处，敬请方家、读者指正。

甲午孟春于南阳

王留全，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政协文史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