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在法,其妙在人,而人物之美,最为难得。所以,由王世国编著的《书法非常道(五千年书法名流轶事)》一书披沙拣金,史海钩沉,擢取从先秦直到民国时期书法名士的奇闻逸事三百余篇,并且加以阐述评说,配以图片,使其文图并茂。要知道,无论是作为一位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历史文化记忆,都是那时候真实历史的再现。阅读拙著,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越”时空,观其事,知其人,赏其书,明其艺,解其道,实现与历史上书法名家在精神上的往返交流。
本书上下五千年,涉及千百人,书家史料的收集和求证、作品图片的搜寻和拍摄。
本丛书全面立足于中华文化的历史大背景,在中华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从先秦到民国),由王世国编著的《书法非常道(五千年书法名流轶事)》一书选取那些生动的、鲜活的、带有一定文化野史特性及轶闻趣事风格的书法名家小故事,将名家小故事以年代为线索分门别类地编辑出版,编排风格简洁有序,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使读者在轻松的旨趣中感知书法之美、领悟书法之道。
仓颉造字
三皇以前,尚无文字,人们用结绳来记事。黄帝统一华夏后,感到这种方法满足不了要求又容易出错,就命史官仓颉想办法。仓颉回到故乡白水,在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整天苦思冥想,但很长时间也无良策。一天,他正在思考,一只凤凰飞来,嘴里掉下一件东西,正好落在他的面前。他拾起来一看,见上面有一个蹄印,却不知是哪种野兽?这时正巧走来一个猎人,他就上前询问,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同。”仓颉听罢茅塞顿开,他想:万物都有它的特征,如能将它的特征画出图像来,大家就可以认识它了。从此,他便注意仔细观察自然万物的特征,按照其形状画出图形。一字一形,一个个有固定形状的“字”就这样诞生了。他把造的文字献给了黄帝,举国欢腾,感动上苍,这时天上下粟如雨,晚上鬼哭魂嚎。从此,仓颉成为华夏文字的始祖。
【八公山人语】
仓颉时的文字是篆书的初始形态,其后便有了夏后氏的夏篆、商朝甲骨文、西周金文。直至秦朝小篆。篆书书体的沿革发展一脉相承,小篆直接取自金文大篆,其中大多数字的写法几乎一样;可以推断。甲骨文也是取自前人创造的文字,多数文字的写法应该是与夏后氏、仓颉时使用的文字相去不远。总之,华夏民族有了文字,可以用它来传达心意和记载事情,汉字成为维系这个多民族国家长期生存发展的血脉,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遗传密码”。如果没有汉字,那么中华文明可能就像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希腊文明那样,早就烟消云散了。从广义上讲。书法就是汉字书写的方法。汉字与书法密不可分,没有汉字或者说不书写汉字,也就没有或不能称之为“书法”。所以,可以说黄帝的史官仓颉是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书法家。
史佚鱼书
尹佚(尹逸)是西周初年的太史,故称之为史佚。他博学多闻,德高望重,深得周武王赏识,常随武王左右,记录武王言行。周武王即位九年后,商王朝已经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腐败到了极点。此时,周武王想乘机讨伐,但还是想先试探一下商纣王的反应。于是,他并未约请各路诸侯,就与姜子牙率兵来到孟津。正当武王的渡船行至河中间的时候,忽然一条白鱼跃进船舱里,史佚见了大喜,对武王说:“这是祥瑞之兆啊!”武王当然高兴,马上命史佚将此事记下来。史佚遵命,就按照先民留传下来的“以一形立一字”的写(造)字方法,先画了鱼头,然后画出鱼骨,最后画出鱼的尾翼。此后,人们便将史佚如此写出来的字叫作“鱼书”。据说,史佚还曾作过“鸟书”和“虎书”。
【八公山人语】
黄帝时的仓颉、周武王时的史佚、周宣王时的史籀等都是史官。史官是负责记录历史和历法的官员,掌管文书起草、诸侯卿大夫策命、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可以说,史官是国家的文化精英,是文字的创造者、解释者和书写者,也是最早出现的书法家。在文字很少、识字率很低、书写很困难的时代,史官地位很高。当时文字还是被统治者垄断着的“高贵”的“庙堂”字。富贵家庭的孩子八岁可以上学(按《周礼》规定),要学习“六书”即象形、指示、形声、会意、假借、转注六种结字方法。掌握六书。对于认识、理解和正确书写汉字具有重要作用。史佚的“鱼书”就是他按照象形的方法写出来的大篆“鱼”字。周朝初期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殷商甲骨文,后来经过史佚、史籀等人改造,终于完成了向大篆文字的转变。
子贱掣肘
春秋末期,鲁国国君派遣宓子贱去治理单父(今山东单县)。子贱担心鲁君听信他人谗言,使自己不能放手工作,于是,他请求鲁君派两个身边的亲信随行。到了单父后,当地官员都来参见,子贱让那随行的两个鲁君亲信在一旁书写登记来人的基本情况。但是在俩人书写时,子贱却不断拉扯他俩执笔的胳膊肘,使俩人的字写得很丑。并且最后他还把俩人写得一团糟的名册,举起来给众人看,并且大加嘲讽。在场的人都对宓子贱的行为很不理解,纷纷嘲笑他,那两位随行官员非常气愤,回去后向鲁君告状。哪知国君听了后叹息道:“他这是在劝谏啊。”于是,他派人到单父传令于子贱:“今后单父不是属于我而是属于你,凡是有利于单父的事情都由你做主。只要你每五年报告一次情况就行了。”子贱很敬佩鲁君的开明,自己的主张在单父完全得到实施。
【八公山人语】
春秋末期,用毛笔书写的简帛书开始流行,不过那时人们书写的文字还是大篆。这种书体是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在武王时的史佚篆字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而成的。他著成《大篆十五篇》即成为篆书的鼻祖,所以后来人们将大篆也称之为籀文。据说《石鼓文》就是史籀所书,它是大篆书体的代表作品。在别人写字的时候,宓子贱却在一旁捣乱破坏,这完全是他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他是想让国君意识到奸诈的谗言对志士仁人报国之志的危害。后来,宓子贱在单父竞能“鸣琴而治”,作为孔子的“七十二贤人”之一的他果然不凡。宓子贱比孔子小30岁,有才智,仁爱,孔子称赞他是君子。唐代高适《登子贱琴堂赋诗》赞道:“宓子昔为政,鸣琴登此台。琴和人亦闲,千载称其才。”
虫篆小技
秋胡是春秋战国时的鲁国南武城人,与妻子结婚才5天就到陈地任职为官,竟然5年后才回家探亲。那天,当他走到村前,看到一位采桑叶的美女,心生爱慕,于是便拿出钱去挑逗调戏她,结果遭到严词拒绝。秋胡只好悻悻地走了,回到家才知道,那位女子竟然是他的结发妻子!然而秋胡妻在痛斥这位不孝、不义的丈夫后,一气之下竞跑出去投河自尽了。就是这位贞烈的秋胡妻,在侍奉双亲、抚养孩子和种田养蚕之余,还把写字作为修身养性、求得内心安宁的“女红”。一天,她养蚕时,看着蚕的各种活动姿态,大受启发,忽然灵机一动,把蚕的动作运用到篆字形态上去。她书写篆字时,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鼓起,首尾出尖,长脚下垂,犹如蚕虫身体之弯曲,使篆书单调的线条得到装饰美化,从而创造出了一种新书体——雕虫篆。
【八公山人语】
秦汉以来,“秋胡戏妻”的故事广为流传,并且被演绎成多种戏剧。秋胡妻创造的虫书曾是秦朝通行的8种书体之一,与大篆向心回抱的体式不同,字体纤细修长,字形奇诡,装饰意味很浓,所以也有人把它看作是篆书的一种美术字体。在当今书法篆刻中。依然有人使用这种字体。唐代书法家韦续《墨薮》中指出:“虫书,鲁秋胡妻浣蚕所作,亦日雕虫篆。”宋代释梦英《十八体书》中,对秋胡妻创造的虫书(亦称“战笔书”)大加赞赏:“其体道律,捶画纤长,旋绕屈曲,有若虫体。其状则玄鸟悠游,落花散漫。”虫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印章、瓦当,它与鸟书曾并行于秦汉时代,也常合为一体,人称“鸟虫书”。郭沫若认为:“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P2-5)
自序
王世国
中国在7000年至10000年前就已经有了具有文字性质的龟骨契刻符号,大约4000年至。7000年前就有了陶文,3600年前就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商朝甲骨文。有文字便有文字的书写,而这种书写需要使用工具和按照一定的规则方法进行,这就有了书法。中国书法与文字相伴而生,历史久远绵长。
20世纪80年代末,我撰写了《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一书,2008年我对拙著进行了修订又重新再版发行。在对书法史学研究的过程中,我深感书法艺术发展史首先是书法家的历史。当我们面对青史留名的数千位书法家的时候,总不免以今天的眼光和见识去选择取舍,结果是挂一漏万,甚至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歪曲了历史,或者说不能全面还原当年真实的历史状况。
后来,在阅读典籍和查看史料的过程中,我发现历代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帝王将相以及文人墨客,他们当年的书法活动有着无限丰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的鲜为人知,有的妙趣横生,有的发人深省,有的惊天动地,有的可歌可泣……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被今天的书法史学遗忘或舍弃的记忆,而恰恰正是这些鲜活的看似书家逸事史迹,是今天人们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了解当年书法艺术发展和书法家其人其书的宝贵材料。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拙著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别样的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
中国书法曾经经历过无比辉煌灿烂的时代,而且这个书法盛世长达两干多年。从秦汉直到20世纪初,但凡读书识字之人都会写也必须写毛笔字,如果总括这段时间中书写毛笔字的人数,那将以数十亿计。希望写一笔好字,甚至成为一位书法家,曾经是无数文化人的梦想。尽管日常书写的群体如此巨大,然而,最终能够实现梦想的人却寥若晨星。从先秦到民国,今天能够青史留名的书法家也不到3000人。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历史上的这些书法名家当然都是那时的名士,而且名士总免不了要有点逸闻趣事,才显得与众不同,被人津津乐道,就像是今天人们喜欢谈论明星八卦新闻一样。的确,有时候,这些书法名士的行为和为人似乎不可理喻,甚至不守寻常“礼法”。这恰恰表现了他们的豁达高迈,不可衡诸常人常情。从古至今,对一位书法家评价都是综合性的,不仅是看他的书法艺术水平,而且还要看他的品行、修养、阅历、影响等,即有所谓“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就是说,他们若是芸芸众生,言行和精神没有一点超凡脱俗之处,其书大概也不会“工”,即使谓“工”,也是匠人之“工”,亦不足贵,他们也就不可能从数千年的历史和数十亿人的浩荡洪流中涌现出来。的确,只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事,能成非常之道。今天,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迪和教益。 书法在法,其妙在人,而人物之美,最为难得。所以,本书披沙拣金,史海钩沉,擢取从先秦直到民国时期书法名士的奇闻逸事三百余篇,并且加以阐述评说,配以图片,使其文图并茂。要知道,无论是作为一位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历史文化记忆,都是那时候真实历史的再现。阅读拙著,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穿越”时空,观其事,知其人,赏其书,明其艺,解其道,实现与历史上书法名家在精神上的往返交流。
本书上下五千年,涉及干百人,书家史料的收集和求证、作品图片的搜寻和拍摄,不仅工程浩大,而且十分琐细,我差不多用了三年时间撰写而成。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应《新快报》和《信息时报》之约,先后在报纸上开设了“书法辣评”和“经典解密”专栏。这样一来,为专栏撰写书法评论文章便是我经常要做的功课。因此,不停地写作,并把临池挥毫作为一种消遣和调剂,就成了我的基本生活状态。
在本书完稿付梓之际,我要感谢老友童志雄先生,他不仅是广东省艺坛书画院院长、深圳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法家,而且还是一位平面设计的高手。他在百忙之中特为本书装帧设计、排版,让读者赏心悦目。我还要感谢我书法的启蒙老师、五叔——安徽著名书法家王家琰先生,他为拙著封面挥毫题签,笔力雄健,老辣浑厚,小小尺幅却有千里之势。这些都为拙著添光增辉。最后,非常感谢岭南出版社刘向上先生对书稿认真审阅、校勘、拾遗补缺;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太太杨俊华,她在我艰难时刻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且作为拙著的第一位忠实而又严厉的读者,指正其中的疏漏之处。
作者
2017年3月于羊城双畅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