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夫妇（约翰·杜威和爱丽丝·C.杜威）于1919年到访日本与中国，两年多以后才返回美国。《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一书为杜威夫妇在日本与中国期间给美国家中的女儿写的家书，执笔人主要是杜威本人。杜威在信中详细描绘了自己每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在今天看来均是格外宝贵的第一手史料。本书这些第一手生活史料对于了解杜威的学术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1919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携夫人爱丽丝·C.杜威到访日本与中国。《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一书收录的正是他们在这一年写给美国家中孩子们的书信。杜威夫妇讲述了他们在这两个东方国家的所见所感，这当中既不乏一些有趣的历史细节，更有杜威对两国时局的深刻反思。尤为重要的是，杜威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了自己所亲历的五四运动全过程，生动呈现出了这一事件给当时的中国掀起的巨大影响。

日本篇 2月—4月22日

中国篇 4月28日—8月4日

译后记

自上岸已经一周了。此刻我们在一处美丽庭园中的一座小山冈上。园中的树上，嫩芽在膨胀。李子树很快就要开花了，到了三月，山茶树会长得很繁茂。在远方，我们见到了壮丽的富士山。近处是这个区域别的山脉，还有平原上的城市。这座山冈的山脚下是一条水道，沿岸有樱桃树，原先是很出名的，但是大部分都被几年前的一场风暴摧毁了。

我们有一处很棒的寓所，满墙都是窗户，房子的窗户是玻璃的。寓所中有一间很大的卧室，一个小小的化妆间，还有一间书房。此刻，我就坐在书房里，沐浴着从四面的玻璃窗里透照进来的目光。我们需要太阳，虽然说炭火盆，或者烧木炭的小盒子，在暖脚或者烘干头发方面颇有奇效。此刻，我就在一边暖脚，一边烘头发。环绕我们的是所有关于日本的书，都是现代学问的产物，所以我们的阅读真是一刻不停啊。房子非常大，一间连着一间，盖满了山顶。房子和房子之间有回廊连着，回廊将每间房子都打通了，连成一气。我会试着拍张照片的。房子的尽头是X先生的、占了好几个房间的书房。同时也被用作茶室，进行茶道活动。招待我们的东道主不是那个斥资一百万美元买茶具，进行茶道的新晋暴发户，他对那件事感到好笑。但是这儿有一个金漆桌子，就像是被凝固住的阳光，还有几件别的旧家具，是这个家族代代传下来的，现在已经是无价之宝了。如果你们在我们吃早餐的时候见到我们，一定会被逗笑。早餐由指派给我们的女仆，O－Tei，在充满阳光的客厅里为我们服务的。我们首先吃的是水果。两台小的漆桌，我们想坐到哪里就可以挪到哪里。这间屋子里的菜肴和服务都是按我们的方式做的，包括很棒的旧式广东菜和别的一些日式食物。吃过水果之后，她在炭火盆的烧炭上做了吐司，用两根细长的铁棍穿过面包，方便拿着。她就用那个铁棍叉着，把吐司递给了我们。同时，她教我们日语，我们则教她英语。这些英语她都知道了，但是我们每次说的时候她都会咯咯地笑。最后，我们把吐司放到盘子里，她就退下去了。咖啡壶在一张靠墙的桌子上，我们绝望地自己给自己找杯子，还有点儿担心破坏了这儿的礼节。没有杯子，是她给忘了。过了一会儿，她拿着杯子又上来了，这样，我们才喝到了咖啡。随后她又下楼，用精美的旧式蓝色盘子盛着剥好的鸡蛋上来了。然后，她笑了一会儿，一边用铁钎子叉了一片热乎乎的吐司递给我们，一边还用一种很轻柔的声音说了些什么，那种声音我们从没听过。我告诉她这个吐司即便掉到地上也没关系，因为太干净了，她就更高兴了，咯咯地笑起来。随后她走到了大卧室里，从煤气炉那儿取了咖啡。这就像是一出可爱极了的戏，远没有被效率、时间、节省人力之类的遥远的理念给扫了兴致。随后有两位女仆为我们整理床铺，打扫地板，一个人把沙发挪到边上，另一个就用扫帚打扫沙发下面。她们总是笑，鞠躬，对我们的每一个举动都有兴趣，仿佛我们是她们最亲近的朋友。

现在女管家进来了，鞠了好多个躬，非——常——慢——地说，她愿意陪着我去城里逛逛，给我解释各种东西，同时我则可以教她英语。我问她是否去教堂，她说她不是一名基督徒。想一想那是多么有趣的对话。她是X先生的秘书——又是一个新建的基督教大学的学生，而X先生正好是校长。她现在进来了，在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就等着，站着，跟着我们重复英语。她懂很多英语，但是那太过文绉绉，因此想要让她正常地说话就变得很有趣。我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让她开口，破除那种日本女人使用的、礼貌的日式低喃。昨天，我们参观了女子大学，从我们住的房子走着就能到。校长成濑先生就要因为癌症而去世了。他躺在床上，但是还可以自然地说话。他已经对他的学生们做了道别演说，在一次演讲中对自己的同僚们说了再见。他将系主任任命为后继者。系主任实际上现在正担任着他的职务。在这所大学，他们教插花、剑道和日本礼节，校监是一名很好的女性。她说我如果想去随时都可以去，看看不一样的东西。

今天下午，我们又有访客，其中有两名女性。女性访客是很稀少的。其中一位R医生，是整骨治疗师，在这儿已经工作十五年了，是我们东道主的老朋友。第二位是T女士，在美国待了七年，刚刚回来。我在斯坦福的时候听闻了很多关于她的事，还给她捎带了信件。她在女子大学里有职务，是社会学的教师。但是她说，主事者觉得还不到开讲社会学的时候，因此她会从教英语开始，然后一步步穿插一些社会学的内容，让班上的学生们喜欢上社会学。她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她和我说，因为我是来做客的，可能会有些寂寞，她可以带着我，以及我想叫上的朋友，一起去剧场。鉴于我们已经去过了帝国剧场，而且也坐过了男爵的包厢，因此我们最后决定去看歌舞伎。在那儿我们坐在地上，看到了真正的传统日本演出，这是我非常渴望的。演出从上午十一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我才了解了歌舞伎。

P22－27

这本书再现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与妻子爱丽丝·C.杜威（A1ice C.Dewey）合写的家书。他们于1919年的早些时候离开美国，前往日本。他们迫不及待地安排着此次旅程，因为多年来他们都希望能够有机会去东半球看看，了解一些那边的事。这趟旅行原本只是为了开心，但就在他们离开旧金山之前，有电报传来，邀请杜威教授首先到东京帝国大学，之后到日本其他几个地方进行演讲。于是他们造访了日本，在那里待了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度过了一段极为开心的时光。日本人展现给他们的意想不到的礼貌更是让这种开心翻了一倍。在那之后，到五月份的时候，他们决定继续这次旅行，到中国去，至少返回美国之前在中国逗留上几周。

中国此刻正在为独立统一的民主制度而斗争，杜威夫妇也沉浸其中。这使得他们改变了原有的1919年夏天返美的计划。杜威教授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了一年的休假，获得了批准。此刻，他与夫人爱丽丝仍在中国。他们共同致力于演讲和讨论活动，热切地希望将一些西方民主的实情传递给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反过来，他们也享受着一段美妙的异乡体验。正如这些家书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将这段体验视为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大丰富。这些书信是他们写给在美国的孩子们的，当时根本没想过它们会变为铅字，出版成书。

伊凡琳·杜威

纽约

1920年1月5日

好些年前，我有幸跟随北京师范大学的郑国民教授学习课程与教学论。在课上，郑老师曾叮嘱我们，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像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之类的经典作品就有必要人手一册，反复研读。这是促使我个人认真阅读杜威著作的起点。后来在丁道勇老师的课上，丁老师将全班分为几个小组，每组研读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一个章节，并且向全班汇报，其余同学则予以反馈、批评。按这种方式，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读完了整本书。杜威的理论很晦涩，我们也读得很辛苦，有时甚至争辩得很厉害。但至少按我个人的感觉，这段时间我们都获益匪浅。我们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了，一种现代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能够是什么样子。我想，中国所有师范专业的学子可能都一样，在研读杜威的路途中有过种种滋味，但无疑，我们都将杜威视为这个领域里一个天然的权威和前进的向导。

之后，我有幸到日本国立广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都曾留意过，杜威在1919年是先到的日本，随后才来的中国，他的中国之行给中国教育界和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关于杜威在日本期间的资料，以及日本学界对杜威的研究，国内的文献还不是很多。我格外珍视这次赴日的机会，虽然自己的研究题目并非杜威，但一到日本，还是立刻着手搜罗这方面的资料。然而让我诧异的是，杜威研究固然是日本教育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个版块，但并非全部，甚至很难称得上“最重要”的一个版块。我与身边的日本学者交流，他们也告诉我，杜威代表着哲学以及教育哲学中的一种取向，特别在“二战”刚刚结束后，杜威研究虽然是在日本非常风行的一种，但绝非唯一的一种。在群星璀璨的哲学界，杜威被视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日本的风头似乎不及海德格尔、胡塞尔等一批秉承德国传统的哲学家。教育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未必将阅读杜威视为一门必修课。与之相比，德国的观念论、英国的分析哲学甚至日本本土的“京都学派”视野下的教育哲学，在日本教育哲学界所占的比重都未必亚于杜威。丸山真男曾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说，日本思想是一个“没有结构”的传统，没有哪一种思想把持着中心位置。唯有亲自到了这里，我才有点体会到了丸山真男的这个意思。

……

在广岛大学留学的日子里，负责指导我的坂越正树、丸山恭司、山田浩之三位教授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我介绍日本教育学界的种种人和事；日本杜威学会会长早川操教授、早稻田大学的藤井千春教授和东京大学的泷田佳子名誉教授也曾在杜威研究的领域惠我良多。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更离不开中国师友的大力支持。北京师范大学的郑国民教授、刘勇教授、张斌贤教授、姜星海副教授、丁道勇副教授和台湾嘉义大学的王清思副教授，曾花费过很多心血指点我的学术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曹卫东教授一直用上乘的译作教导我翻译的艺术，我却憾于自己不能及老师的万分之一。此外，老友王萌辗转为我购书，在东京大学求学的妻子陈玥博士为我提供了东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原书初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更是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我由衷地感谢这些与我一路同行的师友。

今年是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问世一百周年，世界各地的教育界都在展开活动纪念这一盛事。我也愿以这本小书的翻译工作，向这位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发展进程的教育家致敬。与此同时，我深刻地意识到，翻译绝非一件轻松的工作。杜威本就学问极深，游历极广，爱丽丝·杜威也是一位1886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的杰出女性，他们在这本书里谈及的又多是一些极难查证的历史细节，因此，我对原书的理解和翻译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读者朋友们如果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任何错漏之处，还请不吝赐教。

刘幸

日本广岛大学

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