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方宣著的《历史的辫子(陈寅恪与王国维)》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坛风格相近、交往频繁、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文化大师的人生描蓦和交往梳理，力求把故事性与文学性紧密结合起来，从一个独特的人文角度，透视出文学与人生之间紧密依存的关系，催人深思，给人启发！

陶方宣著的《历史的辫子(陈寅恪与王国维)》讲述了：大清帝国土崩瓦解，只给那些清朝的臣民留下一根阴魂不散的辫子。他们就像捍卫最后的战旗一样保存着自己的辫子，以此为没落王朝的僵尸守灵。作为遗老遗少的后代，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备受皇上恩庞，出任兵部侍郎。而王国维家族早年随宋高宗南渡，他自己为末代皇帝溥仪之师。溥仪出宫后，他与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院，早年交往、共同游历使两位饱学之士结成莫逆之交。在现代文明摧枯拉朽的冲击下，两位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经历过怎么的煎熬与阵痛？怎么的绝望与悲悯？十余万字的篇幅，80余张珍贵的老照片，让我们看到两条纠缠在一起的民国的“小辫子”，发人警醒，令人深思。

序 剪断历史的辫子

第一章 大师之死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

 昆明湖的波澜经久不息

 自沉之谜

 所有的忧伤悲伤哀伤，到后全化成湖殇

 大喇叭声中溘然长逝

 南下的脚步停留在广州

 “我老了，愿意死在中国”

 留在了温暖如春的南国花城

第二章  清华国学院

 相逢于水木清华

 南书房行走

 辫子是他好的标志

 大师们纷至沓来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审美：真正的文艺复兴

 在文化与历史的断裂处

 乾嘉学派与沈曾植

第三章 遗老遗少遗民

 王禀：“靖康之难”中的忠烈

 《水浒传》中另一个王禀

 “我王氏失其职，世为农商”

 有虞氏的三十三世孙

 传说后面是传奇

 “清末四公子”和“维新四公子”

 陈氏三兄弟

第四章  颠沛流离

 如影随形罗振玉

 《人间词》与《人间词话》

 北大的辫子和清华的辫子

 从海上到上海

 书生：读书的一生

 在西南联大

 流浪教授

 压卷之作《柳如是别传》

附录

 附录1：王国维年谱

 附录2：陈寅恪年谱

这一天是1927年6月2日上午八时，王国维准时来到清华国学院。这一天久雨初晴，初夏的阳光分外灿烂，它照耀在帝都那些巍峨宫殿的红墙碧瓦上，显得美不胜收。街头路旁，槐花一嘟噜一嘟噜从青青槐叶间悬挂下来，不时掉下一朵，不时又掉下一朵，像一朵朵小白蝶扇着翅膀飞下大地。几乎每一棵槐树下都铺满了这种白色的槐花，看上去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忧伤。王国维就这样踏着满地落花来到清华大学工字厅，这就是著名的国学研究院所在地，昨天的喜庆气氛似乎还没有散去，一切均历历在目——国学院第二班三十六名学生昨天就在此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宴会也设地这里。宴席共设四桌，所有国学院的师生欢聚一堂，大厅里始终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就座的那一席却寂然无声。人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寡言，也没人特别在意。散席时，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人一一作别。离开工字厅后他随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进行畅谈。这时，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朱广福、冯国端三人游园归来路过王国维家，一时兴起便到王家拜访。王国维接到家人的电话后，即刻从陈寅恪家返回，与学生们长谈一个小时，直到晚饭时才送走了同学们。这天晚上，学生谢国桢来访，交谈中涉及时局，王国维神色黯然地说：“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他们一直谈到很晚，送走了谢国桢后，王国维应邀为他们题写了扇面，内容是唐末韩致尧的七言律诗，一为《即目》，也称《即日》，另一首的题目是《登南神光寺塔院》。题完这两首诗，王国维又为谢国桢一位名叫著青的年轻友人题了两首诗。  ，

王国维为谢国桢等人题写的扇面，一般都认为是抄引前清遗老陈宝琛的《前落花诗》。此说最早是出自吴宓之口，他认为是王国维借此来表明自己将死之志。但后来有人对照陈宝琛的原诗时才发现这实在是一大误会，因为两首诗截然不同，充其量也不过是王国维步陈诗之韵罢。不过，从以上的几首诗来看，许多诗句似有不祥之语。据王国维的夫人后来回忆，当晚王国维熟睡如常，根本没有什么异常举动。而第二天早晨起床时，王国维女儿王东明回忆：“六月二日晨起，先母照常为他王国维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无丝毫异样。”王国维照常来到国学院上班，那就是一个我所形容的阳光明媚的日子，王国维在缤纷落花中来到清华国学院，他和每一位同事打招呼，还与他们商谈了下学期招生计划。处理完日常公务，他向研究院办公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了两块银元。因侯厚培身上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国学院众所周知的事实，大家对此并不奇怪，也没有人问他借钱干什么。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很随便地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的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上午十时左右到达颐和园，王国维让车夫在园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且直奔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许久，约半个小时后他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然后从容地掐灭了烟头，走到鱼藻轩的石阶上，看了看平静的湖水，猛然纵身一跃——此时大约十一时左右。距鱼藻轩大约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夫正在清扫垃圾。听见水响抬头一看，发现有人跳水，他即刻奔来跳入水中将王国维救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意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最终离奇地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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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断历史的辫子

说心里话，我对王国维与陈寅恪这样的国学大师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我抬头仰望他们如同仰望北斗，因为那样博大精深的国学造诣只能令我辈叹为观止。一方面我对他们这样的遗老遗少又常常会摇头叹息。一根注定要被剪掉的历史辫子，像猪尾巴一样丑陋又难看的小辫子，他们还那么滑稽地当宝一样梳在脑后，这叫我无法对他们产生哪怕一丝丝的好感来——爱也不是、恨也不是，叫我怎么说才好？

王国维生前的模样确实有些怪，典型的一个遗老遗少形象：面色青黄，长袍马褂，显得干瘪瑟缩。即便在他应聘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做导师之后，依然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鲁迅先生就如此评价他：“老实得如火腿一般。”

胡适晚年回忆王国维说：“他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王国维的夫人天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帮他梳辫子，她为王国维准备了好几把梳子，先将昨天的发辫拆散，用大木梳梳通，再用细齿篦子篦。接下来桃花赛璐珞梳子就派上用场，细齿的、短齿的，梳上很多遍，编织成辫子，搽上从戴春林买来的桂花头油，再刷上一点刨花水，相当于现在的打摩丝。每天晨起如此耗时费工，夫人有时不免埋怨：“别人的辫子都剪了，偏偏就见你顶着一根辫子进进出出，走到哪儿都让人看稀罕，为何不剪了它？也好让我早上省心些，回笼觉多睡上一会儿。”王国维不假思索地说：“辫子既然留了，为何要剪掉它？”王国维的回答有点强词夺理，辫子在他这里是一种象征和标志。当时北平城里还有另一个著名的梳辫子男人，他是北大教授辜鸿铭。辜鸿铭的辫子与王国维的辫子是民国最著名的两根大辫子。辜鸿铭视辫子如生命，他抚摸大辫子对人说：“这是我的护照！”他在北大上课时，拖着一条大辫子，用丝线系上，戴着一顶红帽缎子里儿的平顶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进出红楼，与清华的王国维如出一辙。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胡适对此十分看不惯，曾经在北大校园捉弄过辜鸿铭。在晚清与民国那样的风云际会的时代，王国维与胡适正好代表着文化两极：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西装革履、年轻帅气，掀起新文化运动，口口声声要砸烂孔家店，他正是王国维与辜鸿铭的“天敌”。在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年代，梳小辫子的他们正好成了传统文化可笑的象征。我只有一点不能理解，同为赴欧洲留学的留学生，陈寅恪几乎半生在海外著名大学间游学，最终学成一代大儒。虽然西化到早餐非牛奶、面包不食，但在骨子里，却和王国维、辜鸿铭一样迂腐。陈寅恪为什么不能成为胡适之？追根究源就追到了陈寅恪的祖先身上，他精神上遗老遗少的贵族品格来自于他的祖先：有虞氏三十三世孙、武王克商以后以元女太姬配之的陈胡公和后来著名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传统国学浸淫太深，所以他才会誓死捍卫精神上的民族正统，认定这是文化的主流，这正是代代频出的遗老遗少的精神支撑。

其实若严格说来，王国维也好，陈寅恪也罢，他们应该算不上遗老遗少，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遗民”。同以往“易代”不同，王国维或陈寅恪生活的晚清与民国时代，清廷的崩溃对他们而言更富于文化含义。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挑战，文化失落的痛苦使他们具有一种共通的“文化遗民”情结，他们的所有言行几乎都与这种情结相联系。从他们瘦弱苍凉的背影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也是五千年中国历史苍凉的飘零的背影。由于“文化遗民”所处的特殊文化语境，当旧文化开始衰落、新文化开始兴起之时，“文化遗民”自然而然地就站到新文化对立面，保守的文化立场使他们成为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阻力。晚清与民国正处千年文化大转型时期，就是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好就是这种保守势力作顽强抵抗之时。在历史进程中，“文化遗民”的意义和影响首先是以“保守”的形式得以呈现，它体现为一种历史的绊脚石和文明进步的包袱。在这里还是陈寅恪自己看得最深最透，他在悼念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这一句话说到点子上根子上，“文化遗民”作为易代之际“士”的固有角色，是“士”与过去历史时代的联结。这不仅是一种特殊身份，也是一种生存状态与思想状态。易代之际士人政治态度选择的艰难与痛苦，不能不使宗法社会伦理系统内部的诸种矛盾尖锐化。明代的政治暴虐，其间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引发出士人富有深度的怀疑与批判。晚明以来的社会政治危机，唤发起士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士大夫的心灵无法承受时，紧绷的生命琴弦往往会在这一刻断裂。陈寅恪分析得很清楚：“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

但是历史的脚步铿锵有力大步向前，文化的更迭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王国维和陈寅恪所念念在兹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一条丰沛又暴涨的河流，滋养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它的成因有它的原因和它的条件，它当然也起过它的作用。但是到了晚清与民国年代，到了现代文明如春风浩荡、春江暴涨的今天，农耕文明孕育的孔儒之道与宋明理学就到了日渐式微的这一天。像一条曾经丰澹的河流，流淌到今日终于断流了。当今世界的主流就是科学与民主——像汽车取代马车一样，像电灯取代油灯一样，科学民主取代孔孟之道是理所当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背负着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文化遗民”王国维走到这一步走不下去了，最后只能投湖自沉。这是中国文化的劫数，也是中国历史的劫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