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军事交往录》是曾在中国驻奥地利和德国大使馆从事军事外交工作长达十七年之久的王珍捍大校的心血结晶。
本书立意新颖,篇章结构合理,史料比较翔实,语言流畅。作者参阅了大量有关书籍和史料以及历史文献,本着存疑求索、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出发,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着重描述史实中的细节和人物的心迹与命运,并采取漫谈的方式,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解读,同时将个人的一些经历与回忆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且图文并茂,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相信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外关系史,尤其是对中外军事交往史、中德军事交往史研究工作者的深化研究,而且对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世界特别是了解德国,对中国正在不断推进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均会有所裨益。
《中德军事交往录(从晚清至21世纪初)》是中国驻德国原武官王珍捍多年撰写而成的。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德国作为一个后发崛起的欧洲强国,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中国近现代历程尤其是近现代军事的影响巨大。但是,长期以来,中德两国在军事领域中的交往因种种历史原因被人们所忽略。本书填补了中外军事交往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将100多年的中德两国关系史总体上分为四个阶段,即晚清时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的10年、人民军队成长历程中的德国印记、从20世纪末至今。本书试图从一个更广阔更深入的角度把这些如烟往事一一揭开,使其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以引起世人关注,以史为鉴,反思当今,警示未来。
19世纪中期,中国的兵器还处在冷兵器和旧式火器并用的时代。火器以抬枪、抬炮和鸟枪为主,前装散弹,用火绳和燧石点火。这样的火器射速慢,射程近,命中率低。在参加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战争中,李鸿章切身体验到了西方的洋枪洋炮显示的威力,了解了现代热兵器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在给他的恩师曾国藩的信中说:“我曾去过英法提督的兵船,见到他们的大炮精良,子弹细巧,器械漂亮,队伍严整,实在不是中国所能相比的……我深以中国的武器不如外洋为耻辱……驻在上海这么久,如果学不到洋人一点先进技术,以后就后悔莫及了。”“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是李鸿章对洋务运动最初最直接的感受。早在1865年在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后就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兵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以生产各种新式兵器。1866年7月27日中国第一个访问德国的代表团参观了德国克虏伯兵工厂,并受到了克虏伯公司大老板阿尔弗雷德·克虏伯(Alfred Krupp)的接见,他们在回国后的访德报告中称:阿尔弗雷德·克虏伯“热情好客,不像英国人、法国人那样藐视我们的长衫、马褂和长辫。他彬彬有礼地用盛宴款待我们这些中国人”。访德代表团带回的对德国的友好印象以及对德国克虏伯大炮的赞许引发了李鸿章对德国的兴趣,他立刻让手下人搜集情况并撰写了一份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生产的大炮质量性能一览表。经过认真的审阅和比较后李鸿章认为,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大炮性能优于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西班牙等国的大炮,将来如有战事,“稍有优,则利钝悬殊”。因此,从1871年起,在李鸿章的主导下,大清国就开始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当时最先进的火炮。李鸿章后来在给醇亲王的信中称:“惟德国克虏伯四磅钢炮可以命中致远,质坚体轻,用马拖拉,行走如飞,现在俄德英法各国平地战阵皆以此器为最利……”可见李鸿章对德国的克虏伯大炮情有独钟。
克虏伯家族企业发源于中世纪的德国鲁尔区的埃森,17世纪就开始生产枪支。1811年弗雷德里西·克虏伯(Friedrich Krupp)主持了家族企业,在埃森新建了一家小型钢铁厂。在此期间,克虏伯公司首创了铸钢专利和火炮后膛装填技术,为日后成为威震世界的克虏伯工业帝国奠定了基础。从1844年开始,克虏伯公司开始为普鲁士军队生产后膛大炮,这种新式火炮为普鲁士后来依靠武力实现德国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克虏伯大炮大出风头。在著名的色当战役中,普鲁士集中了400门克虏伯钢质大炮,以排山倒海之势,射向法军阵地,像“镰刀收麦子一样”把法军打得抬不起头来,最后迫使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率10多万军队投降,普鲁士军队因而取得了普法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并为德国统一扫除了障碍。经过普法战争,克虏伯公司一下子变成了德国最著名的钢铁和军火制造商,赢得了“帝国兵工厂”和世界“火炮大王”的盛誉,之后来自各国的订单源源不断。克虏伯公司因制造和销售军火敛聚了大量钱财和声望,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也是向中国输出军火的最大军火商,满清政府成为克虏伯公司19世纪下半叶最主要的主顾之一。克虏伯家族企业还参与了德国铁路系统的初期建设,并收购了大量煤矿和铁矿,以保障企业进行钢铁生产所需的原料来源。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业务范围还扩展到造船业。1906年,克虏伯公司制造出了德国第一艘潜艇。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克虏伯公司为德国军队提供大量军火,曾生产过迄今世界口径最大达到420毫米的“大伯尔塔”巨炮和射程最远达130公里的“威廉大帝”(也称为“巴黎大炮”)长管巨炮。二战以后,克虏伯的资产和技术被盟国瓜分,但不久后又重新振兴。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煤钢作为“夕阳产业”利润率急剧下跌,克虏伯公司无一例外地也遭重创。1999年,克虏伯集团与其最大的竞争对手蒂森公司合并,成立了蒂森—克虏伯集团。笔者近来发现,北京新建的地铁车站使用了来自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制造的滚动电梯,这见证了克虏伯公司仍保持了同中国100多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
P10-11
《中德军事交往录》是曾在中国驻奥地利和德国大使馆从事军事外交工作长达十七年之久的王珍捍大校的心血结晶。
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德两国关系史中,除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德成为敌对国家外,中德军事交往先后大致出现过三次“高潮时期”,即晚清时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的“黄金十年”时期,以及20世纪末迄今的这段时期。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德国作为一个后发崛起的欧洲强国,对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对中国近现代历程尤其是近现代军事的影响也是巨大和不容忽视的。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中德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交往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被人们所忽略。本书作者自幼酷爱历史,加上具有长期在中国驻德大使馆担任武官的特殊经历,多年潜心研究中德军事交往历史,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终于写出数十万字的《中德军事交往录》一书,填补了中外军事交往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作者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揭开了一些尘封多年的如烟往事,使其鲜活地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以引起世人关注,以史为鉴,反思当今,警示未来。
总的来看,该书立意新颖,篇章结构合理,史料比较翔实,语言流畅。作者参阅了大量有关书籍和史料以及历史文献,本着存疑求索、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态度,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出发,以重要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着重描述史实中的细节和人物的心迹与命运,并采取漫谈的方式,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解读,同时将个人的一些经历与回忆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且图文并茂,增添了本书的可读性。相信该书的出版,不仅对中外关系史,尤其是对中外军事交往史、中德军事交往史研究工作者的深化研究,而且对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世界特别是了解德国,对中国正在不断推进的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均会有所裨益。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作者力求本此精神,对一百多年来的中德军事交往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对一些问题有新的认识。例如,在对义和团这一历史事件和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的记述中,提出了与以往著述不尽相同的一些见解。读者对此若有异议,可与作者进一步商榷,本着“让历史说话,以史实发言”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以求得更符合实际、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和结论。
以上寥寥数语,是为序。
2015年12月24日
经过近7年时间的写作,本书即将付梓出版,心中如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也是对我几年辛勤劳动的安慰吧。
平心而论,写这样一部长篇历史著作,对我这样一个连业余作家都算不上的人来说确实不易,因为撰写历史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不能像写文学作品一样随意发挥,更不能戏说,而要翻阅大量资料,在占有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创作。对待历史,我始终怀有一种让史实说话的敬畏之心。另外,我在驻德国使馆工作后期,在一次参加驻德武官团实弹射击活动中,因枪托后坐力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当时右眼几乎失明,后及时经过3次手术治疗,才恢复了部分视力,其中因主刀医生的数据计算错误导致一次手术失败,不得不重新补做。遵照医嘱,我应少看书以保护好另一只眼睛,但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也顾不上这么多了。写作过程虽然艰辛,但心情始终是愉悦的,有时感觉如同掘井,经过一番努力后,井中终于涌出了一股清泉。书中虽然是写历史,其中也掺杂了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感悟,有时回过头来看,自己都会受到感动。记得不知是哪位作家说过:一部作品如果连自己都感动不了,怎能感动读者。愿这本书不仅能受到对中德两国关系史感兴趣的专业人士欢迎,更能受到对历史感兴趣的青年人的喜爱。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同事、同学、朋友以及家人的支持和帮助,解放军出版社领导特别是本书责编闫永春博士为本书的命题、编辑和出版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原研究员、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会原秘书长彭训厚老师为本书提了许多中肯意见并欣然作序,国防部外事办公室的宋星参谋也为书中中德两军关系部分提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在此一并对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王珍捍
2015年12月23日于北京顺义区龙湾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