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英亩的大农场上，破破烂烂的房子唯一的特色，就是中央有一道曾经非常华丽的宽大阶梯，但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白蚁蛀蚀，早已只剩残骸。
我们家后面不到两千米远的地方有一条蜿蜒的小溪，又小又慢，行径诡谲多变，让人无法帮它取一个比较恰当的名字。每年三四月融雪之后，融雪与春雨让它流得又大又急，水位暴涨升成一条河。那几个月，小溪的面貌大变，变得如此无情而果决，河岸边许多如繁星点点的血根草花与野生百里香会被连根卷入河里，到了下游一处不知谁盖起来的老旧水堤才被拦下，卡在灌木丛里。溪流中一年到头都有小鱼，它们奋力往上游游过去，沦为波臣。每年春季，它不再是一条无声的小溪：汹涌的河水轰隆隆作响，剧力万钧，通常连平静无比的平凡支流也会在那几个月变得可怕难测，爸妈都叫我们要远离它。
但是每年到了酷热的夏天，那条小溪(溪流源头不在我家土地上，而在东边大约十千米处的穆勒家)会再度干枯，变成涓涓细流，胆怯地从我家农场慢慢流过。小溪上方的空中飞着许多蚊蚋蜻蜓，嗡嗡作响，溪底污泥里则攀附着许多水蛭。过去，我们会去溪钓与游泳，然后沿着低缓的坡面爬回矮丘上的住家，在手臂和腿部上被蚊子叮咬的地方猛抓，抓得皮肤变粗渗血。
我父亲不曾往下走到丘边的小溪，但母亲喜欢坐在草地上，看着溪水潺潺流过她的脚踝。小时候，我们会对她大叫：“看我们这边！”她总是抬起头，一脸做梦的表情，挥挥手——不过我们总是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在对我们，还是对附近的一棵橡树苗挥手。(母亲的视力没问题，只不过举止常常看起来像个盲人；她平日四处晃荡的样子仿佛在梦游。)等到我跟欧文七八岁时(总之，就是年纪还小，对她的印象还未幻灭的时候)，我们常常作弄可怜的她。我们会对她挥手，坐在河岸上的她双臂抱住膝盖下方，等到她也对我们挥手(她挥动的不只是手掌，还有整条手臂，像一大片在水底摆动的水草)，我们就会转身背对她，大声交谈，假装没看见她。之后，到了晚餐时间，她会问起我们在溪边的行径，我们两个会装出一副震惊困惑的模样。在溪边？但是我们没有去溪边啊！我们一整天都在农场上玩。
“但我看见你们在那里。”她总是这么说。
我们俩会口径一致地回答说没有，还一起摇摇头。那一定是另外两个男孩，两个看起来像我们俩的男孩。
“但是——”她欲言又止，一脸困惑，然后又恢复正常表情。“一定是别人。”她会用犹豫的口气说，并且低头看着餐盘。
每个月，这种对话都会出现几次。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游戏，但也令我们不安。母亲也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但是她脸上那种担忧害怕的神情不太对劲，就像当年我们说的那样：她好像真的无法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景象，还有自己的记忆，那表情实在太过真实自然了。我们选择相信她是装出来的——否则她不就是疯子或笨蛋了吗？这实在让人感到害怕而不愿再去深究。稍后，回到房间里，欧文和我会模仿她(“但……但……但是那明明就是你们！”)，并且笑个不停，但笑完之后，我们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想到那游戏让我们意识到的一件事，又忧虑了起来。尽管年纪幼小，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同伴)都知道母亲的职责是责骂、指导、教诲孩子，必要时还要训示，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母亲无法胜任那些事。我们心想，在这种女人的教养之下，长大后我们会变成哪一种人？为什么她那么无能？我们对待她的方式就像一般男孩玩弄小动物一样：每当高兴与宽容时就对她好一点，否则就残酷以待。知道我们有办法让她肩膀放松下来，让她的嘴角露出犹豫的微笑，也有办法让她低下头，在不高兴或困惑时用手掌快速地摩擦腿部，实在令我们欣喜若狂。尽管我们担忧，却未曾说(P18-19)
诺顿跟我已经远走高飞了。这种说法既不俗气，也不煽情，我的意思就如字面所说的：我们远走高飞了。但是就这件事而言，我能说的也只有这样。
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这个地方的空气令人难以承受，到处弥漫着香味，有时我受不了，必须回到室内，而且过去十天都没下雨。诺顿喜欢在厨房里摆放大把乱插的花，所以每周有几个早上，我都会与我们的园丁P先生一起去采集大量花朵盛开的不知名植物，用双手抱回去。其中一种花茎的尾端有许多花蕾聚集成女帽状的花朵，每一朵都跟日本的腌萝卜一样鲜黄；另一种是冒出许多小花的树枝，状如裂开的开心果果壳；还有一种花看来味美多汁，树叶厚厚黏黏的，尖塔状的花瓣非常坚硬。P先生帮我把花剪下来，插进一个大玻璃瓶，一看到花，诺顿总能高兴起来。我们俩在这里过得很快乐。
但是我必须承认，有时我还挺怀念之前的生活。我常常想起我的实验室和同事，偶尔也会想到我的孩子，我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有时我真希望有机会与故人说说话。每当我渴望过去那种生活时，不免思索自己做的决定到底对不对。但那想法都不持久，因为我总是能找诺顿聊一聊(毕竟我是为了他才来这里的)，一听到他说话，我就知道我的决定也许不尽完美，却是正确的。而且无论如何，我也相信自己的那些感觉会随着时间过去而消逝无踪。
刚来的时候，我非常渴望知道老家的情况，不论什么消息都好。我不禁想用以前的生活来比较现在的日子。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我心想：老家的人提到我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提到诺顿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想象实验室里的电话一定响个不停，信箱里塞满信封与纸张。离开前，我写了几封短信，但是尽可能精简：一封给我的前妻，跟她说我在银行开了户头，里面一些钱是给小孩的，还有既然我不回去了，小孩就是她的责任；一封写给我的姐姐，感谢她多年来始终善待我：一封则是写给斯坦福的校长，但是没多说什么。我曾打算写信给我的两个小孩，但重写了几次都不知道该如何措辞说出该说的话(事实上，我也无法确切决定我想说什么)，最后只好作罢。我知道他们的妈妈会想出一套可信的说辞，这方面她总是比我厉害。
尽管这种渴望已经没那么强烈，那些念头有时还是会冒出来，大都是在夜里试着入睡时。第一次是肚子饿的时候，那天我刚好没吃晚餐。我小心翼翼，不去吵醒诺顿，独自到楼下厨房去，站在打开的冰箱前，看着M太太(P先生的老婆，我们的兼职厨师)留给我当早餐的菜肴。我拿了一盘东西坐在餐桌前，有水煮鸡肉、泡了橄榄油的干酪块，还有奶油栉瓜，一直吃到太阳升起，结果生了一场大病。这种暴食行径重复了好几次，最终我才发现我渴望的不是食物，而是某种遥不可及的东西。有了这种体悟后，我才确信每当那种渴望出现时，就不会那么难熬了。无论如何，我认为假以时日，我不会再有那样的反应。就算是梦寐以求的新生活，还是有一段适应期。
我的故事，还有诺顿的故事几乎都说完了，但还有两件事要跟大家分享。两件事一前一后发生，不过你未必要读完它们。我们的故事将在这里画下句点，希望你跟我们一样，都对这个结局感到很满意。诺顿的回忆录有一个段落被我拿掉了，我必须承认，此刻在这里把它写出来，仍叫我非常犹豫。我不确定这么做对不对。我想我也非常愤世嫉俗，所以我才能了解，把这件事说出来不会改变别人对他的观感，但还是可能有所影响。我只能说，我希望这件事被当成一个奇特的小小脚注(因为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故事主轴不会因此改变)，而这本回忆录反映出的诺顿的机智与智慧、热情与悲悯，才是读者该牢记于心，让他留名青史的事情。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选择把这件小事写出来，理由无他，只因为我认为，尽管它令人尴尬，却反映出一种温柔、心胸开阔的人格特质，代表诺顿勇于表达自己的情爱，也承认自己有所缺陷。这让我们想起了爱情——至少就很少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感受到的纯爱而言，是一种复杂、黑暗而暴力的东西，一种不该轻易互许的诺言。就算我们不同意诺顿在这方面的观点，还是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健全的好人。至少这是我个人对读者的期待，不过，最后的裁判权还是掌握在你们手里，只是我早就做出自己的判断。
第二件我必须和大家分享的事，发生在我去监狱接诺顿的那一天，距今刚好一年(不过，让你我感到挫折的是，我没有办法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自己的生平事迹，这当然是仔细考虑的后果，而非随意决定的)。我等待那天已有一段时日，于是提早几天搭飞机前往贝塞斯达。在某次难得的电话交谈中，诺顿先把他的计划告诉我，我回答时非常谨慎，甚至有点担心，但几小时后我就知道了，我当然愿意照做。毕竟成年后我就一直等待着这种事，而且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后悔，也没有任何疑虑让我却步。我向来忠于诺顿，此刻也看不出我有理由改变我的直觉。
我在镇上闲晃了三天，逛了很多高档的小精品店，看过我无法想象有谁会买的无用摆设(包括由设计师设计瓶子的橄榄油和醋，形状像陶瓶的灯芯草手工篮子，还有外表像灯芯草篮子的陶釉瓶子)。最后，我开车到费德列克惩教机构去接诺顿。我做了一些他交办的小事，比如到店里买一些我知道他需要的用品，也去找过他的会计师和律师。他的律师见到我，露出一种我看不透的表情，只是默默地把诺顿要的东西交给我。自从听证会之后，我就没再看到过他，我们只讲了几句话，我也没去他的实验室——事实上，我不想跟我们的任何旧识见面。
完成搜身程序后，狱方人员要我走两遍金属探测门。我把自己的和帮诺顿装好的两个包都留在车上。有人引导我到了一个窗口，签了几份文件，然后要我在一个气味不佳的混凝土房间等待。我看着时钟的分针不断移动，一直候着。我都等了那么久了，不介意多等一会儿。
过了大概两小时，一名工作人员走进小房间，跟我说出了一点差错，诺顿已于当天早上离开，此刻正在他的律师办公室等我。我当然发了一顿脾气，倒不是因为自己的时间被耽误而懊恼，而是我不喜欢诺顿离开时没人招呼他，他只能拖着自己的东西，自行前往律师的办公室。但是那人跟我说，是诺顿的律师亲自来接他的(说真的，我去办公室找他时，他可能提过这件事)，而且所有程序都进行得很顺利。不过，我一直斥责那人(我想是因为我心直口快)，而他依然平静，完全没有要道歉的样子，令人火大。最后，我意识到自己跟那人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且他显然不为所动，我只好认输了。我这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不用再去那座监狱或其他监狱了。突然间，我急着想离开。
我知道那时的诺顿应该是坐在律师身旁，听他哕唆讲解假释的相关规定，露出完全同意的表情，点头称是：一定会，一定会，当然了。他当然会被转介绍到某个治疗重度恋童癖的门诊。他当然同意去看心理医生，肯定也同意尊重维克多申请的禁制令规定。一切规定都不会太过分，对他的限制也不会太多。他想表现出洗心革面的样子，也希望尽可能配合。他愿意签署各种文件，同意与假释官见面的次数，并善尽各种责任。但是几个小时后，这些责任将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只要我们够小心。那位律师在输掉诺顿的官司后就对他不闻不问，所以此刻也一定摆出高姿态，但诺顿不会介意，装腔作势的游戏就快结束了，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我的时间很赶。我知道我说过，既然已经等了那么久，我打定主意要耐心等待。话说回来，我也知道诺顿离我那么近，我们俩的新生活即将展开，也不禁焦虑起来，甚至感受到多年来未曾出现的兴奋情绪。一名警卫对我搜身时，我不耐烦地等待着。终于，我离门厅只剩下八九十米了，再开一小段车程，就能再度看到诺顿。我们会在某间饭店共度一晚，隔天离开，这一切会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包括这几年发生的事，我们的事业、家庭，那一桩官司，还有他承受的羞辱。我们眼前有辉煌灿烂的新生活等着我们，虽然我还看不出未来会怎样。接着，我从门厅朝出口走，心跳越来越快，就差用力把门踢开，沿着监狱楼梯往下狂奔，胡乱大吼大叫了。诺顿在等我，很快我就会看见他了。重获自由的全新人生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出去后，我朝车子走过去，本来聚在车顶的一群黑色乌鸦立刻振翅飞走，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在那个片刻，我想要开怀大笑。它们看起来好壮观，三三两两飞进沉闷的空中，白白的天空布满一颗颗沙砾，要我永远看着它也无所谓。 罗纳德·库波德拉
2000年12月
我是罗纳德·库波德拉，但那只是我在学术期刊上的名字，大家都叫我罗恩。没错，如果你曾在报章杂志上看到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这个名字，那肯定就是我。但新闻报道的内容并非全都属实——当然真实的成分很少。
就我的例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那些报道都是真的，而且我为那些事感到自豪。例如，我与诺顿有所关联（别忘了，若是在仅仅十八个月前，我根本不用提这件事），事实上我们相识已久，从1970年起，我就在他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隶属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工作了。当时，诺顿还没拿到诺贝尔奖，但是他的研究早已在医学界掀起了一阵革命，从此改变了学者对病毒学、免疫学，还有医学人类学的看法。让我自豪的另一点是，与他成为同事之后，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事实上，我觉得我俩建立了一种最有意义的关系。不过最重要的是，历经了过去两年的风风雨雨，我很自豪我们两人仍是朋友。
当然，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机会就能与诺顿讲话或沟通，毫无疑问，他也不行。他不在身边，让我有一种奇怪而寂寞的感觉。大概十六个月前，我才迁居此地（也就是诺顿被判刑的一个月后），但在那之前，我未曾想过在自然状况下，我们居然会分开超过两天以上。也许连一天都没有想过。（当然，所谓的自然状况是排除某些特例，比如偶尔和当时还是我妻子的前妻去度假，或者我们各自去参加葬礼、婚礼等活动。即便不在一起，我还是设法每天与他保持联络，不管是透过电话或者传真。）重点是，与诺顿谈话、工作或只是在一起，已经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有人每天都得看电视、看报纸一样：尽管是琐事，却不会忘记去做，借此确保生活按照常轨运作。但是，当这种节奏突然被打断，给人的感觉比不安更糟糕，简直是不知所措。过去一年半，我就有这种感觉。早上醒来后，我跟往常一样把白天的时间过完，但到了晚上总是晚睡，在公寓里闲晃，瞪着夜空发呆，心想自己是否遗漏了什么事。茫然的我把完成的十几件平日琐事核对一番，心里想着信件是否打开看过而且也回了？截稿期到的文章交了没？门锁了吗？直到最后，我才带着后悔的心情上床睡觉。每逢快要睡着，我才想起我这辈子的所有模式都改变了，接着感到一阵短暂的忧郁。你也许会觉得此刻我已经能接受诺顿骤变的人生，而我的人生也随之改变，但我心里的某个角落就是抗拒着。毕竟，过去近三十年来，他已然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觉得寂寞，诺顿的生活一定远比我更寂寞。想到他必须待在那种地方，我真是愤怒不已：诺顿已经不是年轻人了，身体也欠安，用囚禁的方式惩罚他，既不适当也不合理。
我知道只有少数人跟我的想法相同。我常常试着向朋友、同事与记者（还有法官、陪审团与律师）解释，诺顿是个有同情心、聪明而且了不起的人，次数多到我自己都忘了。事实上，过去十六个月来，我屡屡会想起许多曾宣称爱诺顿也尊敬他的朋友，最后却选择了背叛，而且这么快就忘记并遗弃了他。有些朋友，诺顿认识且共事了几十年，在他被起诉时便立刻消失了，当然，更坏的是那些在他被判有罪后同样离开他的人。当时我才发现，一般的人有多么不忠不义、满嘴谎言。
不过，我离题了。牢狱生活让诺顿感到最难过的一件事，应该是他必须勉强自己去适应单调的生活。我必须承认我有点讶异，他入狱不到一个月就开始抱怨生活无聊到令人难过。过去，诺顿跟许多累过头的能人志士一样，满心梦想着在一个温暖的地方住上一个月或一年，完全不用投入任何事情。不用演讲，不用编辑或撰写文章，不用教学，不用顾小孩，不用做研究——只有用不完的空闲时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过去，诺顿总是说时间就像一片大海，一面无边无际的空白镜子，而这个他称为“大海时间”的美梦，已经变成一则笑话，短短几个字，代表着他目前没时间做、但有朝一日希望投入的事。所以，他总是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用来种植热带蕨类植物；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读一些传记；如果有大海时间，他会写自己的回忆录。不过，从未有人认为诺顿真会拥有所谓的大海时间，他自己尤其如此。但是如今，他有的是时间，却没有温暖的地方，没有那种努力一辈子后应得的安逸感，让人觉得快乐而慵懒。不幸的是，诺顿有可能天生就是劳碌命。这阵子以来，他深受折磨（虽然如此，我得承认他会这么想，很大一部分必须归因于他是在不幸的情况下获得的这种悠闲时光）。在最近的一封信里面，他写到：
这里能做的事不多，而且在某个时间点过后，能够思考的事情甚至更少。我不曾想过自己会落到这一步田地，筋疲力尽，而且被放空了，不是放血，而是脑袋一片空洞。穷极无聊——事实上，过去我总以为如果有一段长时间的闲暇，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很容易把时间排满。但此刻我已经了解，时间不是由一段段长时间的空当组成：我们常说时间管理，其实刚好相反——我们只能用一件件忙碌的小事来填满生活，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
这似乎是充满智慧的洞见。
尽管诺顿明显看出了自己的处境十分严峻，但还是有些鲁莽的人表示，他应该感激自己受到的宽大处置。这种说法不但愚钝，也很残忍。其中之一是赫伯特·威斯特（虽不情愿，但我在这里还是用了化名）。20世纪80年代初，他曾是诺顿手下的研究员，在前往伦敦参加会议的路上，他去贝塞斯达镇拜访了诺顿。当时还没进行审判，不过诺顿已经被起诉，等于被软禁在家里，他收养的所有小孩也都被重新安置。过去，我曾认为威斯特不会像诺顿先前的许多研究员那样令人不耐，他在诺顿家待了大约一小时，问我想不想去餐厅与他共进晚餐。我不是特别想去（在我看来，他在诺顿面前邀请我非常不礼貌，毕竟诺顿不得离家），但诺顿说我应该去，他还有一些想完成的工作，自己一个人也不错。
于是，我与威斯特共进了晚餐。尽管脑中一再浮现诺顿独自待在屋里的模样，但我们依然聊得非常尽兴，提到了威斯特的工作和他准备在会议上发表的论文，也谈到了诺顿被捕前与我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共同发表的一篇文章，还聊起了我们都认识的一些熟人。直到吃点心的时候，威斯特说：“诺顿老了很多。”
我说：“他的情况很糟。”
“是啊，很糟。”威斯特低声附和。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说。
威斯特一语不发。
“太不公平了！”我又说了一遍，再给他一个机会。
威斯特叹了一口气，用餐巾的一角擦了擦嘴角，姿势做作而且很娘，像在卖弄他的英国气质，令人厌恶。（几十年前，威斯特曾经拿“马歇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虽然只有两年，但不管是社交或公事场合，他总是能够很有技巧地提到那件事。）他正在吃脆皮蓝莓馅饼，牙齿上粘着一片蓝莓。
“罗恩。”他开口说。
“嗯。”我说。
“你觉得他真的做了吗？”威斯特问道。
当时我已经习惯被问及这个问题，也知道该怎样响应。“你觉得呢？”
威斯特面带微笑，看了看我，又看了一下天花板，接着又让目光回到了我身上。“我觉得有。”他说。
我一语不发。
“你觉得没有？”威斯特说，口气有点惊讶。
接下来这句话也是我学会该怎样讲的。“他有没有做无所谓。”我说，“诺顿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只在意这一点，而且也是我会对后人说的话。”
我们陷入了一阵沉默。
最后，威斯特胆怯地说：“我想我该回去了，明天上飞机前还要读一点东西。”
“好吧。”我说。我们默默地吃完了甜点。
当晚是我开车载他到餐厅的，所以付了晚餐钱之后（威斯特说要请我，被我挡掉了），我又载威斯特回饭店。在车上，他数度想跟我闲聊，结果让我更愤怒了。
到了饭店停车场，我们杵在车上，沉默了好几分钟，威斯特欲言又止，我则非常生气，最后他伸出手后，我握了一下。
“呃……”威斯特说。
“谢谢你来看他。”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诺顿很感谢。”
“呃……”威斯特又说了一遍。我看不出他能否察觉我的言辞暗含嘲讽，我想他应该没察觉。“我会想起他的。”
我们又陷入了一阵沉寂。
“如果他被判有罪——”威斯特开口往下说。
“他不会的。”我跟他说。
“但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接着说，“他会去坐牢吗？”
“我不能想象他去坐牢。”我回答道。
“呃，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坚持往下说——我突然想起过去威斯特当研究员时的吃相有多难看、有多贪婪，还有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离开诺顿的实验室，另立门户——“至少他会有很多大海时间，不是吗，罗恩？”这句话轻率无比，让我惊诧到无法响应。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威斯特对我微笑着，又说了一句再见，下车走了。我看见他穿过饭店的双扇门，走进灯光明亮的大厅后，便重新发动车子，开回了诺顿家，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几个月，审判程序开始又结束，最后判刑结果也出炉了，但毋庸赘言的是，威斯特再也没去看过诺顿。
但是就像我说的，没有人同情诺顿的处境。实际上，他是先遭到大家的审判与唾弃之后，才在法庭上被一群理应与他相提并论的陪审团团员审判与判刑——然而，那十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就我记忆所及，其中一个团员是收费员，另一个是做宠物美容的），像诺顿这种天才居然要由他们来断定人品，由他们来决定命运，不知他作何感想？更何况，他们的决定就算不会全盘抹杀他过去所有成就的意义，但至少那些成就也几乎不再具有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来，诺顿此时觉得沮丧、无聊、了无生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关于诺顿这个案子的媒体报道，我也有几句话要说，如果我没有谈一谈报道内容的语调与范围，似乎是件很蠢的事。首先我想说的是，由于诺顿犯的是强暴罪，各家媒体除了报道他那些外界已经知晓的少数生平事迹，还浪费了许多篇幅加油添醋，完全罔顾真相，这一点也不令我意外。（无可否认，那些报道的确用三言两语简述了他的伟大成就，但只是为了让他被控的罪行更令人感到发指而已。）
还记得诺顿等待审判的那段日子，我陪他守在家里（屋外有一群电视台记者整日聚集在草坪边缘的人行道上，在虫声嗡嗡作响的夏日晴空下吃饭聊天，简直像在野餐），在我们接获的许多采访邀约中（当然，最后他并未接受任何访问），只有一家媒体（令人遗憾的是，是《花花公子》杂志）请诺顿写下自辩词，而不是派某个见猎心喜的年轻作家，来为读者诠释他的生平与他被指控的罪行。（尽管仍在开庭，我觉得那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诺顿担心不管他写什么都会遭人利用，变成一篇对付他的自白书。他说得没错，我们也打消了念头。）但是我也知道，当他发现他无法为自己辩护时，内心想必是悲愤交加吧。 讽刺的是，就在诺顿被捕前不久，他已经在计划写回忆录了。早在1995年他便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不用处理各种烦人的行政事务与实验室琐事。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再是实验室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人员，而是他开始允许自己用不同的方式规划时间。
然而，诺顿并没有机会把他非凡的一生记录下来——至少他没办法在他偏爱的情况下做那件事。但就像过去我常说的，他的心智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挑战。所以，在他入狱两个月后，也就是从4月起，我每天写信问他想不想写回忆录。我跟他说，他的回忆录不仅对人文与理工学界都有所贡献，也能对有兴趣倾听的人剖白，借此摆脱外界强加在他身上的刻板印象。我说，如果他愿意，我很荣幸能帮他打字，做些初步的编辑工作，就像过去他把论文提交给各大期刊之前，都会由我经手。我在信中说，那对我来讲一定是个很迷人的计划，或许他也会觉得有趣。
一周后，诺顿寄了一封短信给我：
我不能说我非常乐意把人生最后的这几年用来说服别人，让他们了解我并未犯下我被判的那些罪行，但是我已经选择开始撰写你所谓的“我的人生故事”。我非常信任你。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批稿件。
在我邀请读者了解诺顿的非凡人生之前，我想我应该以导论的形式先说几句话。说到底，这毕竟是反映出某种问题的故事。
当然，诺顿说得肯定比我精彩，但在这里我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些关于他的细节。他曾跟我说，他的人生一直到他离开美国、前往乌伊伏后，才有了意义，而他在那里的许多发现，也的确深深影响了现代医学的发展，还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1950年，年仅25岁的他，初次前往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的神秘国度，人生从此大变，也对科学界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在蕞尔小国乌伊伏停留期间，他跟一个后来被他命名为欧帕伊伏艾克族的“失落的部落”住在一起，其居住地是该国最大的岛，也就是人称伊伏伊伏的“禁闭之岛”。他在岛上发现当地原住民深受一种未曾列入文献、也没人研究过的病症的影响。过去，在世人的印象中，乌伊伏国人民的寿命都很短，到现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这样。但是，诺顿在伊伏伊伏岛上认识的一群岛民，其寿命远比一般人长，有的能多活二十或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种发现之所以了不起，还有两个理由：首先，尽管罹患此症的人身体并未老化，心智却有衰退的现象；其次，他们的病症并非天生，而是后天的。
在诺顿发现这个病症之前，人类不曾如此接近过永生的目标，也未曾看过如此美好的愿景会这么快就从手边溜走：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又让秘密流逝，整个过程不过十年光景。
对于欧帕伊伏艾克族的研究，让诺顿在医学以外的领域投下震撼弹：他与他们一起住了将近二十年，结果衍生出了现代医学人类学的新领域，他在那些年完成的著作，如今已成为许多大学课程的必读书单。
但是，他也正是在乌伊伏国惹上了麻烦。乌伊伏国之旅对诺顿的许多意义之一，是他开始爱上孩童，这种爱恋持久不变。读者们恐怕都不熟悉乌伊伏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地景壮美险峻的国度，那里的一切都比我们的世界更为壮阔纯粹，比我们想象的更令人赞叹，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总是能看到愈来愈壮观的景致：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水泽，静止不动，色调强烈到令人无法久视；另一边则是绵延不绝、层层叠叠的高山，山峰被淹没在袅袅白雾之中。初到乌伊伏国，诺顿聘请该国人民当他的向导，带着他去寻找未曾看过的景物。几十年后，在当地人的请求之下，他带着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代回到了马里兰州抚养，完全视如己出，提供他们在乌伊伏国不可能体验到的教养方式。被他带回国的孩子有许多是孤儿，都是一些生活条件奇差无比、长大后的处境也不可能改变的婴儿、幼童。
在他自己还没惊觉之前，他领养的儿童已经超过四十人。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他总计领养了三批孩童，其中许多人返回密克罗尼西亚后，当上了医生、律师、教授、酋长、老师与外交官。其他人则选择留在了美国，到社会上工作或留在了学校里。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贫穷潦倒，吸毒犯罪，不知所终。（任何有四十三个小孩的人，都无法期望每个小孩皆出人头地。）如今，他们当然不再是诺顿的小孩了。而且在他们的选择下，诺顿也不再是他们的父亲：近年来在他陷入困境期间，他们几乎全都放弃了他，这实在令人震惊。毕竟他为他们提供过住所，教过他们说话，养育了他们——他给了背叛他所需的一切工具，而他们也的确背叛了他。诺顿的孩子把美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现象看得很透彻：他们发现，只要指控某人是性变态，社会大众多半会买账，就算他是备受推崇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挺不住。这真是可惜，其中几个孩子跟我还满投缘的。
我想我该说清楚的第二件事是：我对这部回忆录非常感兴趣，但我并非故事的主角。理由之一是，我这个人向来沉默寡言，也没兴趣述说自己的故事——毕竟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故事了。
不过，我想针对回忆录的编纂工作说几句话。身为编者，我所做的事其实很少。回忆录的每个段落（段落标题都是我加的）都是诺顿入狱期间写下分批寄给我的，前面都附了一封信，不过信件内容大都涉及隐私，我认为不适合收进回忆录。同时，文字是一批批写出来的，读者偶尔会发现内容写得自然而随性，并且是以大家非常熟悉的作者生平与作品为前提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既然我是最了解诺顿的人（这本回忆录其实是在我的要求下写给我的），每当我觉得需要提供额外信息，帮助读者了解诺顿的故事，我就有责任加上一些脚注。（偶尔为了弥补诺顿叙述的故事之不足，我也会加上自己的批注。还有，某些我觉得无法让内容更为丰富或者不相关的段落，我也自己做主删除了，但是此类删减不会影响诺顿勾勒出来的人生全貌。）
最后，我觉得我该试着回答诺顿开始寄稿子之前于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希望这本回忆录的撰写计划达成什么目标？我的想法一点也不复杂：不过就是为诺顿平反，并提醒大家，与那短短几个月内他可能犯下也可能没有犯下的罪行相较，他过去几十年间的成就实在重要太多了。也许我太天真，但这是我该做的：如果我没办法尽力帮助一个为科学界与医界贡献良多的人，我将无法原谅自己。
罗纳德·库波德拉
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
柳原汉雅著，陈荣彬译的《林中秘族》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年轻的美国医生佩利纳在太平洋某座岛屿上进行人类学研究时，发现一个神秘的部落，以及一群被当地人称为“梦游者”的居民。佩利纳发现这些人的年龄都已经上百岁，且心智已严重退化后，开始怀疑这与他们吃的一种稀有海龟有关。最终，佩利纳把部分龟肉私带回国，设法证明了自己的论点，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他的这一发现，非但没能圆人类长生不老之梦，反而引发了一系列可怕的连锁反应，在毁掉小岛的同时，也毁掉了佩利纳本人……
太平洋上的原始海岛、神秘的林中梦游者、具有长生不老之效的龟肉、心怀鬼胎的科学家，共同编织一个充满贪婪、背叛、谎言的噩梦。
《华尔街日报》《出版者周刊》《赫芬顿邮报》年度好书、英国狄兰·托马斯奖、美国笔会小说处女作入围作品。
柳原汉雅著，陈荣彬译的《林中秘族》通过一个杂糅了神话传说、科学考察、悬疑推理的精彩故事，揭开了天才背后的罪恶与文明之下的野蛮，深刻探讨了科学与道德、人性的关系。
全书故事架构独具匠心，以书中书的形式，让极不可靠的讲述者与更不可靠的编辑者，合谋为读者布下了一个个的叙事陷阱与谜团。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心思缜密的读者才能找到答案。
柳原汉雅文笔老练、想象奇特、思维严谨，用巨细靡遗的情节和狂妄大胆的叙事，给读者带来了小说阅读的体验——忘记了这是一部虚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