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著的《洪堡的礼物》通过对两代作家命运的描写，揭露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作品描写主人公查里·西特林一切都在走下坡路，最重要的是他什么创造性的东西都写不出来了。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在洪堡贫病交加时他却并未伸出援手。最后在面临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情况下，西特林终于借助洪堡留给他的一个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洪堡当年的精神苦痛。

普利策奖得主、法国荣誉军团骑士、中年作家查里·西特林在走过了一段人生成败道路之后，才开始回忆起他的亡友洪堡·弗莱谢尔。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洪堡曾教他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性精神。得到洪堡提携而功成名就的西特林在洪堡贫病交加时却并未伸出援手。最终同样落得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他，却借助洪堡留给他的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这时，他忽然悟到人生的真谛。于是，他用一部分钱重新安葬了可怜的洪堡，其余的则希望能有助于自己“新的生活”。

《洪堡的礼物》是索尔·贝娄的第六部小说，出版于1975年，也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1976年获普利策奖。小说暴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摧残，真实地再现了当代美国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画面。

重读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

洪堡的礼物

索尔·贝娄年表

洪堡的成功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到四十年代末就开始衰落了。五十年代初，我自己也声名鹊起，甚至赚了一大笔钱。啊，钱啊钱！洪堡则拿这笔钱为借口攻击我。到了晚年，当他还没有因为颓丧而沉默下来，还没有被关进疯人院的时候，他依然在纽约四处奔走，攻击我和我那“百万家产”。“就拿查理·西特林来说吧，他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投上我的门来，现在他居然搞到百万家产。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赚那种钱呢？——又是一种凯恩斯吗？对啦，凯恩斯，一个驰名世界的人物，一个经济学天才，布鲁姆斯伯里的王子。”洪堡说，“娶上个俄国芭蕾舞演员，钱就随之而来。可是这个变得如此富有的西特林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从前还是莫逆之交呢！”洪堡确切地说，“不过，那家伙总是有些反常。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待在芝加哥干吗呢？他一定是怕露馅。”

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便利用自己的才华来攻击我。他干得出色极了。

我并不热衷于金钱，啊，老天，对啦，我一心想的是做好事。我想做好事想得要命。这种做好事的情感，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对生存的意义的独特感受——我好像陷进了透明的生活深处，激奋地、拼命地摸索着生存的意义。我清楚地感到，瑰丽的面纱、虚幻的境界，以及玷污着永恒的白光的五彩玻璃的圆顶，而我就在紧张狂乱之中哆嗦。对那些事情，我是着了迷啦。洪堡是明白这一点的，然而到后来他却一点都不同情我了。他自己病愁潦倒，对我也毫不宽容。他一个劲地强调瑰丽的面纱和巨额金钱之间的矛盾。其实，我赚的那些钱是钱自己赚来的，是按照资本主义那些说不出来的古怪道理赚来的。世道就是这样嘛。昨天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对财富感到忧郁的文章，“人类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的历史里，并不都是如此富足的”。在五千年匮乏中所形成的思想，现在被歪曲了，然而人们的感情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有时候甚至抗拒这种变化。

二十年代，芝加哥的孩子们每到冬雪初化的三月天，便要四出寻财探宝。肮脏的雪在马路旁堆积着，消融的雪水在沟渠里蜿蜒流动，闪闪发光。这时你可以发横财啦——瓶塞呀，齿轮呀，铸着印第安人头像的小钱呀，都可以找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差不多成个老头子了，我发现自己竟然离开了人行道，顺着路边东张西望，寻寻觅觅。找什么呢？我这是怎么了？假如我果真捡到一角或者五角的硬币，那又该怎么样呢？我不明白童心是怎么在我身上复活的，然而它毕竟是回来了。一切在融化。冰，谨慎，老成。面对这一切，洪堡将会说些什么呢？

每当听到他对我的恶意中伤时，我往往觉得自己对他的观点也是同意的。“他们给西特林颁发普利策奖，那是由于他写了关于威尔逊与图马尔蒂的书。普利策奖是发给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崽子的，不过是对那些招摇撞骗、不学无术之辈虚张声势的宣传而已。与其说得奖，倒不如说是为普利策充当活广告，充其量当你一命呜呼之时，讣告开头可以写上这么一句：‘普利策奖得主逝世了。’”我想，洪堡此话也不无道理。“而西特林就两次获得这种奖金，头一次是他写了那出伤感戏，使他得以在百老汇发迹；另外又取得了电影制片权，他从中又捞到相当的份额。我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剽窃行为。不过他的确从我身上偷去了一些东西——我的个性。他根据我的个性塑造了他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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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索尔·贝娄

◎菲利普·罗斯（2000）

《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年）

把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和一九四四年出版《晃来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受害者》作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贝娄推翻了一切：基于和谐、有序的叙述原则之上的构思，受惠于卡夫卡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永远的丈夫》的小说气质，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道德视角——源于闪光、色彩和大量的存在产生的快乐。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小说和小说所描绘的世界的宏大、独断、随心所欲的观念打破了各种各样自我施加的限制，身为创始者的创作原则被颠覆，就像《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五种属性的人物一样，作家自己“极度地着迷”。组织起《受害者》和《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世界观和小说情节的无处不在的威胁不见了踪影，《受害者》中阿萨·利文撒尔被压制的攻击性和《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被阻碍的意图都变成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对生活自我陶醉的热情以混杂的形式出现，推动着奥吉·马奇向前。而驱使着索尔·贝娄的是对眼花缭乱的丰富细节永不枯竭的热情。

规模在戏剧性地扩大：世界在膨胀，栖居其中且不朽、势不可挡、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们，用奥吉的话说，不会轻易地“在生活的斗争中毁掉”。自然存在的复杂景观和那些大人物对权力的追求使得处于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人物”——特别是它留下无法磨灭的存在印记的能力——与其说成为小说的一个方面，还不如说成为小说最关注的对象。

想想妓院里的艾因霍恩、放鹰的西亚、丁巴特和他的战士，西蒙在马格努斯家的粗俗辉煌与在木材场的凶暴。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东海岸中大西洋地区，再回来，同样是拿奥吉和大人国相比，只是观察者不再是刻薄愤怒的斯威夫特，而是一个用词语绘画的希罗尼穆斯·博斯，一个美国的博斯，一个从不说教、乐观的博斯，他在他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最油滑的地方、最具欺骗性的和最具阴谋的地方，都能发现人类身上所具有的狂喜。人类的诡计不再引起贝娄偏执的恐惧，而是使他高兴。展现丰富矛盾和歧义的表面不再是惊愕的源泉，相反，一切事情的“混合性质”使人感到振奋。多面性就是乐趣。

冗长的句子以前在美国小说中出现过——主要出现在麦尔维尔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但与《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些句子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句子给我的印象是过于随意。当随意性驾驭作家的时候，就会导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些模仿者那样的空洞艳丽。我阅读贝娄充满随意性的散文时，感觉他的句法表现了奥吉广博、直爽的自我，那个聚精会神的自我漫游、发展，片刻不停，不时被别的力量控制，又逃脱其控制。书中有些句子生气勃勃，其潜在的欢快之情让人感觉许多事情在同时进行，这种戏剧性、裸露表现、激情飞扬纠缠在一起的散文给人带来了生存的推动力，保持了正常的心智。这种不再遭遇抵制的声音弥漫于心灵，同时与一种神秘的感受连在了一起。这种声音无拘无束、聪明睿智、全力向前，而且总能敏锐地作出判断。

《奥吉·马奇历险记》第十六章讲述的故事是奥吉刚愎自用的爱人西亚·芬彻尔试图训练她的鹰卡利古拉，去攻击和捕获生活在墨西哥城南面山区的大蜥蜴，让那个“黑影迅猛地从天而降”去响应她的计划。这个章节令人印象深刻，描述了一次人类的特殊行动，其神话氛围（还有喜剧性）可与福克纳所书写的伟大场景相媲美——在《熊》《花斑马》《我弥留之际》中以及《野棕榈》通篇——在这里，人类的决心与自然的野性相对立。卡利古拉和西亚之间的争斗（为了鹰的身体和灵魂的争斗），描写鹰翱翔空中以满足它美丽又残忍的训练者，但结果令她非常失望的那些精彩、缜密的段落，使得对于几乎每次奥吉的历险都至关重要的权力与支配意志的观念得以具体化。“说实话，”奥吉在书的结尾处说，“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

在书中令人难忘的第一页上的第二句话里，奥吉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但《奥吉·马奇历险记》暗示的是否恰恰相反呢？它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命运（至少这个人的命运，这位芝加哥出生的奥吉的命运）是被他人影响的性格。

贝娄曾经告诉我：“在我犹太人和移民的血液中，明显存在着怀疑的种子，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从事作家这个行业。”他认为，这种怀疑至少部分地弥漫在他的血液中，因为“属于我们的由美国享有特权的白人建立的机构，主要被哈佛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所代表”，他们认为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是不适合用英语写作的。这些家伙让他很恼火。

可能正是这份宝贵的、恰如其分的愤怒，使他立即投入到第三部小说的创作中。他开头没有提及“我是一个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而是让犹太移民的儿子，奥吉·马奇，打破哈佛训练的教授们（以及任何人）所规定的条条框框，直截了当地宣称——无须抱歉或者断字：“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

……

以及：“如果你是在芝加哥长大的，对这类腐败的情况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相反，它还可以满足某种需要。这正好跟人们的芝加哥社会观相吻合。”

从另一方面看，西特林在芝加哥很不适应：“在芝加哥，我的个人抱负已成泡影，我的观念是一种异国情调。”以及：“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既不属于芝加哥，也没有完全摆脱它。对我来说，芝加哥平日现实的兴趣和现象，既不够真实生动，也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将上述话语铭记于心——像这样的话语遍布于《洪堡的礼物》之中，回顾一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就会注意到，贝娄当作家时还没有像查理·西特林那样用芝加哥的视角整理自己的观点。的确，芝加哥在《晃来晃去的人》中偶然成为背景，但除了增强弥漫其中的黑暗阴郁气氛外，芝加哥似乎对主人公来说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它确实与他不相容。《晃来晃去的人》讲述的不是城市中一个人的故事，它是关于一间房间里的一个心灵的故事。贝娄直到写第三部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时才充分了解芝加哥的文学价值，才意识到芝加哥这个确确实实的、引人人胜的美国城市正是他需要的有价值的地方，正如西西里被韦尔加，伦敦被狄更斯，密西西比河被马克·吐温独占一样。福克纳（美国两位最伟大的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家之一）经过类似的谨慎的尝试才最终在精神上拥有了密西西比的拉法耶特县。福克纳的第一部小说《士兵的报酬》（Soldiers'Pay，1926）的场景是佐治亚州，第二部小说《蚊子》（Mosquitoes，1927）的场景是新奥尔良，直到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间熟练地完成了《萨托里斯》（Sartoris）、《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等小说后他才发现——就如贝娄第一次即兴地选择了地理位置之后的情况一样——引起人类斗争的场所，而这些斗争反过来激发了他强烈的情感，激发了他对一个地方和其历史充满热情的反应。这一反应使得福克纳的语句晦涩难懂，乃至更甚。

我不知道贝娄开始羞于把芝加哥据为己有，是否因为他不希望别人认为他是芝加哥的作家，就如他不愿意被认为是犹太作家一样。不错，你是芝加哥人，你当然是犹太人——但这些东西怎样在你的作品中得到表现，或者说如果他们必须得到表现的话，不是马上就能想到的。另外，你还有其他抱负，其他被你的欧洲大师们，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所激发出来的抱负，这些抱负不包括去写在后廊上唠叨闲聊的邻居们……这一思考方式与贝娄最后决定最近的地点之前的思考方式有某种相似吗？

当然，贝娄在完成《奥吉·马奇历险记》十年之后写《赫索格》时才再次大规模展现芝加哥的风貌。自此之后，独特的“芝加哥的景色”才持续对他产生吸引，特别当那个城市提供戏剧性的启发时，就像在《洪堡的礼物》中那样：一方面是“内心的斗争与外界生活的对峙，而后者是基本的，对每个人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具有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这个地方的特点”，另一方面是全神贯注的主人公的反思倾向。这一博弈得到了有力的探索，是《洪堡的礼物》以及贝娄随后一部小说《院长的十二月》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探索不是喜剧性的，而是充满仇恨的。情绪变得阴郁，越来越堕落，在强烈的种族敌对压力之下，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变得疯魔：“在自己的地盘……他发现了一片比圭亚那丛林还要荒凉的地方……荒芜……数英里见方的荒地……累累伤口、损伤、癌变、狂怒、死亡……这个巨大地方所有的可怕的荒凉与恐怖。”

这部书的中心是，这个巨大的地方不再是贝娄的。也不是奥吉的，赫索格的，或者西特林的。到他开始写《院长的十二月》时——《奥吉·马奇历险记》之后大约三十年，他的主人公，柯德院长，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赛姆勒。

他在芝加哥干什么？这个痛苦的芝加哥人不再明白。贝娄遭到了流放。

（蒋道超 译）

《洪堡的礼物》无疑是贝娄在情绪最高涨的时期完成的欣快、混乱的喜剧小说中最为疯癫的一本。

——菲利普·罗斯，《重读索尔·贝娄》

这是一部天才的作品，是一位天才才能写出来的作品，精彩绝伦、灿烂辉煌。如果有文学，这就是文学。

——约翰·契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