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南方》始于作者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和名摄影师达尼埃尔·默琴斯基两位好友的旅行概述，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未能及时完成本书。等到收笔的时候，他们所游览的地方已经受全球化和温室效应的影响而面目全非，因此诞生了这一书名。他们从阿根廷的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驾车出发，自南纬四十二度，在阿根廷界内向下直到合恩角，再从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返回，直至奇洛埃岛。本书记叙了旅行途中的奇闻异事，描述当地的独特景色和人文风情。他们游览最偏远的角落，许多地方都超出了地理与历史学的记载，也碰上了最与世隔绝的一些人。

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和摄影师好友默琴斯基从阿根廷的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驾车出发，自南纬四十二度，在阿根廷界内向南直到合恩角，再从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返回，直至奇洛埃岛。

《失落的南方》记叙了两人旅行途中的奇闻轶事，描述了当地的独特景色和人文风情。他们游览了许多未记载于地理与历史书籍的角落，遇到了一些与世隔绝的人。

这部南美游记始于塞普尔维达和默琴斯基的旅行概述，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未能及时完成本书。等到收笔的时候，他们游览的地方已经受全球化和温室效应的影响而面目全非，因此诞生了这一书名。

关于本书

在路上……

ANAYA ENEA

我的回忆之心

塔诺

醉鬼的故事

奇迹女士

治安官

“巴塔哥尼亚特快”的最后一段旅程

小精灵

巴塔哥尼亚的高乔人

世界尽头的电影院

感谢

我的回忆之心

我们决定去艾德尔维斯吃晚饭，因为有时背叛那份引领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游荡至天明的遗失物品清单能让我们感到快乐。那地方从前总是挤满了喧闹的食客，但我们去时已经几乎空空荡荡了，不过图可酱饺子可没被经济危机夺走它们一贯的味道。我们吃了饭，喝了瓶红酒，在喝咖啡时安利奎·品蒂加入了我们，他是单口相声演员，是拉丁美洲最尖酸刻薄的幽默家，也正因此，他也是最有危险破坏力的人。然而，那台抛射尖刻机智话语的机器那一晚几乎没有张口，他只是加入了两个靠近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安静地听他讲述的侍者。他刚刚出版了《没有阴影的时刻》，那是他所写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对我们说，有一些作品会在作者写作时保全他，而写作本身会化作一场斗争，交战双方为加长篇幅的企图和作者的厌恶炫技、厌恶无意义地拓展篇幅的诚实。

“还有另一些，”索里亚诺说，“会欺骗作者，它们会抗拒必要的结尾，把作者带到不该靠近的深渊中。”

“就像生活。”一个侍者这样想。

“恰恰如此。”索里亚诺表示同意，因为在形成一个作家信仰的信条集合中，他格外地相信某一种：这种信条会提醒我们，不要把某本书中流过的生活和在小吃另一边正沸腾着的生活混在一起。当我们阅读或写作时，我们正在完成一种逃离行为，那种最纯洁、最合法的逃避。从中离开的我们会更强大，会焕然一新，也许还会更好。虽然有如此之多的文学理论，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这些写作者就仿佛那部默片中的人物，将酸橙塞人蛋糕里，于是那囚徒便割断了牢房的铁条。我们让暂时的逃离更加容易。

我们从艾德尔维斯离开后，如往常一样，又开始在这座人们又爱又恨的城市的宽阔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每隔一段时间，报亭的卖报人或是咖啡馆中的年轻人就会把我的朋友拦下来。

很好，索里亚诺。要继续保持啊，索里亚诺。我们爱你，索里亚诺。他们这样对他说着，我很为我的朋友感到骄傲，他仍旧像平日那样腼腆，一面低声道谢，一面在齿间啃咬着一丝一丝燃尽的古巴雪茄。自从一位医生禁止他吸烟之后，每个早晨（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的早晨始于每天下午五点）都会买一支蒙特克里斯托，而后一点一点地啃咬，那姿势仿佛一只很有耐心的河狸。

我们走着，谈论着那些不在了的朋友，谈论着那些我们热爱的魂灵，谈论着书籍和旅行，尤其是那些不是被宝丽来胶片而是被无法磨灭的笔墨记录下来的旅行，那笔墨源自昨天、今天和永远的失败者的记忆主脉。我们会走进咖啡馆，占一个靠窗的位子，并按照一种虽然从未被确立但却一直被严格遵守的方式来继续我们的交谈。因为医生的命令，奥斯瓦尔多在吃东西时不能喝超过一小杯的葡萄酒，所以在他点了两杯威士忌和一杯矿泉水后的某一刻，我问他我是否可以替他喝下他的那杯。

“你可真像个护士。这是你从我手里抢下的第三杯威士忌了。”索里亚诺嘟囔道。

大约凌晨四点时，我们还在一家酒吧里，在此之前两人被它悲伤的样子吸引了进去。霓虹灯、吧台，还有用金属和一种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其名的可怕材料制成的桌椅。我们占了个位子，点了矿泉水和两杯威士忌，当两人正要开始就埃里克·安布勒小说中精湛的室内光线描写展开一段理论探讨时，唯一一个原先就在吧台的顾客向我们走了过来。

那是一个高大、健硕的男人，满是肌肉的臂膀上一处大锚文身透露出他做水手的过去。他已经相当醉了，但仍旧保持着平稳的步伐。他想向我们讨一支烟抽，我把帕蒂古拉的盒子拉开了。他拿了一支，想马上用火柴点着它，但双手却不能好好配合着用火柴头摩擦小盒上的砂纸，于是我又帮他点着了火。

“我和那些小伙子说，这可不好，我们害死了人……”他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表达感谢，但没能说下去，因为一个侍者要求他不要打扰我们。

P22-26

一九九六年的一个下午，在巴黎喝马黛茶时，我们产生了创作这本书的想法。我和达尼埃尔·默琴斯基，也就是我在随后整个旅途中的“伙伴”，想做些什么来超越长久以来把我们带向这个广阔世界、为各个杂志及报纸提供报道的图文互衬的合作关系，因为从前那些都是篇幅及图片数量有限的任务，而且在发表前常受犹疑的信念所束缚。

于是有一天我们奔赴世界之南，去看看为了那点儿报酬会找到些什么。我们的路线很简单：照常理，从圣卡洛斯一德巴里洛切出发，自南纬四十二度，在阿根廷界内向下直到合恩角，再从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返回，直至奇洛埃岛。大约三千五百公里的路程，虽然路线很简单，但却免不了要碰上英国游客留下的痕迹，他们总要在旅程中去印证某个设想，如果它与他们所遇到的现实不相符，那么就是现实的错了。我们也有个设想：两人可以在那趟旅行中跑完上述行程，但几乎所有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吃到的、喝到的都让我们迈不动脚，于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发觉自己连几百公里都没有走到，不过因为我们不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忘了那该死的设想。

回到欧洲的几个星期后，我的伙伴交给我按照工作规格整理的一文件夹漂亮照片，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说起那本书的事。我们在南方所看到的和经历的变成了与朋友聊天时的话题，他的和我的女伴对我们那段风餐露宿的背包客日子中的许多趣事都了如指掌，他的和我的孩子们也都认真地听过两个老旅友的讲述，也许正是他们促成了这件事走上正轨。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书的事，因为我的同伴知道，书是些很奇怪的东西，难以预见，有些故事偏爱在人们微醺的时候被讲出来，它们喜欢在叙述者的口中用千百种方式调试回转，直到某一刻，它们决定（也只有它们才能决定）变成纸上的文字。

我的书总是它们自己编排的，秩序随性、毫无章法，因为它们不想成为作者的回忆录，而想成为集体的记忆，它们一点一点书写，仿佛最美好的人拼尽全力所捍卫的纯净而清洁的空气。

接下来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确实地，被不可避免地失落了的事物的气息、被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口中的“遗失事物清单”所围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付出的残忍代价。当我们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没有指南针，也不耍任何花样地走在路上时，总将同样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惊人的命运转轮让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的诗中所说的“野蛮人”。他们的梦一度令人恐惧，于是人们拖垮了他们，把他们抛向了极偏远的地区，并决定将他们幽禁在那里。然而，尽管如此，他们的梦仍令当权者们睡不着觉，后者警惕着“野蛮人”归来的危险，这种威胁成了他们的心魔。于是银行发布命令让“野蛮人”丧失了信用，三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合写出关于“野蛮人的愚蠢”的书。而“野蛮人”却用种植林木的方式来回应，他们想象着另一种可以替代主流制度的去人性化特征的可能性，并为了在活着这个动词之外活出些别的什么而经营着生活。

就这样，我们和他们，和那些“野蛮人”喝着马黛茶，看到南半球的曙光用迅捷的笔法写下了卡瓦菲斯那首诗的最后几行诗句：

可是已经入夜了，那些野蛮人还没有到。

一些刚从边境过来的人

说野蛮人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了野蛮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些人曾经是一种答案。

书真是奇怪的东西。在四年前它就决定了自己的样子，当时我们正坐在一架单薄的随风飘荡的小飞机上飞越麦哲伦海峡，飞行员咒骂着阻碍他看到着陆跑道的云雾，方向已是荒谬的存在，那时我的同伴说，就在底下，有一些我们需要的故事和照片。

的确，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回到了欧洲，他回法国，我回西班牙，又一次地，我们放下了这本书的事。我的同伴一直都不知道，这本慢慢写成的书是我的避难所，是我每次感觉良好时都会回归的地方，因为记忆中幸福的旅程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觉得终稿已经完成，是说再见的时候了。没有什么比一个人为喜欢的一段故事或一系列故事画上句点更艰难。这是最终的告别，再也不会回到那些渐渐获得生命的书页的幸福中去了。

这本书诞生时是两个同游伙伴的游记，但是时间、经济形势的巨变和胜利者的贪婪将它变成了一本滞后新闻的集子，一部关于已消失地区的小说。我们见过的所有事物都不再是此前所见的模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在世界之南见证一个时代终结的幸运儿。那是成为我的力量与记忆的南方，那是我用尽爱意与愤怒紧紧抓住的南方。

这些，就是《失落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