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千方百计将控诉宣言带出集中营
在党卫军生活区隔壁，二号火化场的二楼，有一间木匠铺，三名木匠在那里辛苦劳作，以完成各种指派的任务。目前，他们正忙着做一份“私人订单”。穆斯菲尔德利用机会，让这几名木匠给他做一张“贵族式卧榻”，一种可以做大沙发用的双人床。这活儿要尽快完成。
这可不是件容易做的差事。但在火化场，下了命令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几个木匠从散落在火化场里的建筑材料里找到了需要的木材。弹簧则是从安乐椅上拆下来的，有些被流放者带上这些椅子，是为了让体弱的双亲在路上更舒适些。火化场院子里有好几百张这样没人要的椅子，我们过去常常在干完活儿后坐在上面休息，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卧榻是按照指示打造的。对于我来说，它是让人好奇的物件儿。我一直关注着它的全部制作过程，看着它完工。我曾观察匠人们安装弹簧，并罩上考究的织锦。两名法国电工为卧榻装了一盏床灯，还留出了放收音机的位置。在经过刷漆修饰后，它看上去很不错。摆放在位于曼海姆的资产阶级式小家庭里，较之摆放在火化场让人讨厌的阁楼里，这张卧榻看起来的效果可能会要好一些。卧榻的确是要于周末送往穆斯菲尔德在曼海姆的家。它会一直等在那里，直到这位纳粹头目从折磨人的战争中凯旋，可以在上面歇息一下他那疲惫的身子骨。
卧榻运走前最后一周。有一天，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看到他们准备了六件丝绸睡衣，计划要随卧榻一块运走，那是卧榻很好的搭配用品。这些睡衣用料是非常好的进口丝，当然在外面弄不到。在外面，配给票得用来兑换最为紧要的物品。集中营也有自己的配给系统，这个系统要比德国境内的通用体系要好得多，因为它可以向其内部成员提供任何想要的物品。在更衣室，物品就在那，等着人来拿。每件物品只需“弹指一挥”就能取得。只需将一粒子弹射入原物主的后脑勺，枪口喷出一股火舌之后，物品就唾手可得了。
通过这种方式，党卫军军官们获得了大量珠宝、皮革制品、皮毛大衣、丝绸和优质皮鞋，每周他们都会成捆成捆地送些东西回家。
有人发现，在送走的包裹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奢侈品外，还有几百件茶、咖啡、巧克力以及罐装食品，所有这些也能在更衣室里弄到。所以小队长有了让人做个卧榻送回家的想法。
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直到卧榻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一个念头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成形。慢慢地，这个念头变成了一项工程。几周后，特遣队将会成为历史，我们都会死在这里，对此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甚至也已经接受了现实，因为我们知道并没有出路。然而，有件事让我难过。十一支特遣队都已经消失了，他们也一块带走了关于火化场和刽子手的可怕秘密。即便我们不能幸免于难，我们也要确保全世界知道，有一个民族妄想成为地球霸主，让全世界认识该民族让人难以想象的残暴及恶劣行径，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份留给全世界的信息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不管是随后很快就被人发现，还是多年后才被人发现，它都将是一份了不得的控诉宣言。这份信息将由一号火化场特遣队的全体成员共同签名，他们完全清楚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只要这份信息藏在卧榻里被带到集中营的铁丝网之外，它就会暂时保存在穆斯菲尔德在曼海姆的家里。
书稿及时拟定好了。它详细地描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自建立起所犯下的恐怖罪行。集中营里刽子手的名字也包括其中，还有我们估算的被处决人数，执行处决所使用的方法及工具也有描述。
书稿书写在三大张羊皮纸上。特遣队里的编辑，一位来自巴黎的画家，用漂亮的字体进行了书写，沿用了古代书稿的传统，还使用了印度墨水以确保书写的文字不会褪色。第四张羊皮纸上是特遣队200名成员的签名。几张羊皮纸用丝线缝在一起，然后卷起来，放在由我们当中一名锡匠做的特制柱形锡管里，最后进行密封和焊接，以免文稿受空气和湿气的侵蚀。我们的工匠把锡管放在卧榻的弹簧里，夹杂在羊毛填充物中间。
另外一份完全相同的书稿被埋在二号火化场的院子里。P101－103
本书描述的事件，让人近乎难以想象，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希特勒统治德国的12年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光。尽管人们竭尽所能，想要确保不要忘却这段历史，但事实是，有过纳粹集中营经历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出面作证。历史会不可避免而又残酷无情地，将个人分解为“非个人”，将个体融入集体，将眼前变成遥远。纪念碑和博物馆，无论它们多有说服力，都永远不能真正或完全传递真实的体验。这是米克罗斯·尼兹利医生的书，在成书60多年、付梓50多年之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它的首度问世，是在《现时代》，那是让一保罗·沙特的书评月刊。关于这一话题，出版最早的图书之一，就是《逃离奥斯维辛》。该书出版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想知道，死亡集中营里每天都在真正发生些什么。尽管作者的立场，存在道德观不够明朗的问题（布鲁诺·贝托汉在他颇富说服力的前言中，已经提到过这一点），但正如《纽约书评》在评论有关这一话题的几本图书时所指出的那样，《逃离奥斯维辛》一书仍然是“读者所能见到的关于奥斯维辛的最好的短篇纪实”。眼下，我们手头拿着的，是此书的新版本，因而有必要说一说相关的背景。
1944年3月中旬，德国人入侵匈牙利。根据希特勒的一项长期施行的“保护性拘留”政策，所有犹太人立刻被软禁了起来。“保护性拘留”是希特勒掌权后当即推出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要威吓和控制所有可能对其新生政权构成威胁的人。不久之后，放逐措施就开始施行。4月，尼兹利医生和他的家人。跟瑙吉沃劳德省奥拉迪亚市里所有的犹太人一道。被装进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贩牛车厢里，运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人装在牛车里，贬低其身份，这是纳粹在完成“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纳粹为灭绝欧洲的犹太人而推出的政策，由亨利希·希姆莱提出、阿道夫·艾希曼执行。1941—1945年间，该计划曾在集中营里害死了约600万犹太人。——中文译者注）时经常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到集中营后，尼兹利医生和他的妻子和女儿立刻被分开关押，尼兹利医生不久就被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勒医生遴选出来，负责管理集中营的医疗工作。就这样，尼兹利成为了特遣队的一员。特遣队是一个由具有特别资质并享有特殊权利的囚犯组成，专门负责火化场有关工作的单位，这个单位又称“活死人特遣队”，其成员经遴选产生，包括860名男性囚犯，他们要么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要么体力过人、身强力壮。只要活着，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日子就还凑合；但总体上，从在火化场第一次执行任务那天算起，他们只能苟活4个月的时间。这一短暂时期结束后。他们一律会被清理掉，并被新的一批囚犯取代。以此方式，纳粹当局希望不让世人知道在这些“死亡工厂”里发生的事情。
他们的计划险些得逞。从1940年4月开营至1945年1月解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服役的党卫军，人数约几千人。首先，在集中营服役的党卫军，全都必须发誓不泄露他们的见闻。其次，1944，年，德国当局毁灭了所有列有运往奥斯维辛犹太人姓名的运输清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下令销毁所有其他能够用于定罪的文书。再以后，1945年初，当俄罗斯军队逼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其他的证据，要么被烧毁，要么被转移到了更靠西边的集中营。1月中旬，党卫军匆忙杀害了上万名囚犯。之后，大约在1月18日的午夜时分，他们弃营而逃，集中营再也没人看守。按照尼兹利的描述，剩余的囚犯。随后利用人去楼空的嘹望塔和敞开的大门，纷纷逃离了集中营。他们担心要是等待下去，在俄罗斯攻势下节节败退的德国人，会在向西撤退之前短暂停留，抽出时间先将他们杀掉。1945年1月27日，当苏联人终于到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最后一批死在党卫军手中的受害者的遗体。但同时他们也发现了7000名还活着的囚犯。他们选择留下来，主要是因为病得太厉害，身体太虚弱，没有逃生的能力。因此，尽管纳粹们费尽心机，他们却没有能够毁掉有关集中营的所有证据。屠杀罪行的庞大规模。以及德国人崇尚办公效率的作风，都使得真相最终不可避免会得以昭示。
过去40至50年间，关于集中营的上千份资料和图书陆续得以问世，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胡斯的自传，幸存者的个人讲述，以及问鼎其中由达努塔，·捷克撰写的里程碑式作品《奥斯维辛记事录》。但据我所知，这些书中，没有一本曾详细记述过火化场内部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原因很简单：通往火化场的大门，就是通往死亡的大门。
尼兹利医生得以幸存，这差不多是个奇迹。通过他的眼睛，我们得以回顾那个非凡的时代；通过他独特的视角，我们还得以见证一个计划要延续千年的、疯狂而自大的帝国，是如何慢慢走向解体的。尼兹利医生“非专业的笔法”所展示的画面跨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抵达集中营后所做的“遴选”，到1944一1945年初的系统性灭绝行动，最后再到1945年冬标志纳粹从此走向分崩离析的噩梦般的大迁徙。我用了“非专业的笔法”这个说法，是因为如尼兹利医生本人所说：“这些恐怖事件超出了我的想象，在经历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不是一位作家，而是一名医生。今天，在讲述这些事件的时候，我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医生。”但是，这里，风格的缺陷并不重要；在这样一部作品中，真正重要的是它使用的素材。
米克罗斯·尼兹利所经历和目睹的那些事情，即使是今天，很多人都不愿去相信。因为人的思维会倾向于拒绝苦难和不愉快的经历。从拒绝苦难和不愉快的经历，到否认发生过对自己同类的那般对待和折磨、那般贬抑和羞辱和那般非人道，仅仅需要迈出简单的一步。因为今天还有人拒绝相信。一度发生过1200万人遭到灭绝的史实，其中有500万一600万人是犹太人。他们仍然认为这样的事全是胡编乱造，或者至少是严重夸张。这么认为的人只是极少数，但其他更多人却在排斥思考这个问题。即使有人知道这件事且并不排斥，他也很有可能会问：老抱着这个问题不放，有什么意义呢？干吗要炒冷饭、掀旧仇呢？何不原谅与遗忘，与其愤怒回顾逝去的往事不如转身去开创未来？这些问题，的确有道理。问题的答案来自受害者。梅耶·莱文曾经写道，“这些纳粹暴行的受害者，他们设法将自己的经历藏匿起来，哪怕那仅仅是些只言片语。他们把字写在墙上，希望死后世人有一天会知道这些事，不仅仅是数字的认知，还应该有情感的迁移。我们有责任去倾听。”
至少在获得解放的头几年，那些经历过集中营生活的人，往往只是勉强或根本就不情愿谈起那段往事，更不用说将它诉诸文字。这个话题过于痛苦。他们不愿再去回顾；这是让他们疗伤的时候，是设法让他们过好日子的时候。后来，面纱被掀起，至少是被部分掀起，因为有人越来越感觉到，必须把故事讲出来，“以便让世人不要忘记”。回顾过去，人们最经常提到的问题似乎是：这怎么可能会发生呢？世人怎么可能让它发生呢？这些问题。没有轻松的答案，尤其因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二战晚期，很多西方领导人，他们的确知道，希特勒的铁丝网背后，在发生些什么事情，即使知道的不是什么严峻的细节，也起码是这些事情的大致情况。然而，正如近年发生的事件所揭示，世人预防暴力的能力都非常有限，这是让人痛苦的事实。
除了这些以外，我必须再补充一点，那是布鲁诺·贝托汉在本书前言中反复提出的一个尖刻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会甘心毫不抵抗地接受逮捕、流放和杀害呢？更加一针见血的是，为什么14批特遣队中仅有一批，直到死到临头了，才决定奋起反抗呢？既然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日子可活，既然知道清理完自己的前任、会继而被自己的后任以同样方式清理。为什么他们不“死得像个男人，而不是活得像个死人”呢？沃尔特，拉奎尔给达努塔·捷克的权威著作写了序言，其中他提醒世人说，我们应该记住关于犹太人大屠杀事件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元素。他的这番话，如果不是全部回答了，至少也是以最好的方式回答了以上提出的几个问题。许多（如果不是“多数”的话）欧洲犹太人，都已融入了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德国毕竟是诞生过巴赫、贝多芬、康德、歌德和席勒的民族。这样一个民族，他能真正“坏”到哪里去呢？希特勒是个反常，他毫无疑问会很快为人们所唾弃。拉奎尔等人也提醒我们，除了其他囚犯外，奥斯维辛还关押过1，3万名苏联战俘，他们都是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要是条件允许的话，他们都会揭竿而起、血战到死。但事实是，他们当中只有92人活了下来，而且根本没有苏联人起义这回事。非常简单，在当时那场不公平的生死游戏中，集中营里所有的受害者，无论是犹太人、吉卜赛人，还是战俘，在诡计多端的监押者面前，他们都同样地无能为力。
保守估计，有1，2万人殒命于纳粹集中营。他们多数是被冷血杀害的，但更有无数人是死于饥饿、疾病和自杀。这些数字令人惊愕、难以理解。尼兹利医生此书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个人的见解。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以第一手资料向我们表明，那个人间地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正如布鲁诺·贝托汉所说，“书中讲述的事件，尽管让人毛骨悚然，但却有必要一讲再讲，直到其现代意义深入人心。”
理查德·西弗尔
米克罗斯·尼兹利著的《逃离奥斯维辛》畅销七十年、感动世界的经典之作。过去七十年间，关于集中营的上千份资料和图书陆续得以问世，这些书中，没有一本曾详细记述过火花场内每天都早发生的事情。原因很简单通往火化场的大门，就是通往死亡的大门。而尼兹利医生见证并得以幸存，差不多是个奇迹。拖过他独特的视角，我们还得以见证一个计划要延续千年、疯狂而自大的帝国，是如何慢慢走向解体的。尼兹利医生所展示的画面跨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从抵达集中营后所做的“遴选”，到1944—945年初的系统性灭绝行动，最后再到1945年冬标志纳粹从此走向分崩离析的噩梦版的大迁徙。本书的价值及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够以第一手资料向我们表明那个“人间地狱”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同时告诉所有读了这本书的人，命运会残酷地蹂躏我们，考验我们脆弱不堪的人性，让我们痛苦地做出攸关生死的抉择，但绝望之际便是希望之时。
米克罗斯·尼兹利著的《逃离奥斯维辛》描述的事件，让人近乎难以想象，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20多年。希特勒统治德国的12年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光。尽管人们竭尽所能，想要确保不要忘却这段历史，但事实是，有过纳粹集中营经历的人，很多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出面作证。历史会不可避免而又残酷无情地，将个人分解为“非个人”，将个体融入集体，将眼前变成遥远。纪念碑和博物馆，无论它们多有说服力，都永远不能真正或完全传递真实的体验。这是米克罗斯·尼兹利医生的书，在成书60多年、付梓50多年之后，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它的首度问世，是在《现时代》，那是让一保罗·沙特的书评月刊。关于这一话题，出版最早的图书之一，就是《逃离奥斯维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