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干过太多无耻的事。
对于人类生活，我总是无法理清头绪。从小在东北乡间长大，我初次看到火车是年纪稍大点后。那一次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还以为那是贴心的铁路局为了把车站弄得像国外游乐场一样有趣好玩，而特地建造的新潮设施。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深信不疑。那之后，在天桥上爬上爬下成了我最擅长的游戏。后来我发现，天桥只是为了方便人们跨越铁路，是一种功能性的设施，突然就了无兴趣。
不仅仅是火车站的天桥，小时候看到绘本上的地铁，也认为那是因为在地底下跑的车要比在地面上跑的更有趣，所以才会建造。
小时候我是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经常需要躺在床上。躺在床上，我就会把床单、枕套、被套都当作是无聊透顶的装饰品。到了快二十岁时，突然发现这些都是实用品。我很意外，对人活于世的这种简陋不禁生出来悲哀。
我不懂得饥饿是何种滋味。这样说并非傻乎乎地想说自己是出生在富奢之家，而是因为我的确不曾有过饥饿感。这或许有点奇怪，但我就是这种即便饿了也感觉不到的人。上中小学时每当放学回家，遇到的大人们总会七嘴八舌地说：“饿了吧？我们都是过来人，放学回家时肚子总是饿得够呛。来点甜纳豆如何？还有蛋糕和面包呢。”那时，我天生善于拍马屁的德行就展现了，会一边嘴上说“饿了”，一边顺手把十颗甜纳豆扔进嘴里。但其实我没有一点饿的感觉。
问题是我食量并不小，只是不记得什么时候吃东西是因为饿。而且人们眼中的山珍海味我吃起来也不会客气。外出用餐，还勉强自己尽量吃。那时候，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家吃饭。
在乡下家中，每到吃饭时，全家十几口人就会分成两列一个挨着一个坐在桌旁。家里最小的我自然忝陪末座。吃饭的房间光线通常都很暗淡，十几人坐在桌旁没有一点声响地扒饭，回想起来总让我不寒而栗。我家是传统守旧的乡下家庭，菜肴基本是一成不变，我渐渐对山珍海味不再抱期待，最终竟觉得吃饭是可怕的。坐在那幽暗房间的餐桌末端，恐惧让我一个劲地打寒战，在努力把饭食强塞进口中时，我会想：“人干吗一天非吃三餐？”每个人吃饭时的表情都是那样严肃，俨然是在举行某种宗教仪式：这样一家人每日三次，准时聚集到幽暗的屋中。餐盘的顺序要摆放正确，即使不饿，也得沉默着吞下那些食物。以至于我曾以为，这是在向家中那些不知在哪飘来飘去的亡灵祈祷。
每当听到有人说“人不吃饭就会死”，我就会觉得是在恐吓。然而，单这种迷信的说法（至今我也坚持这是迷信）却总能带给我不安和恐惧。人不吃饭就会死，所以必须吃饭，还要劳动——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难理解、充满恐吓的了。
为此我很难理解人类的行为。我的幸福观与世人大相径庭。对此我深感不安，经常在夜里辗转反侧、呻吟不止，甚至精神发狂。我究竟算是个幸福的人吗？自幼就常有人说我幸福，我却总觉得自己有如身陷炼狱，那些说我幸福的人在我看来反而比我幸福太多。
我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认为自己是背负了十个灾祸。这样的灾祸要是让别人任意背上其中一个，恐怕都会让这个人一命呜呼。
对于他人所承受的痛苦的性质和大小，我根本无法理解。对我来说，也许现实中那些靠吃顿饭就能化解的痛苦，很可能才是最大的痛苦。甚至我刚说的那十个灾祸在这种痛苦面前都不值一提。我有时会想，那些我无法理解的痛苦才是凄惨的阿鼻地狱。果真如此吗？我不知道。最无法让我理解的，是这些人即使如此也不想轻生、不发狂，他们依然大谈特谈政治之类，什么不绝望、不屈服，要继续与生活进行不懈的战斗。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根本不觉得痛苦？是不是变得过于自私自利，从而将这种状况视为理所当然，难道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否则，那就是真快活。不会是每个人都如此吧？真的都满足于此？我不知道……夜里酣然入睡了，。早上醒来就能神清气爽？他们做怎样的梦？走路时想什么？钱的事情？仅此而已？我听说过“民以食为天”，却从未听过“人为钱而活”。不，也许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不懂……思绪开始困惑起来，我更加惶恐不安，仿佛自己就是异类。几乎无法与他人交谈，我不知道谈什么，也不知从何谈起。
对此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插科打诨，用滑稽来讨好众人。
我这是在向人类求爱，也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我对人类充满恐惧，却没法让自己对他们死心，然后放弃。于是滑稽就成了一根细线，维系着我与人类的联系。表面上，我对人总是笑脸相迎，可在我内心里，却是在为人类拼死拼活，以高难度的动作汗流浃背地提供最周详的服务。
关于我的家人——这些与我贴近的人，他们有多痛苦？为了生活在思考些什么？我一无所知。我只是畏缩着承受家人之间难以承受的隔膜，并由此从小练就了取悦他人的本领。这也就是说，不知不觉中，我成了个半旬真话也不会说出来的孩子。
P8-11
这本书把太宰治的两部中篇，加上一部未完成的短篇合在了一起。合在一起的理由除了篇幅上的考量（因为作为中篇，出单行本有不便之处），主要的考量还是这两部中篇对作者的意义。尽管在短短三十九年的生涯中，早慧的太宰治写下了大量作品，但真正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并影响了很多人的应该是这两部了。不仅因为这两部作品是在他临死前创作的，更因为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一脉相承，同时也最能体现太宰治的艺术风格与成就。《斜阳》创作于作者投水自尽那一年的上半年，《人间失格》则可看作是作者的绝笔，《Goodbye》是在他投水自尽的当天，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未完作品。
有人这样说：如果把《斜阳》看作是太宰治艺术生涯的集大成者，那么《人间失格》就是他对自己的艺术以及生命的最后清算。两部作品有所不同的是， 《斜阳》更像是一曲“时代的挽歌”，是对作者自己出生的那个阶层所代表的古典时代，不可挽回的衰亡的哀怨与惋惜；在日本，“华族”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贵族”阶级，从明治维新开始就走上了不归之路，衰亡消失是必然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在太宰治生活的那个年代，也就是二战前后加速了，到二战结束彻底了结。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作为这一阶层的后裔，作者在用一个家庭的悲剧性故事展现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在表述自己的感受。在这篇小说的最后，弟弟直治在绝命书中呐喊出“我是贵族”，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感受，一种无可奈何，同时也是不甘。其实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多次借人物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贵族这一人类社会古典时代的特殊阶级的矛盾情感，活着时直治拼命想要改变自己，抹掉与生俱来的贵族的烙印；但在决心结束自己有些多余的生命时，却依然还是做出了明确的身份确认。和子、直治两姐弟的所作所为，既是一种对进入现代的渴望，同时又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子的“恋情”，对上原的“主动送上门”，以及直治的堕落，企图通过自我玷污来达到被新时代接纳的目的，无不都是身份认同的矛盾性与焦虑性的体现。但作为个体，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果，用直治的话讲就是：“我既无法重新回到我出生的那个世界，平民的世界又只给了我满是恶意与不信任的旁听席。”这也许是人类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那就是个体被牺牲的无奈与个体认知之间的差异性的无法妥协。
而与《人间失格》相比， 《斜阳》的不同之处在于，同是一曲挽歌，它却是献给一个正在消失的时代的，是从一个大的时空尺度上在展开；而前者则是从一个人、一个小写的人的角度，在展现人性另一面的无力。所以我们可以说，两篇作品通过不同层面，表现出了人的世界外在与内在的统一性；无论所针对的角度如何偏狭，对于人类整体而言多么微不足道，但对于个体的人而言，却并非如此。至少作为编译者在编译过程里，有很多的感同身受。这样说并非是在说作为人的我们，跟作品中的主人翁有着完全雷同的心路历程或者生活经历，而是说在某些方面，或者某些点上吻合了。
《人间失格》的主人翁叶藏对社会、对人类的恐惧与否定，既有他幼年遭到用人们的伤害的外部因素，也有他性格的内在原因。在今天，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典型的忧郁症受害者。害怕他人、害怕生活、无法适应环境等等，那些具体的心理表现、外部的行为，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或多或少地有过类似的经历，甚至眼下还在继续经受着类似痛苦的折磨。至于作者把自己的这种经历汇集到一起，集中并加以放大，是否导致了片面化，其实是一个不应该在阅读过程里代入的问题；同时，作为读者更不该做的是强行从“私我”里跳出来，站在宏观的立场去针对。可以这样说，当历史进入到人的历史时，从一开始人的存在就成了一个代替家族、社群、国家、社会的核心存在物，个人的问题也成为了人类的主要问题。那个“上帝死了或者不在了”的命题，其实就是关于人是否准备好了去独自面对生存的命题。而在《人间失格》里，太宰治表述的正是一种人突然被独自抛向人海，找不到立足点后的彷徨与自我的放弃。作为读者的我们，应该从作品中去感受与发现的是那些具体的细节，那些小我的心理上、生理上的相似感。我想其中有很多是持久性的，并不会因为时代、社会政治的变化而改变。这就好比无论用什么东西击打，人的疼痛都会是一样的。只有承认了这种普遍性，人的历史意义在今天才存在，这也正是太宰治作品在今天甚至未来的意义所在。
无论是《斜阳》，还是《人间失格》（按照本意也许译作“失去人的资格”更贴切），无不都是过去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在具体的人身上引起的反应。村上春树曾说：“所谓自然主义小说或者‘私小说’我是读不来的。太宰治读不来，三岛由纪夫读不来，身体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那样的小说，感觉好比脚插进了号码不合适的鞋。”我们且不论村上自己的作品是否也存在“私小说”的意味，其表现的人物生活是否也与太宰治的有着相同的渊源，只是时代不同；至少不能因此来否定这类风格的小说在社会性与艺术性上的存在价值。
正如作品中作者在“后记”里借那位咖啡店女老板的口说出的：“我们认识的小叶，率真、乖巧，也诚实幽默。只要不喝酒，不，就算喝了酒……也是像神一样的好孩子。”要知道世界除了你自己，从不会排斥任何人；关键所在是能否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合适的位置。
《人间失格》收录太宰治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斜阳》《Goodbye》和《人间失格》。
《斜阳》（1947）是日本战后文坛非常重要的作品，曾创下战后文学作品畅销的纪录，“斜阳族”一词作为没落贵族的代名词而广为人知。作品表现了战后贵族后裔的社会地位日益衰微，荣华不再的窘境，也可以说是太宰奉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
《人间失格》（1948）是太宰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写于自杀之前，即他的绝笔之作，也是太宰文学“最深刻的到达点”（奥野健男）。作品刻画了一个性情乖僻的青年知识分子，饱尝世态炎凉，沉湎于酒色，最后毁灭了自己。
《人间失格》收录太宰治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斜阳》《Goodbye》和《人间失格》。一九四五年，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无条件投降宣告结束，城市的废墟弥漫着精神危机。太宰治的文学以耀眼的光芒照射在废墟之上。他的文学本来就是以现代的危机意识、世纪末的颓废意识作为出发点的，因而当战后的现实陷入危机之际，他的文学以强有力的现实感诉诸于人们的心灵。一九四七年，太宰治发表了《斜阳》。这部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描写了战后这一道德过渡期的牺牲者的悲剧，为他赢得了如潮的赞美。他临终前写成的《人间失格》，可以说是他整个一生的自画像，从中可以看到他从多愁善感的少年一步步丧失为人资格的过程，被誉为日本文坛“不朽的杰作”，是“太宰文学的总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