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期间，中国向西方国家输出了许多东西，如茶叶、丝绸、瓷器等，且改变了这些国家。西方世界也向中国输入了许多新奇的东西或者是有害的东西，也因此改变了中国。

但，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郭晔旻著的这本《丝路小史（海丝卷）》将从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路线出发，为我们讲述更具体的相关内容。

“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后，全球的眼光再一次被吸引到这两条神奇的商路上。我们看到一段壮丽史诗——在辽阔广袤的欧亚大陆上，有过两条史诗般的商路，它们一头连接着大陆东头的长安、洛阳，一头连接着大陆西头的罗马、威尼斯。丝绸、瓷器、茶叶……“中国制造”除了商品的价值，更是艺术，是精致、优雅、高贵的代名词，让世界为之如痴如醉。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既是两条商路，又是两条文化之路，千百年来，无数的东西方民族和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谱写了一曲文化交流的千年颂歌。

郭晔旻著的这本《丝路小史（海丝卷）》为我们回顾了这条丝路的千年交流史。

01 历史的荣光

  见证陆海丝路的兴替

  巴格达和巴士拉双城记

  兴亡谁人定

  月港：海禁大门上唯一开放的窗

  贸易的支点

  澳门：大航海时代的海上明珠

02 被世界改变的中国

  舶来的稻米

  占城稻改变了舌尖上的中国

  洋芋之“洋”

  土豆如何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历史？

  《几何原本》

  传教士从海上带来的礼物

03 被中国改变的世界

  这里芬芳四溢

  开启大航海时代的“香料之路”

  一片树叶的奇幻之旅

  通往咖啡故乡的茶叶之路

  一种生活方式和一场战争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生意

  海上丝绸之路的奇幻之旅

  大洋之上的“瓷器之路”

04 海商？海盗？致先驱者

  郑和下西洋

  海上丝路的巅峰时刻

  海商？海盗？

  郑芝龙与他的海商帝国

05 没有硝烟的战场

  重商主义的大宋王朝

  财源滚滚的市舶司与发财的胡商

  权重一时的中东商人

  蒲寿庚：海云楼的主人

  一个家族最后的绝响

  蒲氏家族与大元的海上丝路

  被白银杀死的帝国

  舶来的白银如何导致大明帝国的灭亡？

  大明王朝的拿来主义

  从“佛朗机”到“红衣大炮”

参考文献

一个重要家族的迁入

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与广州相比有其特色。譬如泉州市舶司的官员每年要祈风两次，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春天要祈求南风早日来临，好欢迎海外的蕃商及回归的泉州商人；秋天祈求北风，是为了让去东南亚贸易的商人一路顺风。而广州市舶司每年只于五月祈风一次，秋天不祈风——广州人一般不到海外贸易，他们只需等待蕃商前来贸易，所以，每年他们只要为蕃商的到来祈一次风就可以了。

宋代的福建海商纷纷冒险去海外贸易，这种情况在中国其他地区相当少见。当然，也因为这一原因，福建成长起了本地的海商集团，这同样是中国其他港口罕见的。福建沿海船民长年于海上航行，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和驾驶技能，“风色既顺，一日千里，曾不为难”，“舶由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使得泉州海商船队拥有远航海外的优势。直到南宋前期，泉州大海商还多为本地人，其中许多成为亿万巨富。但南宋中期以降，本地海商“破荡者多，而发舶者少”，海外贸易的主导权逐渐转到“贾胡”手中，其中就有一个对日后的泉州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蒲氏家族。

这个蒲氏家族的来源至今仍未有定论，其原因在于见诸史册之时，他们已经很大程度上被本地化了。翻阅古籍，有人说他们是阿拉伯人，有人说他们来自波斯，更有人说他们是西域回纥人，莫衷一是。不过，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其是从广州迁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这个说法。这个家族的祖辈从事香料贸易，曾经寓居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沿海）。唐朝时期，蒲氏先人迁居广州，“彼时为广东第一富豪，统理外国贸易……富甲两广，总理诸番互市”。到了宋代，广州蒲姓虽然富极一时，但很快就没落了。

南宋时期，蒲开宗把整个家族从广州迁到了泉州。定居在泉州的蒲开宗，带领族人翻开了新的篇章。他一边继续从事以贩运大宗香料为主的海外贸易，一边跑去泉州安溪当起了安溪县的主簿。1974年，在泉州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龙涎香、胡椒等。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很可能就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为了鼓励蒲开宗的贸易活动，南宋政府赐给他“承节郎”的官衔，虽然不是大官，但这是有官阶的，比他之前当的主簿分量重多了。当时，在泉州获得这种荣誉官衔的中外著名商人，有阿拉伯商人蒲罗辛、福建纲首蔡景芳。他们分别是因载乳香来泉州抽解价值30万贯和贩人海外宝货收息钱98万贯，而被授以“承信郎”的。蒲开宗的承节郎比他们还要高一阶，说明他贩运或招徕的蕃货更多，对泉州港海外贸易的贡献更大。尤须注意的是，蒲开宗于修祠造桥之类的社会公益事业也多有介入，并由此博取了一定的好名声。

蒲开宗死后，其子蒲寿庚继承父业，继续做香料生意，至1252年，他已大显身手了。史称他年少时“豪侠无赖”，可见他具有一种豪爽顽强的海商性格。以后的事实更说明，他不仅在经营海外贸易方面很有本领，而且在外商中负有威望，故而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三十载，“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在海上贸易中影响力巨大的蒲寿庚终于被南宋政府看中，从而登上了泉州市舶司提举的宝座。在如此重要的港口，一反常规地起用一个蕃客商人来担任市舶使，说明当时的宋廷意图借此招徕更多的外商前来贸易，从而增加舶税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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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着超过一万公里的海岸线，中华先民的原始航海活动可上溯到新石器时期，但海上贸易路线的开拓则始自秦汉。西汉武帝时开拓了南海丝绸之路，中国的海船已经能远航印度洋，以中国的丝绸与南亚、东南亚各国交换特产。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自今斯里兰卡乘船，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爪哇）本想回国到广州，但因途遇狂风恶浪，迷失方向漂至山东青州登陆。到了8世纪中叶，东西方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空前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了新的突破。中国海船已经有能力从广州起航，穿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西岸北上，再沿海岸线两行至波斯湾，最后抵达今天的巴格达。

唐代中期后，大批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正是通过这条海上丝路，侨居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大商业城市。唐代中期后的广州已是围际贸易大港，不仅是东两方货物的集散中心，而且也是“汉蕃杂居”的要地。当时广州外围人很多，已经有称为“蕃坊”的外国商人集居地。当时从外国输入广州的主要商品是香料、珍珠、象牙、犀角等珍品，而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金银、铜钱。外国输入的商品要纳税3／10。珍贵的物品由当地政府收买专卖，名日“收市”或“榷”。光是由政府收买专卖的收入，就等于当地两税的收入。如《旧唐书·王锷传》记载：“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可见对外贸易的税收给唐政权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这些海外客商（蕃客）在中国落地生根，繁衍生息，甚至出现了宋元之际的蒲寿庚这样掌控福建海外贸易大权的风云人物，而他所在的泉州（刺桐港）也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大港。

巾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载：“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中国船舶共分三等……火船一只可载一于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士兵四百人，另有小艇三只附属之。”中国古代造船业与航海业的辉煌也在明朝初期登峰造极。大航海家郑和从公元1405年至1433年曾先后七次率船队远航，经历了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岸和红海沿岸港口。郑和每到一地都以中国的丝绸、瓷器等物换取当地的特产，或馈赠当地的国王，并于每次出访回国时，邀请各国使节同来中国访问。这样，来我阁通好的使节越来越多，到第六次回航时，随同船队来我国的使节竞达16国之多。

郑和之后，明代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的远航船队，中国人将大航海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拱手让给了两欧列强。1497年7月5日，在全城一片欢呼声中，勇敢的探险家达·伽马和水手们的船队驶离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经历了10个月的艰难航行，1498年5月20日，“以耶稣和香料的名义”，达·伽马的船队终于在印度的卡利卡特登陆。达·伽马也成为第一个绕过非洲大陆到达印度的欧洲人。从这时起，整个世界开始连为一体。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我同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瓷器、医学、中草药等也像最初丝绸的传播一样，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同时外国的特产如珍珠、宝石、犀角、象牙、香料；矿产如沙金、白银、黄铜；植物如棉花、龙眼、缅茄、占城稻，以及从南美引入的玉米、番薯、烟草、花生、向日葵、土豆、西红柿等新品种也被传人我国。这种发明创造和生产技术的互相交流，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明代朝廷严厉的海禁并不能阻止客观的经济规律。虽海禁森严，闽、粤沿海商人仍m海到东南亚各地经商。公元1567年，明朝政府终于开放漳州月港，开辟了一条南南海航线派生出去的、经马尼拉通向美洲的新丝绸之路。这条从漳州月港起航经马尼拉到美洲的新航线的开辟，意味着中国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几乎遍及全世界。当时的中国丝绸在国际市场上是所向无敌的。即使像西班牙这样强大的欧洲殖民者，虽然可以征服拉丁美洲和菲律宾而称霸一时，但对中国丝绸垄断马尼拉市场却束手无策。尽管一道道禁令限制中国丝绸进口，限制白银外流，但都以失败告终。

从16世纪后期开始，海商集团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1633年，在郑和结束了史诗般的航海传奇之后整整两百年，对于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横行在东方海域的欧洲殖民者来说，有恃无恐的日子突然结束了。灾难降临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他们的眼里，灰蒙蒙、怪石嶙峋的中国海岸，只有好看热闹的百姓、索贿撒谎的官员与懦弱无能的士兵，而在这个早晨，一切都变了。对手的英勇令他们吃惊。三艘夹板船被焚毁，一艘被俘，84名荷兰人被生擒，另有许多死伤。这就是料罗湾大捷。取得这场胜利的不是明朝的官军，而是郑芝龙与他的海商集团。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海商集团的规模可与郑芝龙的相比。郑芝龙的船队最多时约有3000艘船只，往来于东南亚等地。郑氏集团在经济上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为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水师，并用商业利润来维持它的水师。其海上贸易与海上武装的形式，与西方扩张者完全相同（唯一缺乏的是来自官方的支持）。他们已经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贸易与私掠的技术，并可能通过贸易与截获的肜式荻得欧洲海上最先进的装备——帆船与大炮。郑芝龙实际上是明朝末年中国海商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与郑鸿逵等人进入南明隆武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海商集刚进入帝国的统治中枢并发挥承要作川。然而，郑芝龙留下的“海商帝国”最终随着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宵告倾覆。清政府消灭了民间海商力量；在西方扩张的世界格局内，中国也再次失去了竞争海上的机会。

清政府将海上丝绸之路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西方殖民者。在萸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上，中国茶叶是其“商业工冕上最贵重的宝石”，“而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农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一文钱的东西。”于是，英国人只能非常不情愿地拿硬通货——白银——来交换茶叶，直到英国人发现一种货真价实的毒品：鸦片。殖民者将英国毛纺织品运往印度销售，然后从印度购买鸦片，运来中国出售，最后从中国购买丝茶回英伦，即“中国向英国出口茶丝，英国向印度出口毛纺织品，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使得鸦片作为享乐性的管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那是真正冰火两重天的世界。英国人喝茶养生的同时，中国人吃火烟自戕。当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及大规模禁烟运动企图打断已然形成的英国利益链条时，既然鸦片能代替门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300万～400万英镑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人最终选择了以战争暴力来恢复它——这就是鸦片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