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村史诗》（六部曲）是用花瓣式架构编织的关于一座藏族村庄的当代编年史，由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衔联的小长篇、六则关于新事物的故事和六则描写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的故事组成。恢弘的时代背景，细微的人物与事件，共同构建了一幅立体式的藏族乡村图景。

本书为阿来著的《随风飘散（精）/机村史诗》。

兔子死了，大家都说是格拉杀死了他，但格拉知道不是，兔子也知道。可为什么兔子的爸爸恩波，机村的村民，这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突然间对一切充满仇恨，并把仇恨都指向了他？机村的确发生了变化，有些东西来了，也有些东西要消失了。

《随风飘散（精）/机村史诗》是当代作家阿来所著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发生在一个叫机村的藏族村庄里的六个故事，主要人物有近三十个。《随风飘散》是六个故事中的第一个，主要写了私生子格拉与有些痴呆的母亲相依为命，受尽屈辱，最后含冤而死的故事。

随风飘散

事物笔记：马车

人物素描：瘸子，或天神的法则

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受奖辞

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代后记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少年的死。这个少年小格拉四岁。这个少年是恩波的儿子。恩波儿子九岁时，在年关将近的时候给鞭炮炸伤了。因为伤口感染，过完年不久就死去了。

九岁的少年被一枚鞭炮炸伤，是一件寻常事情，当时一帮兴奋的孩子一哄而散，留下那个受伤的瘦弱苍白的少年在小广场中央哭泣，这哭泣与其说是因为疼痛，还不如说是受到了惊吓。这个少年是容易受到惊吓的，他的绰号就是兔子嘛。兔子哭着回家去了。这件事情本该这样就过去了。但从汉历新年，到藏历新年，兔子脖子上缠着的白布条一天天变脏，人也一天天委顿下去。村西头的柳林抽芽的时候，他虚弱地对奶奶说：“我要死了。”

果然，那天晚上，他就死了。

兔子死前，村子里就起了一种隐约的传说，炸伤兔子的鞭炮是从格拉手中扔出去的。传说就是这样，虽然隐约，却风一样无孔不人。格拉想，他们错了，我没有鞭炮，没有父亲，也没有哥哥给我抢来鞭炮。他隔着树篱问兔子的奶奶：“你相信是我扔的鞭炮吗？”

老奶奶抬起昏浊的眼睛：“你是和他一样可怜的孩子，不是你。”

但当他第一次看见兔子的父亲，看见他眼里喷吐的怒火，就几乎相信是自己夺去了兔子的生命。声音细小的兔子，身体瘦弱的兔子。总是静静地跟着奶奶坐在阳光底下的兔子终于死去了，在火葬地那里化成了一股青烟随风飘散，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村中的广场上了。那个下午，天空中柳絮飘荡，格拉背着一小袋面粉从磨坊回家，在路上碰见了兔子的父亲恩波。

恩波少年时跟从在万象寺当喇嘛的舅舅江村贡布出家，又于新历一千九百五十六年和江村贡布一起被政府强制还俗，是村里少数几个识文断字的人。比他更有学问的人，只有喇嘛江村贡布。

江村贡布是一个有书卷气的先生。恩波因此也有着与其魁梧身材不太相称的善良眼睛和常带笑意的面孔。

但现在迎面走来的恩波，魁梧的身子被悲伤压弯，方正的面孔被仇恨扭曲了，清澈的双眼布满了鲜红的血丝，那眼光像刀子一样冰，火炭一样烫。格拉站下来，喉头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恩波仇恨的双眼盯着他，让他双唇怎么也张不开。他听见声音在自己肚子里：“奶奶说，兔子不是我杀死的。”肚子里的声音当然只有自己能听见。恩波走过去了。那天晚上，格拉躺在羊皮褥子上还感到心窝阵阵作痛。后来，兔子苍白的脸上，挂着羞怯的笑容在他梦里出现了。兔子细声细气地说：“他们冤枉你了，鞭炮不是你扔的。”

格拉呼一下坐起来：“那你说是谁？柯基家的阿嘎、汪钦兄弟，大嗓门洛吾东珠的儿子兔嘴齐米，还是……”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梦境，格拉每念出一个名字，兔子背后便出现一张脸，然后，那些带着强悍神情的脸便把兔子包围了，他们一起发出了声音：“说，是谁！”

兔子的脸越来越白，越来越薄，像张纸一样飘走了。他叫了一声阿妈。但阿妈不在屋里，肯定是又到打麦场上去了。那些芬芳的干草垛，是男欢女爱的好地方。格拉的泪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P4-6

这是一座村庄的历史。

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目的在于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

我自己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

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

我给这座村庄另起了一个名字：机村。“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

是的，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

当我决定要写一部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顺应新形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不断登场，又不断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这部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每个故事都各有主角。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

写下这些文字前两小时，我还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中行走，身上还带着养鸡合作社鸡场的味道，还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乡村为中国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返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但在我小说结束的那个时间点，这还只是一个渺远的希望，但乡村已然看见了一点救赎的希望。

写完这部小说，已经又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当年的希望已经不再是那么渺茫。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

……

现在，我每次回乡，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

出家门几十米，我就坐在了荫庇着我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的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如今，我也不用再担心，这些树会有朝一日在刀斧声中倒下。

这部小说首版的名字叫《空山》。

这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我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从佛教传人中国以来，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好多时候，“空”都是一种精神安慰。今天打算重版此书时，我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但他又在他名为《史诗》的批评集中，把《白鲸》、《追忆似水年华》和《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也纳入了史诗的范畴。他以《圣经》中雅各为例，重新定义了史诗：“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的生命赐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2017年7月11日